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反思检讨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但绝不背叛污蔑我的青少年时代！”
回复几句查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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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国评王小宁来电：
所谓丑化共与毛的人之"错"难道比共与毛之"罪"还要坏吗？把自己的火力猛烈射向"反共反毛右派"是毛派与我们斗争的一个重要表现。道不同不相谋。昔日的战友王希哲，难友王小宁今日与我政治立场与理念渐行渐远。各自为自己的立场与理念而奋斗吧！祝二兄保重。北京查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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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多说，只谈谈“渐行渐远”这四个字。
希哲是通过文立，知道查建国的。惜迄今未谋芝颜。
我初与文立的交往，是他民主墙时期，约我会议组党：“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该党主张是，中国应该批判斯大林模式，走出一条多元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来。
因此，我与文立的初交，“政治立场与理念”就不是反共的，而是共产主义的。我相信那时的文立是真实的，没有骗我。绝不是如徐水良今日声言当初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
这件事，我在我的散文集《春寒》中有记载：
王希哲一九九三年散文集《春寒. 怀念徐文立先生》
“他热情地紧握我的手，目光炯炯：“希哲，民主运动发展到现在，应
该是走上一个新阶段的时候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没有一个社会主
义国家允许组党，我们应该把组党的问题提出来。”
他是徐文立。一个三十几岁的汉子。我已与他合作了一段时间，向他主
办的《四五论坛》提供稿件，但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这
样勇于挑战，无所畏惧。这是一九八零年六月。随之，他邀我参加了一个
聚会，这就是后来被中共取缔民主墙的文件称作“甚至准备成立反共政党”
的甘家口会议。
企图搞政党，这是真的，但“反共”则不是真的，我们为什么要反
共呢？那时，我们谁也不反共，相反，总是竭力向官方辩白，说我们是真
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追求的不过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它是我国宪
法所规定、所“保障”的。
但官方是不耐烦听这些的。他们对我们说：“这是监狱，请你们进去
吧！”于是我们就进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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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民主党组党后，我开始接触查建国信息。
建国给我的印象是一位极有组织能力的人物，文立入狱后，他担纲，将北京民主党联总组织的井井有条。后我对文立说：“查建国对民主党，就是国民党的宋教仁”。
但他的“政治立场与理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约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后，为中国民主党发出的抗议声明和对这声明的解释：
“我们民主党对待“误炸”事件的态度是“有节制的抗议”和同时揭露中国政府对
待人权的双重标准。这个态度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要抗议。从中国利益讲，凡侵犯了中国利益的事情，即使是无意地侵犯，我
们也要说话，也要要求肇事者承担责任；从人道主义讲，我们也要对死难的同胞
表示我们的哀情；从政治上讲，顺应主流民意也才能立于进可攻，退可守的不败
之地。在８日晚我们发表了“中国民主党关于北约空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一
事的声明”。当晚在民主党海外筹委会的某同志（显然是傅申奇）来国际长途，要
求我们收回此声明，或做些什么补救措施，声称：不要讨好中国政府。我们理所
当然地回绝了这个错误的要求。”
显然。查是一个有自己明确坚定的政治立场，且不惧反对的有担当的人。希哲支持了他和北京联总。
但若干年后，查建国却完全站到了一个盼望北约飞机轰炸北京（不必“误炸”）的“带路党”立场。
于是希哲写了一篇：
《危险的“带路”倾向----简评査建国“极”赞赏和推荐郑某某的一篇文章》
（这位郑某在国内，海南人。曾是老王一位对窗“狱友”。隐去名字）
自此以后，建国先生与希哲，的确“政治立场与理念渐行渐远”了。
但，究竟是谁离原来的共同立场，“渐行渐远”了呢？
读读历史文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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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希哲出于希望更多地了解建国先生，曾认真读了几遍他妹妹，作家查建英写的查建国小传：《国家公敌》。那里面步步记录了建国先生是怎样“渐行渐远”地离开了他那更遥远年代的“政治立场与理念”的。
录几段吧：
“人大附中。......在这个阶段，他（查建国）开始崇拜毛泽东。他认真阅读了毛的传记，试图模仿伟大领袖：冬天冲冷水澡，读哲学，思考，和朋友们辩论政治和社会的大问题。他平生第一次政治行动是给学校领导写信，攻击死板的课程设置和小资情调的内容。建国至今为此自豪：在文革爆发之前，他就已经挑战体制，而且是单枪独马。”
“文革的暴风雨结束了。......建国却在社会动荡中茁壮成长，成为学校里一派“红卫兵”的头儿。他很少回家，回来时则全副红卫兵时髦打扮：褪色绿军装和军帽，衣服口袋上别着毛像章，臂上戴着红袖章。他高大魁梧，面相英武，在我眼中宛如神话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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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建国和一群红卫兵去了内蒙古。他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造中国农村。我父母为他饯行：记得那天家里挤满了红卫兵，高谈阔论，大笑，吃东西。......17岁的建国显然是核心人物，举手投足就像一位战争前夜的年轻指挥官。.....
