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麟征

　　(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

　　香港为了特首普选提名问题已经闹了一年半，情势进入倒数计时的关键期。陆港关系今后怎么走，关涉到大陆政权的稳定，也关涉到香港经济的繁荣。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截至目前，应该是成功的。这段期间衍生出来的许多波折，有先天的原因，也有后天的处理失当。

　　一、香港的反中原因

　　香港回归前接受了英国一个半世纪以上的殖民统治，一般人民即使保留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习俗，但在政治这一块已经完全西化了。英国统治香港，就像英国统治其他殖民地一样，虽建立了法治与自由，但却没有给予殖民地人民任何民主。在去殖民化运动风起云涌，英国被迫撤出这些殖民地前，英国才启动「宪政谈判」，硬塞给殖民地一部宪法。殖民地人民既完全不解民主政治为何物，其政治人物也无民主素养，只会抓权弄权。难怪英属殖民地独立建国后无不政治动荡，政变频仍，独裁专权情况层出不穷。

　　1984年中英协议达成之前，北京政府没有注意到英国前此在允许殖民地独立时的作为。北京承诺，回归后香港现状50年不变，却未在协议上注明所谓现状指的是1984年英治的现状，在1997年回归后50年不变。这一疏漏，给了英国13年时间，在香港大动手脚。临去秋波，启动香港的民主化进程。这是北京当年的失算。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SARS疫情爆发时，多亏北京当局剑及履及的金援，与陆客自由行带来的商机，才让香港度过危机，当时香港对北京是相当感激的。但随着大陆游客大批涌进，抢购商品、奶粉、置产、滞港生育、带动楼价攀升、两地人民人文素养的落差、加上英美及台独人士的撩拨等因素，部分香港人民对大陆产生强烈反感。

　　回归后，民主选举更是港人的高度期待。从一开始，香港泛民主人士就讥讽北京所设计的特首与立法会议议员选举是「鸟笼选举」，对历任特首的能力也颇有烦言，鼓吹直接普选。当北京让步同意在2017年实施直接普选之时，泛民主派及激进港青又加码要求特首提名取消「爱国爱港」的条件、不设候选人数限制、并允许「公民提名」等主张。

　　同时台湾因素对香港发酵。港人不思索台湾政治历史社会的独特条件，一味以台湾的直选为模仿对象。特别是今年3月「太阳花事件」，台湾极独派青年提出「公民不服从」的违法主张，成为激进港青比拟引用的活水泉源，打着无条件开放特首直选以掩饰反中、港独的立场;并以「占中」诉求，胁迫港府与北京让步。

　　二、「爱国有罪，造反有理」并不民主

　　港台都有被殖民经验，只是香港的历史更久，对英国及西方政治文化的认同更深。两地部分人民对殖民统治的历史都欠缺反思。在殖民者的洗脑，对过去殖民统治的美化，前殖民国家及美国的介入，以及在反共的意识型态影响下，认同对象被彻底异化，像变异的细胞攻击自体，两地都出现反中现象。

　　两地人民标榜追求民主的行动，都在外力怂恿，独派政党操纵，激进青年带头，盲从青年追随下，变质为民粹。民主与经济发展不同，后者可以在他国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择善弃恶，快速追赶，如大陆这些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政治民主却需要时间来设计规划、教育人民、塑造环境，循序渐进。所有老牌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是经历数以百年计的长期发展而取得，那些速成的新兴民主国家，如50年代末以来先后独立的非洲国家，因为民主政治客观条件的配合不足，到现在都还在骚动与摸索中。这些血的教训应该记取。

　　追求民主普选，应该循民主法治的规定而为。民主也好、自由也好，都不能违法，否则就是革命、政变。没有任何人可以自外于法律，青年人也不例外。但是港台两地媒体及社会却对这些年轻人特别优容、追捧，认为他们有理想、纯洁、是社会良心。其实占中运动发起人，所谓的「占中三子」都是思想成熟的的中年人，如戴耀廷、陈健民是大学教授，朱耀明是牧师。他们主张「占中」是最后选项，应持续与官方沟通，比较理性，但却被激进学生牵着走。年轻人激进有余，成熟不够。带头力主「占中」的年轻人有的是大学生，如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更有不少15、16岁的中学生，如黄之锋，理想纯洁或可肯定，但是少不更事，不知道罢课、占中等违法行动会对香港社会的法治、金融、经济、陆港关系、乃至区域情势，造成多么不可测的后果。更何况这些年轻人本身，及其背后的推动者，都有港独倾向，或者就是港独。情势令人担心。

　　最足以说明这批人的港独倾向的，就是他们反对「爱国教育」。世界各国无不实施爱国教育，人民都以他们的国家为荣。北京政府想在香港推动爱国教育，何错之有?在英国殖民香港一个半世纪之后，港人心中只知有英，不知有中的情况下，推行爱国教育不是当务之急吗?香港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不然就不叫回归。不爱中国的，何不当初直接请领一本英国护照，去做二等英国人?

