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以，秋老师，我们就要研究一下您的“新”了，看看您的“新”，到底具有哪些新生事物的生命力。经过研究，我们发现，您所说的“新”，就是指事物根本属性的变革，是一种物质对另外一种物质的否定。比如您在这次北京研讨会上所说的“五四新文化、新民主主义论、新中国、文革中的新生事物、立四新”，这五个“新”中，除了“文革中的新生事物”算是中性以外，其他的四个“新”，都表示是一个阶级集团对另外一个阶级集团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实行坚决否定的革命运动。“五四新文化”的“新”体现在，是以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联盟为集团，对地主和买办阶级集团的封建殖民文化统治，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论”的“新”体现在，是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上，为追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各个爱国阶级联盟集团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买办阶级集团统治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革命斗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革命理论。“新中国”的“新”体现在，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胜利，为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的三大改造提供了政治基础。“立四新”的“新”体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对一切封建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风俗和习惯进行革命斗争的社会总动员，这也是“文革”在大民主的革命运动中，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从集中到民主、从特殊到普遍的社会反映。秋老师，您所说的这四个“新”，有必然性，也有突发性，而突发性，也是必然性的阶段性结果。在这四个“新”的历史阶段中，每一个具体历史事件的突发性，都是每个历史事件在历史演变规律中的沉淀和爆发，都是来自一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起到相反作用或是决定性作用的客观反映。在“五四运动”之前，追溯到1840年之间，中国已经是一个任人蹂躏的半殖民和半封建国家，在国家与国家的世界关系中，在民族与民族的世界依存中，中国在这个历史阶段，是处在一个被世界帝国主义分割、剥削和压迫的地位上。那么，这样一定的殖民和半殖民关系，就决定着这个历史阶段的中国，其上层建筑是被殖民化的，其经济基础是被殖民化的，其生产关系是被殖民化的，其生产力是被殖民化的生产关系所束缚的。而且这样的一种殖民化，被封建主义的历史延续统治固定了下来。那么，既然生产力与之所决定的殖民生产关系发生了矛盾，而且是在封建主义统治的固定之下，而由于封建主义的统治是以“孔家店”的愚民文化统治为基础的，所以，要想使生产力脱离殖民生产关系的束缚，必须先将封建主义统治的固定枷锁进行打破，包括上层建筑国家机器的和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的，等等。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反封建和反殖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萌芽，就是一场要打破半封建和半殖民的经济基础和解放这种生产关系下所束缚的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端。而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这样的一种萌芽、开端、累积和扩张，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化，这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暴力革命运动打了基础。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分割中国殖民主义的扩张和侵略战争的爆发，这种必然性的突发性结果，势必会导致中国各个阶级的革命运动内部矛盾运动的对立统一，必然向着为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方向发展。而随着抗战的胜利成果将要被美帝的代理人所攫取，旧中国的命运又将面临着新的殖民主义的扩张和统治的挑战，所以，以毛主席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彻底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缔造了新中国，为在新中国实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政治基础。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过程中，所有制的改造必须与政治思想的改造齐头并进，私有制与私有制观念的两个决裂必须是齐头并进，而这个必须又存在唯物辩证的矛盾规律，而其中的周期律就是来自于统治阶级不能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导致。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必须实行大民主，必须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代表者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利益。否则，历史周期律就会重演，广大劳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所以，秋老师，你说的这四个“新”，都是有生命力的，而且都是有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是代表着进步、文明和革命意义的生命力的。而这个生命力的旺盛和繁荣的活跃程度，即一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客观社会反映，都是来自于一定旺盛和繁荣的经济基础的生命力的决定性作用，而最终是来自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要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生产力的发展代表者生命力的强弱程度来决定生产关系的。所以，这四个“新”的生命力，就是代表着一定生产关系的生产力的。所以，秋老师，您说列举的这四个“新”的“新生事物”，是必须要出现的。但是，这跟您的那个“新社会主义论”的“新”字又有什么关系呢？秋老师，我不得不说出来，这跟您的“新”字出现的历史意义是完全相反的。您的“新”的历史意义，是在特色主义的历史背景下，自主席逝世后和社会主义道路被颠覆之后，特色主义由于化公为私的私有制制度的逐步形成和确定，来决定需要对马列毛主义进行肢解和修正的理论形成和确定。