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宪治国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改造新资产阶级

　　三、当代中国的新资产阶级主要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某些人认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完全不需要国企，依靠私企照样可以，出现新资产阶级和剥削制度并不可怕，走资本主义道路同样能实现国富民强。这种观点其实彻底违背了中国人民自1840年以来近170多年残酷历史所得出的血与铁一般的结论：第三世界资产阶级的依附性软弱性，决定了只有依靠劳动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

　　实际上进入20世纪初，自帝国主义形成之后，中国已经丧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后时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更多地跟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而第三世界的国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更多地跟民族解放、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正如毛主席所说：“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

　　以上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必然规律。无论是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还是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其本性就是利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种手段追求资本的增值，追求本阶级的利益最大化。处于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对外就表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和对外侵略的倾向，用对外侵略来缓和内部危机。而第三世界国家资产阶级虽然和帝国主义有矛盾，但是却害怕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同样是出于维护本阶级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其倾向性的选择是屈膝投降，与国际垄断资本合作，共同镇压本国劳动人民的反抗，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如果要与国际垄断资本对抗，并取而代之，其风险太大。于是第三世界国家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其中一面就是卖国性、依附性、买办性，无论你是分析汪精卫还是分析蒋介石，都是如此。

　　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某些情况下其买办性、软弱性往往占主要方面。在反抗帝国主义时工人阶级可以与之即合作又斗争，建立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但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真正实现民族复兴，是不能依靠他们的。这也是新中国建国后没有长期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是迅速完成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因。很显然，建国后如果中国不依靠人民搞国有企业，而是依靠旧社会留下来的对外软弱对内剥削的资本家来发展经济，是不可能迅速实现工业化并建立独立完整先进的工业体系的。中国建国时，工农业经济各方面都落后于印度，但是到1980年，在美苏两霸都鼎力援助下的印度，在各方面已经远远被对抗美苏两霸的中国落在后面，关键原因就是印度走的是以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主导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是资本主义道路。

　　总之，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主要是卖国主义的，所以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民族复兴使命的完成往往需要更多地动员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力量，这样爱国主义的旗帜主要由无产阶级扛起，于是第三世界的爱国主义便天然地和社会主义亲缘。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必须有民族团结的纲领，团结除帝国主义走狗以外的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这是完全必要的、可行的。

　　第三世界大国那些脱离人民、压迫人民的统治精英，无论是官僚地主、是宗教神权还是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大部分都只能是卖国的奴才。而这些国家的周边小国，则有可能依附在西方帝国主义身上通过资本主义道路走向富强。自帝国主义为统治核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没有一个大国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走向复兴，变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亚洲的日本和韩国，如果不是英美用之来遏制中国和俄罗斯，也不可能成为二等和三等的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由于中国本土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依附性，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是由工农大众及中国共产党完成的。同样，中华民族的复兴同样不能依靠以追逐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生存动机的资产阶级，这个任务仍然只能有工农大众及中国共产党来完成。建国前三十年，中国工农大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初步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各个工业领域都掌握了一定的核心自主的高新技术，其中两弹一星、核潜艇、运十大飞机等项目就是典型代表。改革开放后，国有工业体系遭受新自由主义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中国经济体系在世界体系中的相对位置便一直下滑。

　　最近十几年，国家重点扶植私营企业，他们也发展了三十年，但他们的主要兴趣除了炒房地产、炒地皮、炒煤炭、炒资源、炒粮食之类暴利投机行业外，便是依靠剥削廉价劳动力的血汗工厂，对新中国科技进步的贡献可以说很少。由于国有企业自身的技术升级过程又被人为打断，洋品牌、外国产品、外资、外国技术在中国泛滥成灾，中国经济增长不得不主要依靠房地产和廉价出口拉动。中国当前有的一些自主技术主要在国企手中，私营企业仅拥有一点微乎其微的核心技术，而这些都是在前三十年国企积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的境况比非洲等最不发达国家还是要好很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随着美国军队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惨败，美国统治世界的方式主要已经由旧殖民主义转换成了新殖民主义，但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发生改变。旧殖民主义的特征，是依靠军事侵略，占领吞并他国领土，将落后国家变成其殖民地，这样他们和第三世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容易尖锐化。但新殖民主义的特征，则主要是依靠资本渗透、文化渗透和政治收买，控制落后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使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紧密融合，而不是将其消灭，进而扶植一个形式上独立的代理人傀儡政权。

