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2年2月22日，李又安被军事法庭宣布判刑三年半并在刑满后立即驱逐出境。 作者渴望回国曾经那么迫切，现在被在过去三年半内感到非常亲切的人民“踢了出去”，却又觉得同样难堪。 管理员让她动身时： 我最后看了一眼小狱室，我要到哪儿还不知道，所以当我听到甬道里吹起的哨声时，一瞬间，我简直希望我也准备睡觉。但是我不能再留恋了。 第二天早晨，在把上层卧铺折上去以后，孟义和我坐在窗口的席位上，警卫人员和干部就和几位乘客玩纸牌。我从窗口眺望着绵互在整个华北的平坦而贫瘠的田野，偶而这里或那里长着一棵树。当我看腻了黄土的田野时，就回过头来看看玩纸牌的人和不断在过道上来往的旅客。我看着男人的诚恳面貌，妇女的从容笑颜以及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神气。 在过去的三年牛里，我在报纸、杂志上经常读到有关中国人的新品质，有关他们怀着自豪、坚定以及快乐的心情来对待在建设近代化工业和新社会中所遇到的问题。在监狱里，我也会看到过管理员和哨兵表现出来的这种新品质的榜榉，但我虑觉得他们还不能代表一般的情况。不知是什么道理，我老是以为他们住在监狱里，在一定程度显然和一般公民有所不同。但是现在我却在火车上周围的各式各样的人中看到同样的热诚和同志友爱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也叫面条时，在邻桌的旅客间所引起的惊讶声。我听见一个人说：“真怪，外国人也吃面条。”这不过是一件很平常的小事，但它却使我内心感到温暖，因为这是我和周国的人第一次接触。我不再蹲在和人民隔绝的狱室里了。 我们继续往南走，进入了比较温暖的地区，看到成片的人们在地里准备迎接的耕种期。一个警卫员说：“瞧！那边地里的互助组。” “那里也是一个互助粗，”干部回答说，“你再也着不到单干户了。” 一个警卫员，“许多互助组都是由妇女组成的，你注意看吧。” 夜幕降临了，我读了一会儿书，然后又看别人玩纸牌，但是我发觉很难专心看书或看纸牌。决定我如何行动的时候就要到了。我应保持缄默呢，还是应该谈出我被捕和狱中的经历呢?我每次想到这个问题，就总得出一个模棱雨可的结论；我只能看风使舵，见机行事。 我回想起北京，回想起李克、管理员、小组同学、哨兵。除了里克之外，恐怕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曾帮助我睁开眼睛认识中国，这是我在大学三年期间始终没有办到的，所以我对他们非常感激。我感到我好象丢了过去最宝贵的一部分，这使我非常难过。 马尔科姆和我就坐在人已走尽了的九龙车站的茶室里，跟香港记者他们谈话。当马尔科姆谈到他的特务活动时，我注意了周圉二十几位男女的面孔。他们竖起双眉、瞪着眼睛，撇着嘴唇，用一种显然不同情和不信任的口吻提问题，明确地显示出，这批人已经气愤起来。这时，过去在监狱里想象中折磨我的猜疑和恐惧一下子全都消失了。这批人的一言一动，正和我们四年前所见的一模一样。对于这些坚决要蒙眼昧心的人还有什幺可怕的昵? 轮到我说话了，我告诉他们，我曾供给美国领事馆情报，所以被捕是完全合理合法的。我又谈到，我深深愧悔进去的所作所为，希望今后能为人民服务来弥补过去的错误。这些想法虽然在过去几年里是我思想中的主要一部分，而且是在监狱里不断谈到的，但是用英语说出来还是头一次，因此甚至连我自己听起来都觉得有点不够自然。于是新闻记者便抓住这一点，把它说成是“共产党的口头禅”，再和我未经修饰的外貌联系起来，硬把我描绘成一个精神恍惚，洗过脑筋的可怜虫。 第二天早晨，记者又开始对我进攻了。第一个是1949年我在北京认识的老朋友。他一开口便说：“又安，你昨天谈的话使我非常不安。我很想再多问你几个问题。" 我同意了，于是我们又在一起谈了快一上午。后来我在一份美国报纸上看到他写的报导上说：“她的心完全变了。” 其他一些记者则更坦率地在搜寻耸人听闻的消息。一位机灵的红头发女记者先委婉地说：“真怪，你看起来完全不象一个共产主义分子啊!”接着就用一些问题来逗我，希望能激我说出一些东西来，好做更能轰动一时的头条消息。 快到中午的时候，又有一个记者给我送来一份他收到的美国报纸发表的电讯。电讯引用我母亲的话说，我一定病得很厉害!到家后一定要住院治疗。“洗过了脑筋”"这个烙印已经牢固地给我打上了。我不知道是他们把我母亲的话歪曲了，还是我母亲被报纸的报导欺骗了。 第二步又紧接着出现了。我的领事馆朋友凯恩第二天早晨和一位瘦高个子戴眼镜的人来到了女青年会休息室，据他说，这个人非常希望见见马尔科姆和我。