钟阿姨（查建国生母）去火车站送他。火车启动，她朝儿子挥手。“但他表现得好像我根本不在那。他只是不停的喊：”毛主席再见！‘“她告诉我。”他中文革的毒太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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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建国的女儿出生。建国为她取名“继红”。接下来的几年对中国来说是转折关头：邓小平开始掌舵中国，使它转
向改革开放。废弃十多年的高考恢复了，我是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人之一：当时
我下乡不满一年，这个转变来得恰是时候。但建国似乎仍旧执着于以前的时代。他把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镶上黑纱，悬挂在家里墙上，他常常在像前独坐很久，陷入沉思。他妻子后来告诉我，大约有两年时间，建国都在悼念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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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的妻子最终说服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1989年初了。她是个实际的女人，
不能接受一辈子在农村过穷日子的命运。是她在贫困的岁月里把建国最后一件红
卫兵纪念品——一面褪了色、印有他们那个造反派标记的旗帜缝成了被面。现在
她决心不让女儿变成农民，可对于建国来说，返回北京等于给他20年的精神历程
划上了屈辱的句号。改造农村的革命理想成了虚妄的幻想。他没有改变农村，自
己却被改变了。
建国回到北京没有几个月，天安门的学生游行就开始了。每天去广场听演讲和唱
歌，看新一代学生造反派在行动，建国既震动又感动。二十年前，“红卫兵”的
神是毛，而现在的理想青年们穿着牛仔裤和T 恤，树立了一个新雕像：民主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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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对共产党和毛残存的信仰在6 月4 日彻底崩溃。在政治上和个人生活上他进入了一个漂泊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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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知道，建国那时已经找到了他决心为之献身的宏伟大业。几年前，他遇到
了一个叫徐文立的人，徐当年是铁路上的电工，也是“西单民主墙”时期的民运
老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短暂的解冻期，当时，在北京市区中心的西单路口，
人们用大字报的形式在墙上张贴了各种油印的政论、海报、散文、诗，这些大字
报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和讨论，直到1979年末当局出来整肃和清除了西单民主墙。
当朋友把徐文立介绍给建国时，徐刚在监狱里关了十二年被放出来。两人激情澎
湃地谈论中国政治，但一开始他们也策划着一起做点生意。其中一个想法是开家
租车公司。他们做了一些市场调查，还自封了两个人在公司里的头衔：徐将任董
事会的主席，建国任副主席。但这个策划后来也没有了下文：徐指望的投资最终
没能到位。
1998年初，中国的环境异乎寻常地宽松——政府正谈判加入WTO ；克林顿总统来
访。于是各省各地持不同政见者的小群体们跃跃欲试，乘机筹划成立一个反对党，
名字就定下来叫中国民主党（C.D.P ）。徐担任了民主党北京支部的主席，建国
担任副主席：当初经商没能用上的头衔，这回两人把它用到了更崇高的事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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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听到过的对建国最严苛的评论却来自于他的生母。“这不是勇敢，”钟阿姨
曾这么对我说，“这是狂妄和愚蠢。他从小就有英雄情结。问题是他并不是英雄。
他是一个想当将军的士兵，可以冲锋陷阵，但没有将军的才智。”钟阿姨年轻时
是一个美丽的女人。1957年，她被打成右派，失去职务，在牛棚里劳改多年。现
在的钟阿姨已经是一个鬓发斑白、70多岁的小老太太了，她笑容和善，但是腿脚
时常浮肿发痛。尽管对共产党已不存幻想，她还是认为变化只能慢慢发生。在钟
阿姨眼里，CDP 的所作所为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她曾经试图说服建国不要卷入CDP
，提醒他对于自己家庭的责任。建国却用一句经典回应：“忠孝不能两全。”钟阿
姨对建国的执拗彻底死心，在他被捕之后的头两年里都没有去探望过他。（* ）
建国对他母亲也同样不满。一次，钟阿姨和我一道去探视，两人轮换着和建国通
过电话交谈。钟阿姨说到中国太大了，不能变得太快，现在情况逐渐改善，很多
事情都在变好。我看到建国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他终于开口说了几句话，钟阿姨
便匆匆将电话递给了我。我一拿起听筒建国就语气激动地说：“我不想听她说话！
越听越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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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些，感慨万千。建国与希哲走过的道路，非常相似。也都对自己的青少年的革命时代，有过反省。这反省，希哲似更早得多（且不是邓上台后，随共产党右派中央的反文革决议去随大流“反省”，而是1973-74年向中央文革，毛泽东直接挑战的反省），且与建国共有一个重大的飞越线，就是“89.64”。
但不同的是，记得希哲曾对建国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可以反思检讨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但绝不背叛污蔑我的青少年时代！”
王希哲
2014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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