　　在旧殖民主义秩序下，第三世界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正是由于这种矛盾，才会有二战前后汹涌澎湃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旧殖民体系的瓦解。然而，由于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问题具有很大软弱性和不彻底性，如果工农大众没有组织起来，如果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成功，如果没有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那么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很可能就会在新殖民主义渗透下融入整个帝国主义体系之中。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鼓噪，在新殖民主义体系下的帝国主义资本全球化运动中，第三世界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都被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控股，要么加入垄断资本主导全球性产业链，成为其低附加值的低端配套企业，与垄断资本合作，共同对本国劳动者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第三世界的民族资产阶级整体上蜕变成买办资产阶级。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国企私有化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核心产业和核心技术被外资控制，而中国本土资产阶级，本质上也只是依附于国际垄断资本的买办阶级。正如为了个人利益一心要把民族品牌卖给外资的汇源老总朱新礼所说的那样：“企业确实要当儿子养，但是要当猪卖……品牌是无国界的，是为全人类服务的，不应该用民族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卖企业不是卖国。”在中国所谓四千本土富豪中，能够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微乎其微，绝大多数都是朱新礼一类的角色，在国际垄断资本一统全球(即所谓全球化)的今天，没有国有企业的坚强后盾，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工农大众的奋力抗击，中国所谓的本土四千富豪，只能像朱新礼们那样，最终成为大大小小的买办，这是由资本的本性及新殖民主义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铁律。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当前中国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及人民和国家利益都受到了严重威胁。

　　当今中国存在类似华为和任正非式的民族企业和民族企业家，他们初步具有和垄断资本对手较量的意志和能力，但是其数量微乎其微、凤毛麟角，连个阶层都算不上。就总体而言，中国当前绝大部分资产阶级，包括联想、阿里巴巴等在内，都属于类似朱新礼式的买办资产阶级。任正非在这个群体中间，仿佛就是个异类。

　　当然，除了民间买办资产阶级外，中国还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是中国最强大的资产阶级，其中包括一大批特别反共的地产富豪，这些都是依靠官商勾结掠夺人民财富起家，他们是中国未来颜色革命的主导力量。大部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一开始没有太多的核心技术和管理能力，只是依靠掠夺国有资产和人民财富进行积累和扩张。而普通民间私营企业通过剥削劳动者和掠夺国有资产积累了一些低端技术，但其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必须与党内的腐败官员权力相融合，否则必然会遭遇发展的瓶颈乃至覆灭。垄断资本全球化的时代，第三世界的腐败官员必然会卖国并奉行经济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缺乏强有力的国有企业和国家政权的保护下，民间私营企业最终结局必然是被纳入外国垄断资本囊中。

　　中国本土四千个20亿资产以上的富豪(其中有一半以上是隐形富豪)，就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主体。他们有自己独立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如经济新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等，其政治倾向可概括为亲美反共。他们反对当前宪法中的根本条款即人民民主专政条款，并将宪法的根本条款曲解成个体权利保障条款，主张按照宪政理论修改当前宪法并使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接轨。他们有自己独立的媒体喉舌如南方系、炎黄系、凤凰系、门户网站、新媒体等等。他们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机构和智囊班底，如天则研究所等等，他们控制和收买了大量知识分子为其服务，其中经济学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政治学法学领域的自由主义学者和宪政学者，就是其中的主力军。他们还拥有了自己隐形的政党组织。

　　但是，私营经济为主体和两极分化的财富分配格局，是违背当前宪法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国有资产的侵吞，更是天理不容。按照当前宪法，中国可以存在一定范围的私营经济，但是他们不能成为主体。新资产阶级产生，是私营经济成为经济主体的必然结果。如果在一个国家，其主体经济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但却没有新资产阶级产生，这反倒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