他是一个精神病学家，“碰巧这个时候来到了香港”，非常愿意和我们谈谈我们的思想和情绪。凯恩为我们安排好了船票、护照、钱等等事项，而且是带着他一向特有的良好兴致和豪爽大方的气派来安排这—切的。对于这些我非常感激。但是，由于报纸刚刚把我说成是“洗过脑筋"的人，同时又知道甚至连我母亲也受了他们的欺骗，我不由得感到厌恶和愤怒。这些人究竟有什么权利把一个意识形态与他们不同的人说成是不正常的人呢。 我拒绝和这位医师会面。在我看到我那打算对中国建立谅解的企图仅仅招来相反的效果之后，就坚决不再见记者了。 他们开始检查身体……他们又看看我的手腕、脚踝，接着又叫我坐起，以便检查我的脊背。 “你们是找伤疤吗？”我很客气的问道。 “是啊。”他们小心的说。 “我根本没有伤疤。” 他在我的胸上敲了几下以后便宣布“检查”完了，他紧闭着嘴唇，用一种没有表情的语调问道：“你在香港发表的那些言论中，曾说什么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谋幸福。你打算怎样去实现呢？你准备参加什么组织呢？” “对不起，我不能答复这个问题，”我回答说，“我还没有想到那么远。我只知道我想从此以后过一种正当而有益的生活。” 18、里克也出狱了，“离开一个安全而能谅解我的地方，投入一个没有保障、前途茫茫的纷扰的世界” 里克被刑事法庭宣布刑期，并由北京劳改委员会宣布假释，可以出狱。 在我上吉普车以前，我想起了又安在家里管制期间向政府借的钱始终还没有偿还。 我转过头来对方管理员迟疑地说：“我还欠人民政府一些钱，我想安排—下怎样还这笔钱。” 她紧盯着我的眼睛，接着坚定地说道：“你欠人民政府的东西多啦。用不着再记这些事了吧。” 她的尖锐的回答使我顿时面红耳赤，又难为情又有些不痛快，但我知道再坚持也没有用。 第二天我们起得很早，赶乘去边境的火车，当火车穿过绿油油的稻田和茂密的竹林时，我越来越感到心里紧张。 午后一点钟左右，火车到站了。在把行李送进一家运输站并向警士告别后，我走过一个很长的拱廊，通过这时已经没有人的海关办事处，来到设有有一排拒马的边境线。我再一次回过头去望望。我多少次梦想过这个时刻的到来啊!可是现在，我一面拖着沉重的步子走着，一面感到，我正离开一个安全而能谅解我的地方，投入一个没有保障、前途茫茫的纷扰的世界。 19、坚持真理的里克面对刁难和挑战 李又安被通知里克从香港处境了。李又安回顾自己在香港的遭遇，知道一旦他越过国境线就会受到很大压力。那么，即使他信中所谈真实，他会不会软弱下去呢？如果他果真软弱下去了，那我们能不能再继续一块儿生活下去呢？ 直到早晨6点30分左右，我长时间等候才有了着落，当时听到广播员说，“在回答‘你为什么被逮捕’这个问题是，里克回答说，‘因为我是一个间谍’。” 我心中充满了安慰。不管我们的面前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会共同抵抗它。 里克： 我刚走出警车，里克就被咔嚓、咔嚓直拍的照相机、伸过来的麦克风以及许多叫喊的人包围。他们像打连珠炮似的向我提出问题：“你为什么被逮捕？”“你认为自己是个间谍吗？”“你受过严刑拷打吗？”等等。 我声明道，我事实上是一个间谍，并且感到在当时情况下，所受到的待遇非常宽大。这时记者们脸上表情立刻从热情的欢迎，转变为不信任，接着就是露骨的敌视。突然间，我听见警察局长低沉而清晰的向一个记者说：“脑筋受过清洗已经达到没有希望的程度了。” 我认为老早以前我就为这种接待作下了准备，但是在身临其境的时候，还是感到自己在受攻击，同时自己的怒火开始上升。 在酒店，更多记者要求我再次叙述整个经历。这一次，甚至连开始的热烈欢迎都没有了。许多从四面八方提出的问题分明是在激怒我。 最后，一个记者以冷淡的声调说道：“你太太在出来的时候曾说过，她还没有足够作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点。你对于你太太说的话有什么感想?” 我竭力控制我的脾气已经好长时间了，但现在，我感到我的嘴唇气得直颤抖。后来报纸竟把我这种自然的动作说成是我脑筋受过清洗的明证。我忿怒地转过脸去对他说，“我完全同意我妻子所说的话。我干刚从中国出来，在那里只有了不起的好人才能做共产党员。”此外，我又补充说了一些其他事情，而这些事情当时也许还是不说的好。 两小时以后，与记者的会谈终于结束了，我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他们从完全不同的观点用递归的方式猛然向我紧逼，我只好进行不断的斗争，防止他们误解我的话，把它歪曲成耸人听闻的东西，因此在结束时我已筋疲力尽了。