所以，秋老师，并不是您的“新社会主义论”能不能出现，而是它一定会出现，是一定会在这个服务于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生产关系上出现。所以，您的“新”的本质，在介于特色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时候，必须是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又必须是暗地修正毛泽东主义的。而由于您对马克思主义的全盘否定既不符合特色主义，又相对保留一点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又不符合新自由主义。所以，秋老师，虽然您的“新”的历史意义符合特色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利益，但是，您这种欲抱琵琶半遮面的“新”，还是两边都讨不到好的。因为，特色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还没有从形式上完全否定唯物辩证观，而您这种势必会导致任凭洪水滔天的唯心上帝论，也是不符合世界资产主义的实用主义精神原则的。因为意识形态的精神作用，一定影响到上层建筑的领域中，而一旦上层建筑太过于精神泛滥，势必会影响到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和社会稳定。因为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会在一定的条件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一旦精神泛滥的经济基础又进入到决定上层建筑的正常轨道时，上层建筑就远远地赶不上经济基础前进的步伐。而一旦精神泛滥的经济基础又要求上层建筑作出改良和变革时，上层建筑就可能会在再一次的精神泛滥中崩溃。所以，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管理模式，都一定程度地实行了阴阳权术。政策和法律是阳的一面，贯彻和执行是阴的一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甚至在今天还出现了一个世界影子政府，与之相对立的就是那个表面上的联合国政府。这样的一种辩证法，连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阶级都非常清楚，它们怎么可能去接受一个像秋老师这样的不能自圆其说的缺乏自洽性的理论体系呢？而我前面所说的，一旦新自由主义独大，只要秋老师叉掉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秋老师的理论体系就可以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指导思想，但是，这个历史过程是非常瞬间的。因为新自由主义与特色主义的斗争，在还没有取得胜利的时候，是向往着民粹主义的，而一旦它们取得了胜利，它们又会朝着特色主义的道路上迈进，这就如同它们共同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危机一样，从繁荣走向衰退，从衰退走向危机，以此循环反复。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持续和稳定，也必须是权贵资产阶级用国家机器进行集中、集权和统治，所以，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度，只有具体的少数人的自由和民主，而没有绝大多数人的抽象的自由和民主。这样一来，在资本主义的世界范围内，只要有国家的存在，在国际关系中，就会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运动的主次之分，就会出现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现象，就会出现殖民地的分割、人权的践踏和经济的掠夺等一切剥削和压迫的世界现象。而这样的一种世界格局，必然会使国与国之间出现两个极端和中间游离的国际关系现象出现。所以，新自由主义，实质为一种幻想中的民粹主义，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都不可能以无政府状态的民粹主义的国家主义出现。而只要它们打着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取得了胜利，它们马上就会转身对其它各个阶级进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统治。如同轮流坐庄的资产阶级政客一样，难道他们之间的权利争夺，不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他们所代表的那个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的吗？难道他们这个“更好的服务于”，不是以世界劳动人民更多的被剥削和压迫为代价的吗？难道在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用最文明的手段实质为用最野蛮的残暴来清除世界所谓垃圾人口的计划，不是法西斯主义的统治吗？ 所以，秋老师，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你的“新社会主义论”的“新”，与前面您列举的四个“新”的历史意义，是完全对立的。它们都具有斗争性和革命性，只是您的“新”的斗争性却走到相反的反革命方向上去了。但是，您却在这里进行了混淆视听，把它们并列在一起，以此妄想在逻辑上做到同一，好蒙混过关。其实，秋老师，您这样做又有什么意思呢？正常人的思维逻辑一定会是这样的，您所列举的四个“新”是对四个“旧文化、旧民主、旧中国和四旧”的革命斗争，这都是阶级斗争的矛盾，难道您把“新”与“社会主义”安放在一起，是想与“社会主义”进行革命斗争吗？与“社会主义”有阶级斗争的矛盾吗？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两个决裂，而您的“新”与两个决裂进行斗争，不就是证明您的“新”是为了反对消灭私有制吗？不是为了反对消灭私有制观念吗？秋老师，您在很多“新社会主义论”的帖子中，反复把斯大林时代的前苏联称之为“旧社会主义”，和把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称之为“新社会主义”，其实您就是在搞乱社会主义的定性。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刚才已经说过了，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决裂。而这两个决裂是运动和发展的，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这两个决裂一直贯穿在这个过程的始终，直到共产主义的到来。当然，社会主义运动，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赘述。秋老师，您把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拿出来对比，您是用什么样子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谁是进步的，谁又是落后的？