　　82宪法及当前宪法中所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人民，不包括新资产阶级（主要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当前社会上存在广泛的资本剥削制度，这是不符合宪法中所规定的“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这些基本定性的，大量劳动人民和群众遭受资本剥削这一事实，也是对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否定。总而言之，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在当前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下是完全非法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其附庸，必然要按照自己的阶级意志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必要彻底废除和颠覆宪法，颠覆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共和国，制定资本主义宪法，搞资产阶级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即资产阶级专政。

　　正如王伟光院长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一文中所强调的：“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政治手段、阶级工具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的势力，对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敌对分子实行专政;第二个任务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和平演变’、西化、分化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对企图颠覆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外部敌对势力实行专政。……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

　　四、依宪治国，首先要节制和改造新资产阶级，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更不是资本主义社会。邓小平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允许存在极少数资产阶级分子，但不允许他们发展壮大成一个阶级，允许存在一定范围的剥削现象，更不允许“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存在，否则就是在颠覆宪法和党章，颠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客观上有两条路：

　　第一条是修改和颠覆社会主义宪法，确立私营经济为主体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存在的合法性，从法律上将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在这种法律的基础上搞“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等于是资产阶级专政。走这条路不仅仅需要彻底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抛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需要抛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或者将特色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做切割并将其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理论接轨，这是苏联亡党亡国的老路。

　　另一条则只能是走真正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要坚持和落实社会主义宪法，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那么就需要节制和改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恢复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私营经济为主和新资产阶级的出现，是对宪法的破坏和颠覆，要落实宪法，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必须节制和改造新资产阶级。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反之，如果宪法受到漠视、削弱甚至破坏，人民权利和自由就无法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这些论述，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体现。当前违宪现象比较复杂，但归根结底的违宪行为，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导致了私营经济为主和新资产阶级的出现，对这种最根本的、危害也最大的违宪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否则宪法就是一纸空文。

　　当代中国最大的违宪问题，即私营经济为主体和新资产阶级的产生。前者颠覆了宪法第六条对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后者颠覆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即宪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定程度上客观处于类似新民主主义社会乃至解放前旧社会的状况，即面临着节制和改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其附庸的任务。这个问题处理不好，颜色革命早晚发生，三座大山的统治就会复辟，阶级斗争就会客观上变成中国的主要矛盾，已有的革命成果就会毁于一旦，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只能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与其被迫走这条路，不如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前，主动对进行和平改造。

　　中国当前宪法是不允许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的，当然更不允许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存在，但是却允许民族资本家的存在。如果他们在经济上力量远远弱于公有制经济，在政治上爱国并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在思想上不坚持其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那么他们的确也不是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仅仅是一些红色的民族资本家或民族企业家。

　　总之，如要落实宪法、依宪治国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那么中国共产党当前就面临着消灭和改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历史重任。对于其中积极资助反共媒体和研究机构，传播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尤其是积极在中国制造制造颜色革命的反共腐败官员和资本家，要坚决打击依法取缔。对于一般的裹挟其中的资本家，应将其改造成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勇于承担民族责任和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资本家，但是也要注意进行节制，限制其总体规模，切实保障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如果所谓的民族资本家其力量过大，掌控了经济命脉并成为主体经济，他们是不可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在新殖民主义时代必然会蜕变成买办资产阶级，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中的一些个体可能会背叛其阶级利益，但是整个阶级都背叛其阶级利益，则是完全不可能的。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之所以出现并发展壮大，关键是党内存在一大批信奉经济新自由主义等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的高级官员，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这些家族集团侵吞了巨额的国有企业、国家资源和人民财产，他们本身即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这是最严重的违宪行为。不按照党纪国法处理这些新自由主义官员，消灭和改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并防止颜色革命，都是不可能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也就是一句空话。

　　如果不是消灭和改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而是任由其发展壮大，并按照其自身的利益和意志，按照所谓的“宪政”理论去修改宪法，那么“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最终就会由“人民民主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