但是，我刚刚在房间里坐下来，匆匆忙忙地吃一顿晚餐，一小批记者又开始把我围住了。 显然，大多数记者感兴趣的只是搜集可以用来在美国进一步制造仇恨和疑惧的材料，来反对中国大陆，以便证明华盛顿支持台湾蒋介石的政策是合理的。有些人竟偏激到并不打算掩饰对我的气愤的程度。 有一个人讥嘲地问道：“既然你这样喜欢中国，那你为什么不呆在那儿呢?” “因为我是美国入，”我答道，“中国有许许多多我喜欢的东酉，同时我也看到一些我不喜欢的东西，不过，美国是我的祖国，我的家在那里。” “如果美国受割侵犯，你会捍卫它吗?”另一个同样怀有敌意的人问道。 “如果我们受到了侵犯，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我会象进去一样地进行战斗。但是我感到我们没有权利去干涉别国的内政。我只希望和平，我深信我们两国可以重新建立友好关采，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利。中国现在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单拿它可以提供的卡车市场来说，对我们的汽车工业就非常有利。请你们相信，我深愿看到美国的工人为和平制造卡率，而不愿看到他们为战争制造坦克。” 有几个人企图使我把论调放缓和一些，他们说，我应为自己的前达着想。其中有一个人偷偷地对我说，我是一个大傻瓜，如果我愿意说出“中国的真正情况”，发表一次谈话至少可以得到八百元美金。 另一个竟不惜对我这样说：“老弟，你知道我们国内对共产党是怎样看法？要是你不改变论调，等你回国后，就连清道夫的工作也找不到。” ． 我坐在那儿昕这些人谈论；尽管我非常疲倦，还是感到要笑出来。他们说我的前途暗淡，我毫不怀疑那是真话。但是我刚刚从一个社会出来，那儿的人们决不用个人利益的理由来为行动做辩护，而在这批人看来，自私自利却是惟一正当的理出。我过去一度曾深深敬佩这批人，但是现在他们的盲目、狭隘与我在中国所熟知的作风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不禁感到他们是一群孩子。 记者随后在报纸上扭曲将里克刚入狱时因难以进食而提供的小米粥，说成是“特殊食品”，以此暗示里克被优待而变成“亲共学者”。这让作者认识到，报纸为了制造它所需要的新闻，不惜采取任何手段。 我犹豫了一会儿，是不是应孩保持缄默，以免被他们利用呢?但是我马上又认识到，一句话不说照样会被他们利用的，尽力把一些事实摆出来，至少还是比较有好处的。我作了这个决定，结果是四天四夜不断的谈话，哪一次睡觉都没有超过两小时。一星期以后，在美国的杂志上读到的讽刺话是：“他的语调常常摇摆不定，疲倦的程度似乎比他自已觉得出来的还要深。” 如果我使人们以为我所遇到的记者的表观全都相同的话，那是不公平的。有几位虽然不同意我所说的大部份话，但是却愿意和我通宵坐谈，真诚地努力了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看法，以及中国有了哪些进步。 最最使他们不安的似乎就是思想改造了。有些人把它当作一个原则问题来反对，说它违反人权。对于这一点，我答复他们说，这是一个看法问题。在这前后，香港报纸正满载着埃梅特·提尔暗杀的案子。我表示意见说，认为对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进行血腥杀害的行为是正确的那种思想倒是应该加以改变的。在中国监狱里，改造是强迫的，但是要我们加以改造的恰是造成埃梅特·提尔遭害的那些思想。接着我问记者们：他们是不是感到美目的感化院也遣反了人权呢？ “中国的新政府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它要改造整个中国社会。不过这种改造是教育问题，而不是暴力问题。就中国全国人民来说，他们所受到的压力仅仅来自一般的社会舆论。这种压力在任何社会里都是存在的，只不过是程度不同罢了。在中国，一个 人只要不犯法，是不是接受改造完全由他自己决定。事实上，我知道有一些数授在批评新政府时比我要坦率得多，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被关到监狱里去，因为他们始终没有进行任何反革命活动。" 这时，有几个记者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强制改造是合理的，然而他们反对“洗脑筋”。