我来告诉您，一个是要看她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内和国外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具体情况，二个是要看她们在进行两个决裂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与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紧密程度。所以，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允许有不同，那是因为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但是本质不能变，那就是必须是进行两个决裂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而只要是她们都在进行着这两个决裂的革命运动，那么，她们就都是社会主义的，而没有什么新的与旧的社会主义之分。而至于如何比较她们谁进步些，谁落后一些，那就要看她们谁把两个决裂与具体情况结合得好一些，谁在这个结合中把产生的矛盾进行分析、处理和解决得好一些，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兄弟国家和对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的矛盾解决得好一些。显然，斯大林在结合中的矛盾解决方式是有些问题的，在国际关系上的矛盾解决方式，也是有些问题的，而这些问题，都属于是马克思主义者需要自身完善和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毛主席是看得非常清楚的，评价也是非常准确的。不过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社会主义阵营基本上阵亡的惨烈，像斯大林这样的革命导师们的错误和缺点，我们在重视的同时，就一定要有包容的态度。而他的遗体最后被鞭尸，这难道不是走资派们干的？而走资派们为什么要鞭他的尸，不正是因为走资派们仇恨斯大林式的道路？而在所他领导下的前苏联，难道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唯物辩证地去看待前人的不足，就需要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去看待问题，看矛盾运动的主要方向，是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还是向着资本主义滑去的。而正是因为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有所不足，而毛主席看到了这样的不足，所以毛主席在分析、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问题的方式方法上就相对要好一些。 秋老师，在评价革命导师的问题上，我想深入地谈一下，因为这个深入可以涉及到您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五段论的问题上。我碰到过这样的微词，有些人说，虽然我们在情感上不能接受说毛主席有任何失策，但是，这是唯物辩证的吗？难道说毛主席就没有任何失策码？比如说该不该让邓小平1973年复出，该不该让华国锋成为接班人？虽然从正的一方面来说，这个能够说明毛主席是宽宏大量的，从历史教训的角度来说，这是毛主席给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上了深刻的一课。但是，从结果上来说，是不是太惨烈点了呢？如果说中华民族在这次生物战争面前没有挺过去呢，那这样的反思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言，是不是太沉重点了呢？关于这个微词，不能说这样的认识论没有道理，但是我认为，如果真正想研究毛主席这个方面的所谓失策，那就既要从理论和实践这两个方面的唯物辩证来看，也要从理论和实践对立统一的国际国内的综合面来看。有人说，从理论方面，他老人家的所谓失策，不是识别走资派的政治敏锐能力有所不足，不是他老人家解决走资派的政治战略决策有所不足，而是他老人家对阶级敌人的残忍度相对于走资派而言而有所不足。如果我们只是纯粹从理论上这样去分析和认识，其实这是单方面的，是机械的，因此实质是唯心的。而具体的实践和过程又是怎么样子的呢？就拿一个具体的纠正“五风”来说，毛主席都要耐心地在成都、南宁、武昌、上海和两次郑州等会议上做工作。如果按照性质来说，所谓的“五风”，其实都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是‘左’倾，就是右倾。如果从理论上来说，毛主席可以从政治层面上来解决这些问题啊，但是为什么不直接从政治层面来解决这些问题呢？这个问题我在上一个副标题的帖子中已经阐述过了，它的道理跟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只能首先解决军事问题而不能首先解决政治问题一样，是既要唯物，也要辩证的，主要是看客观事物的实际作用，是什么在决定着什么，是谁在决定谁，这才是最关键性的。遵义会议要解决红军的出路问题，首先的条件是红军不能灭亡，决定着首先要解决军事领导和指挥权的问题，这是第一性的。而至于“五风”的问题，虽然主席前瞻性地看到这是走资派们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破坏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这样的口号不能直接说出来，因为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认识和觉悟还没有那么高，所以必须要拿事实说话，必须让牛鬼蛇神们都跳出来，这样才能让人民相信你是对的，这样才能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所以主席在纠正“五风”的问题上，不是从政治层面入手，而是从生产力和协调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方面入手。而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入手之后，再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入手。所以主席一方面在各种会议中，甚至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拿事实说话，对走资派们进行苦口婆心地教育；一方面，主席在理论上把这种教育上升到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层面上进行斗争，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曲折的。甚至在7000人的大会上，主席也只能是采取一种折中主义的方式，还为走资派们承担了所谓的部分责任。我们有的人，仅仅只从这个方面来歌颂毛主席伟大，歌颂毛主席伟大的胸怀，当然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如果毛主席不这样做，也必然会导致全党分裂，就会导致新中国的红色政权在美苏的核讹诈下支离破碎，一盘散沙，这也是必然的。有的人甚至埋怨毛主席为什么不斩立决，其实，这只是秀才们的逻辑思维，不理论联系实际，不实事求是，不知道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比如说1964年12月28日，距离1962年的7000人大会才过了2年多，毛主席都要被边缘化，都要拿着《党章》和《宪法》去开会，去进行斗争。