| 第三场“国进民退”：延迟了中国现代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承诺私人资本主义将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期。建国《共同纲领》确认“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推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促进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发展。政府针对当时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实行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和收购，优先保证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截止到1952年，私营工商业拥有380万职工，其工业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40%左右。与此同时，一批有代表性的私营工商业开始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先后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2年1月到10月间开展的“五反”运动，摧毁了企业家们的信心，在巨大的压力下，很多人都不想继续经营下去。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定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共同纲领》的承诺事实上已被取消。当年12月，全国60多家金融企业率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1954年宪法规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政府通过没收旧官僚资本、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等手段，逐步掌握经济命脉后，开始推行“对资改造”。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提前发动和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为了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对资改造”在 1955年11月全面正式启动，事实上废止了1954年宪法中“国家依法保护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它资本所有权”的条款。 根据当时的赎买政策，对私营企业进行了清产核资，但公方一言九鼎，私方毫无发言权。据统计，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总额为24.2亿元，并据此对私股支付年息5%的定息，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共114.2万人。此前私营企业缴纳重税及摊派公债后的盈利率约为10%，这种还本付息的赎买方式，略似当今之封闭式保本基金，但息率不仅低于盈利率，甚至低于存款利率。 1956年底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全国99%的私营工业户变为公私合营，商业户中大多数实现了公私合营或合作化。公私合营后的私方人员，在企业管理上有职无权，其管理经验不被重视，政治上沦为“改造对象”。当时资本够2000元即划为资本家，95%的人领取的定息月均只有几元钱。很多人宁愿放弃定息，以摘下尴尬的“剥削”帽子。 据说定息将发放七年，但毛泽东又说：“七年虎头，五年蛇尾，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如果还需要延长，到第四个五年计划还可以拖下去。”到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从“改造对象”变为“专政对象”，定息在同年9月停止支付，总共支付了10年，相当于全部私股股本的50%，未经任何合法手续，公私合营企业全部变成了国营企业。 “文革”结束后，开始给原工商业者落实政策。在1979年1月的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座谈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提出八项措施，其中规定：“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的财物和被占用的私人房产应该发还，过去被扣减的薪金应该补发，以前应领未领的定息可以补领。1981年又从当时在世的86万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劳动者70万人，约占81%，这些人已被改造、专政了25年。 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民营企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经历了一轮否定之否定。对私营经济和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条款相继写入宪法，向1954年宪法回归，《物权法》也于2007年公布实施。但就原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产权而言，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仍存在法理逻辑和司法实践上的悖论。 政策毕竟不能代替法律，建国以来政策上的多次变化，给政治、经济生活造成了无数折腾。就历史上国家对公民的伤害作出赔偿，在法制国家负责任政府中多有先例。因为只有取信天下，才不会导致企业家对长期稳定发展缺乏信心，相率以短期行为谋利。 第三场“国进民退”比前两场更加彻底，全国吃上“大锅饭”，市场经济被消灭，同时也消灭了从传统到现代形成的工商业文明。国家吃完“苹果”吃“葡萄”，掌控全国财富资源后，发动了“大跃进”这样的全国性瞎折腾，引发了持续多年的大饥荒，经济全面滑坡。国内、党内矛盾的日益激化，又酿成历时10年的“文革”，最终将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战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先后起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少被延迟了20年。 改革开放30年后：重新面对“国进民退” 站在“文革”的废墟上痛定思痛，才有了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民营经济的复活，给国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历经30年的休养生息，民营经济重新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比重和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有经济，贡献了一半以上的GDP，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成为国家的主要税源。我国企业的99%为中小企业，其中80%为民营。 回顾30年来经济改革的得失，在承认成就的同时也须看到，我们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公平健全的金融、税收体制：国家垄断了金融渠道，国企、民企融资待遇不平等。 与国有大型企业及权贵资本相比，中小型为主的民营企业至今仍受到不平等待遇。它们像大国企一样向国家纳税(个人股东分红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相当于重复纳税)，同时却很难从国有银行正常融资，平等享受纳税人的国民待遇。有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企业融资中80%左右来自银行信贷，但信贷总量中80%左右资金投给了大企业;而有80%左右的中小企业从来未向银行贷过款。 中小企业获取国家专项资金扶助的渠道也十分狭窄，掌控这类资金的权力部门周围都有一批机构乃至个人，截取资金额30%—50%的“咨询费”，有的甚至内外勾结通吃，成为某些人遵奉的潜规则;到一些政府部门办事，除了僵硬繁复的官僚程序，还有明里暗里的要挟索取，行政成本不菲;规模和财力也限制了人才的引进，很难组建和保持高素质员工队伍，在竞争中越来越陷于劣势。 体制框架限制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导致企业经营困难，迫使企业不得不以短期行为求生甚至违规操作，这又影响到对民营企业的诚信评价，令其融资更加艰难，生存状态雪上加霜，形成恶性循环。中小型企业抗风险能力原本脆弱，当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之际，便首当其冲地成为牺牲品，面临退货、停产、倒闭或被兼并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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