他们含糊地解释道，洗脑筋就是利用种种办法剥夺一个人的正常理智作用，从而使他机械地大量接受他并不理解的思想。 于是我说道：从理论上来看，利用震动法，丧失知觉法、施用杀辱剂、催眠术，或是应用对心灵或肉体进行极度折磨的办法，也许可能使一个人暂时丧失推理的能力，从而强迫他去做和说那些井非自愿的东西。但是这就会把一个人给毁了，使他不能再成为有作为的社会动物。此外，除非一个人已被弄得永远处于白痴的状态，否则这些办法的效用一旦消失，他就又会恢复正常的理智和原来的想法。 虽然我在中国往了7年，却从来没有听说会应用过这种方法。事实上，这种方法和那儿的思想改造的目的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中国人的目标是实现个人品质的永久改造，这一点只有通过和他讲道理提高他的理解水平才能做到。我的思想在监狱里有了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于经过完完全全是讲道理的过程而得到的，例如：检查思想、用客观的事实和道德原则来加以衡量、最后得出了新的结论，到了这时我才感到自己过去的思想错了。当时我是处在一个不得不检查自己思想的环境中，这是事实，至于我是不是接受了任何新的结论，那就完全要看我自己了。 另一个记者提到到，长期控制一个人的消息来源，从而剥夺他形成客观判断的基础，那就可能改变他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也只能同意—部分，我认为在超出个人经验之外的问题上，这一点才能成立。如果两个人住在不同的国家里，彼此没有联系，叫一个人相信另一个人是他的敌人，也许是很容易的，但是要一个吃不饱的人相信他有足够吃的东西那就非常困难了。 在中国，社会主义宣传在改变人民思想上所以起了作用，_就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民从日常生活中已经证实了政府所保证的较高的生活水平，而且还在日益提高。 接着，我又费了一些时间和记者们讨论中国人民在生活上所起的变化以及因而产生的社会看法的转变。我没有能够说服这些记者相信这种转变是以一个更高的社会道德概念为基础的，对这一点我并不感到奇怪。归根到底，我在监狨里费了4年时间，刚刚懂得个人的幸福只有在他愿意把自己和社会的幸福结合成一个整体时才有保证这个个道理。我怎么能希望他们在一夜之间就全部了解呢？ 当我到达檀香山的时候，我感觉那儿的报纸似乎不象香港报纸的“头条新闻”那样热中于利用我来制造反对中国大陆的仇恨。在他们看来，我只不过是人世间另一个新的有趣的故事罢了。 结束语 1955年9月里克和李又安在西雅图相聚以后，又是一年半了。作者们观点有变化吗？ 一方面作者发现麦卡锡的阴影和损害并不像中国报纸上说的那么厉害，另一方面仍能看到缺乏安全感、恐惧以及逃避社会责任的迹象。如李又安在一个学术机关申请工作，对方本来很欢迎，后来发现“她就是那个在香港发表那些谈话的女人”。这使他们恐慌起来，他们说决定冒险给她一个职务，但李又安首先得写一张效忠宣誓书，同时还要写份声明，撤销在香港发表的全部言论。李又安说决不能做这样的事，这让对方很为难，他们同意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都会这样，但是又说正处于一个政治上必须小心谨慎的时代，他们也无可奈何。而立刻想找个教学位置的机会，很渺茫。从此作者懂得，在麦卡锡已下台的时代中，迫使绝大多数人就范的与其说是政治威胁，倒不如说是经济威胁。 作者觉察到中国报纸也在进行控制。但他们得出结论：今日中国人所了解的有关美国的情况，比美国人所理解的中国情况清晰的多。此外，尽管作者承认中国报纸有危险和缺点，但是不管从理论看也好，从实际看也好，都认为中国报纸给人的影响远比美国的报纸要健康的多。美国报纸逃避了对社会应负的责任，渲染耸人听闻的事件，大大促使美国社会道德的惊人堕落。 自从我们回国以来，需要我们在思想上重新加以考虑的只有这几个问题。但是在中国所得出的有关人生观的基本结论，并没有因为回到老环境已一年半而被否定。相反，当我们作为一个美国人而和我们的生活问题作斗争时，反倒巩固了我们的基本结论。回到我们过去曾奉为至宝的象牙之塔的生活中去，现在，在我们看来，只是可鄙的事。我们俩唯一可能的生活道路就是遵循基督告诫的“爱人如己”以及必须在共同福利中去找个人的幸福这一概念前进。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