如果我们只是从毛主席与走资派们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一个方面去看待问题，不去认真分析美苏分别对中国进行核讹诈的这个外部环境同时去看待问题，我们就会陷入机械唯物主义的漩涡之之中。 秋老师，有一位从事军事战略研究的吕先生分析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真正原因，我认为他说对了一半，因为他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的。不过，他从国际国内的军事战略角度来分析“文革”，阐述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及时性、必须性和必要性时，在这一方面，他显然又是有些正确的。这位吕先生的可爱之处，是在军事战略上采取了唯物辩证，但是在政治立场上，采取了形而上学。所以，我们看待问题，不仅要从两个方面来看，而且还要看这两个方面的主次之分和主要方面，是向着社会主义发展的，还是向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还要把问题置身于当时的国际局势中来看。比如说“刘邓林”等，都是亲苏派，其本质因为他们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很容易”的“走资派”，所以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前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儿子党”。但是，如果中共真的成为了“儿子党”，并使中国成为了前苏联的马前卒，就极有可能在美越战争未知的变化中，在刘少奇那种越来越形左实右的无限援助的口号中，与美国直接交战，让美国最后孤注一掷地把战争继续升级，采用核武器，进行速战速决，以防止前苏联趁虚而入西欧而实施东撤西进的战略转移。像这种直接从外部用非对称性和非对抗性的战略武器，直接会造成敌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陷入全面瘫痪的外因，其实还是以内因为根据的。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前进、进步和文明的内因；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言，剥削、压迫、侵占、掠夺、杀戮，等等，资本的驱动，甚至不惜动用军队和高科技战略武器，还是为了经济利益，阶级斗争还是内因。因此，与其吕先生所言说毛主席是为了避免核战争，才发动的“文革”，还不如说，这是因为贯穿于人类历史前进的阶级斗争的内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才让毛主席有这个根据来实施这个伟大的战略转移。而这个战略转移，不仅在越南战场上成功地实施了，而且还为今天一些世界战略家们如梦方醒，如同醍醐灌顶。这个实则为战略撤退的战略转移，以守为攻，不仅对美苏进行了战略牵制，而且还使其在世界格局中以对立为主，以不能强强联合的矛盾状态得以保持，这就为中国在核战略武器还处在非对抗性能力的关键时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在“刘邓林”等人的“亲苏政变”开始升级、暴露和有的失败（林彪）之后，在取消了刘少奇去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之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大革命就应运而生了。也许我们当时的确是看不到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的世界性战略影响，而当我们今天终于得以比较全面地评价她时，我们不得不为毛主席高屋建瓴的战略布局而惊叹得近乎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她的伟大，不仅是体现在与私有制观念实行决裂的践行和方法上，不仅体现在创造性地发展了无产阶级实现大民主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上，而且从军事战略上，她挽救了中国，挽救了越南，挽救了美苏等一切在可能一触即发的核战争下不可控灾难的国家和民族，挽救了这些国家和民族中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而这些，如果不学习军事和战略，肯定看不到这些，只抓着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尺子到处度量；而这些，如果不学习哲学和历史，肯定不能够完全地唯物辩证，尽管“文革”有着这么伟大的战略意义，但是她的一切世界作用和影响，都还是来自于阶级斗争这个最根本的根据。 秋老师，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阶级矛盾和革命斗争，可以反映到世界格局的国家之间的民族矛盾上。民族矛盾成为阶级矛盾的放映论，因每个国家的阶级矛盾的不同而不同。所以，这就注定了一个国家的社会变革，因其不同的民族矛盾的反映论，而必然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而由于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梦魇，必然会导致世界资本主义必定要对她进行围堵和扼杀，所以，对于实行两个决裂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必然成为是整个社会主义对整个资本主义实行两个决裂的革命运动。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这是千真万确的。反过来说，在帝国主义统治薄弱的环节，曾经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虽然暂时性地取得了突破和胜利，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到底是谁战胜的根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不仅仅是与私有制进行决裂，而且还要与私有制观念进行决裂。而在这两个决裂的矛盾运动中，私有制作为物质是第一性，私有制观念作为意识是第二性，虽然私有制决定着私有制观念，但是私有制观念的反作用，会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就决定了与私有制观念的决裂，将是一场从灵魂深处彻底改变人们政治思想认识的革命运动。而即使在某一个国家已经取得了与私有制进行决裂的暂时胜利，但是，只要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还存在着科学发展和物质丰富程度的差距，那么就存在私有制观念会反作用私有制死灰复燃的可能。或者说，只要世界资本主义还存在，就有世界社会主义被颠覆的可能；或者说，即使全世界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了，只要是还没有到达消灭阶级和国家那一天到来，全世界社会主义还有退回到资本主义的可能。从这个意义方面来说，私有制观念的决裂，必须要有普遍的非私有制观念的形成，累积、扩大和规模化，而它对应的私有制本身，对应的生产力本身，对应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本身，必须是到了高度糜烂的地步。