　　三、大陆应对策略的检讨

　　因缘际会，香港回归时大陆将给台湾设计的「一国两制」，优先在香港落实，对香港够宽大。在香港实施了特首的民主选举，照理说，香港人应该高兴，结果不然。几年后，香港人就开始以「两制」对抗「一国」。

　　香港人要民主未必是真，否则英国殖民150余年期间，怎么没半个人提起过?香港人基本上瞧不起中国人，没钱时嫌你穷，有钱时嫌你暴发户，没素养。保不准哪天素养提升了，又有别的可嫌了。一句话，香港人认同英、美，对中国没感情也不认同。认同问题只有靠教育才能解决，北京当局看到了症结，希望在港推动「国民教育」，港府在2011年出手处理。但是港府与北京都不够坚持。2012年9月7日晚，由黄之锋领导「学民思潮」组织，发动了12万身着黑衣的大人小孩，在政府总部前聚集抗议「反国教」。港府居然屈服，撤回了「国民教育科」方案。爱国教育的无疾而终，透露了北京政府的懦弱，港人更想软土深掘。2013年3月27日，戴耀廷、陈健民及朱耀明发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信念书，争取2017年给予公民直接提名特区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权利。

　　占中问题闹了一年半，国际势力介入，台湾独派插手搅局，东海南海情势升温，美国重返亚太行动积极，日本右派嚣张狂妄，使北京意识到，香港问题处理不好，不仅可能造成台独港独汇流，还可能影响国家的安危，这才开始认真考虑不能再妥协。

　　8月31日，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首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出台。除决定2016年第六届立法会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继续适用现行规定，不作修改外，关于特首普选问题提出了几个重点。

　　一、按照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组成一个新的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

　　二、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产生二至三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

　　三、行政长官普选修改法案及其修正案，应经香港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四、如行政长官普选的具体办法未能经法定程序获得通过，行政长官的选举继续适用上一任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

　　人大常委会这一决定，有几点意义。一是断然拒绝了若干港人，对公民提名特首候选人的要求。二是强调香港行政长官当然必须是爱国爱港之人，实行两制，但不得抵触一国的原则。三是民主政治必须循序渐进，目前走到的地步就是这样，香港人要嘛接受，要嘛原地踏步。

　　其实，北京对香港与台湾本来就要有两手策略。软的一手已经用到尽头，当然就要换硬的一手。港台两地的分离主义分子占尽便宜还卖乖，就要让他们知道，北京不是可以任你们需索无度的。北京的底线不过就是一国，如果不承认同属一国，就没有甚么人情好讲的。

　　四、民主的反思

　　西方国家认为民主是普世价值，但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民主只是我们在未能找到或被证实为更好的政治制度之前的一个过渡选择。以世界之大，国家之多，各国差异之巨来看，西方那套民主制度未必可以一体适用。在民主制度广被的今天，无论是老牌民主国家，或新兴民主国家都出现了诸多问题。一是制度本身的问题，一是民主素养问题，一是领导人的适格问题。

　　以美国这样的民主样板国家为例，当行政与国会多数分属不同政党，两党恶斗越来越难避免。最近这些年，美国联邦政府不时因财政或债务问题谈不拢而关门。白宫与国会之间权斗不断，总统的政策难以落实。为了争取选票，政党中的派系不乏走上激进偏锋之路，绑架整个政党。

　　民主有其游戏规则，透过选举，多数执政，而愿赌服输是起码的条件。但我们看到太多的例子，是选举结果不如人意，败选的一方就以各种手段与诉求将民选政府推翻。如泰国的黄衫军一再发动群众，推翻了几任的民选政府;埃及在茉莉花运动之后选出的穆斯林兄弟会政府，不旋踵又被军方以政变手段推翻。面对这样的变化，美英等西方国家没有评论。没有民主素养，谈甚么民主选举?

　　在领导人层面，既然是经普选产生，而大多数的选民都是普通人，在媒体扭曲报导，金钱、派系、族群、宗教等因素影响下，选出来的多半都是能言善道，卖相佳，善于推销自己，实际执政多半眼高手低的人。这样的国家领导人，过不了多久就因施政乏善可陈，或错误百出，或操守有亏，支持度一路跌到谷底。欧巴马、欧兰德是这样，陈水扁、马英九也是这样。

　　天真的香港人以为透过公民提名，摆脱北京要求的「爱国爱党」条件，选出一个远离北京的人，就能解决香港当下面临的诸多问题吗?他们提名的人一定比提名委员会同意的人选更好吗?其实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平庸，除少数例外，如德国选出的默克尔，鲜少能透过选举，选出德行、能力、魄力、远见、沟通等样样都行的领导人。

　　最近这些年，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许多国家与学者开始讨论「北京模式」，这指的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模式。限于篇幅，此处不谈这个问题，只谈领导人产生的方式。除了候选人必须具备政党党员资格，换届的规定，中西皆一样之外，北京领导人产生的方式与西方截然不同。简单的说，西方是靠数年一度，全民参与的选举，产生领导人。邓小平以来，中国是靠长时间、地方与中央轮番历练、层层观察筛选竞争，最后再经由一个人数有限小团体的提名与选举，才能脱颖而出。前者出错的机会大，后者出错的机会小。前者可能从空而降，一举成名;后者则是从基层一阶一阶上来，步步踏实。实践检验真理，那种制度产生的国家的领导人比较有才能、有远见，从这20、30年来各国国力与国际地位的升降可以得出结论。

　　西方将普选的民主制度誉为普世价值，四处推广;中国则从不推销自己的制度，认为国情不同，各国必须自找出路，不能照搬一套完全外来的东西。两者的主张可以看出不同的胸怀气度。香港人为何见不及此，紧抱西方观点?

　　五、结语

　　北京承诺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港人必须认知到，只有在一国之下，两制的推展才有空间。架空或抛弃一国，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反对爱国教育，反对特首候选人需要具备爱国爱港的条件，不仅是彻头彻尾的港独，也是英美的打手。

　　分离主义是世纪传染病，所到之处无不纷扰冲突不断。且不说香港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外在环境艰险，美日等国力阻中国和平崛起的当下，北京对中国任何地区的分离主义都不会妥协。港独想以公民提名为由，以普选为幌子，以少不更事的年轻人为马前卒，争取香港社会与国际支持，偷渡港独的主张，这是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的，北京政府并不笨。为香港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计，港人应接受北京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首选举所提出的方案。这不是甚么「袋住先」的权宜考虑，而是循序渐进，推动香港民主进程的理性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