所以，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只有到了高度发达和高度腐朽的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进行得自然和得以顺利完成，才能完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质的飞跃，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当然，这样的普遍规律并不代表特殊，但是，特殊规律，一定是包含有普遍规律的运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五段论，就是站在这样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来阐发的，是唯物辩证地从两个决裂的矛盾运动中来阐发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的。请问秋老师，这有什么不对吗？正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真理性地阐发了这样的一种普遍规律，所以，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们，就可以根据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请问秋老师，这又有什么不对吗？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普遍变修变色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规律，不正好说明了与私有制观念进行决裂将是一场伟大而艰难的革命斗争任务吗？而这样的一场革命斗争任务，难道不是需要整个无产阶级必须以高度集中、高度觉悟和高度纪律的革命热情来进行的吗？而如果这样的一种集中、觉悟和纪律，还没有形成与私有制观念进行决裂的革命热情，还不足以让整个无产阶级真正以高度自为的阶级力量，来捍卫与私有制进行决裂的革命成果，那从公有制退回到私有制，出现与私有制进行决裂的第一次成功和失败，这不正好说明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吗？不正好说明人类社会发展作为是物质运动而符合曲线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规律吗？ 秋老师，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规律，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是因为资本主义高度腐烂的量变还没有彻底地完成，演变到社会主义的量变累积还没有完成质的飞跃。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即使像前苏联和中国能够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取得了革命斗争的暂时胜利，能够完成与私有制进行革命斗争的第一个决裂，但是，由于有世界帝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强大存在、垂死挣扎和围堵扼杀，由于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完成与私有制观念进行革命斗争的第二个决裂，所以，没有完成的第二个决裂，就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观念有趋同性。而没有完成的第二决裂，属于是社会主义从初级走向高级的决定性因素，而她作为内因，如果与资本主义的外因发生了妥协、合作或者是联合，那么，她就会在外因的条件作用下协助内因使社会主义的性质发生变化，使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历史的大倒退。对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言，由于其他各个国家和民族因地理、人口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发展有差异，出现了先进和落后之分，那么就为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分割这些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可能。这样一来，就缓解了帝国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就出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相对于殖民地的工人阶级来说，是一种工人阶级贵族的现象。而这样的一种现象，必然会导致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贵族，在意识形态上，产生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而只要帝国主义国家还能够从殖民地身上搜刮油脂，来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工人阶级贵族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启蒙、觉悟、精神和斗志，去进行两个决裂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所以，帝国主义国家要想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要达到高度腐烂的过程，而只有高度腐烂的量变累积将要产生质的飞跃的时候，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就会产生和到来。而这一过程是，当殖民地国家已经不能够或者说已经没有了油脂给予被搜刮的时候，当全世界的殖民地国家被残酷的殖民政策，被残暴的阶级压迫逼出红色风暴风起云涌的时候，当帝国主义国家再也无法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只得给工人阶级贵族断奶，让这个阶级贵族每况愈下的时候，让每个阶级阶层都出现了大量的无产阶级的时候，而他们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已经达到了需要马列毛主义理论来解决的时候，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发生革命运动的质变就会到来。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殖民地国家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时，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消灭帝国主义，相当于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包围城市而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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