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老师,我用如此大的篇幅来讲转基因和“核地雷”,也是一种忍无可忍的倾诉。中国殖民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即生产关系,是上层建筑的能动反映。而当这样的发展遇到不可持续的发展时,科技成果转换为生产力,就将决定生产关系继续维持住这样的发展方式。而这样的经济基础,外汇储备都在人家手里的经济基础,将决定上层建筑继续往亡国灭种的道路上迈进。秋老师,唯物史观的不破不立,不止不行,不废不新,这不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朝纲,而是历史巨人蹒跚而来的绝对真理。在以上的演绎中,我们也看到了上层建筑的作用,而且是决定性的作用。比如有人支持袁隆平和“核地雷”的决定性作用,比如胡伟武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从总的人类历史上来讲,还是属于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反作用于生产力,而且还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还是属于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在一定的条件下,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秋老师,我以上所讲的这些,算是两个“决定论”继续延伸,其实这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的框架内容。不是马克思没有讲清楚这些,而是您根本上没有看清楚这些。我本来是准备对您的《六论》进行逐句解析的,一个是篇幅限制,一个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您的主要问题还是物质决定意识的本原论问题,不管您如何变化,万变不离其中。现在我只想再在您的《六论》中,挑出来我没有提到过的一个重点的东西出来说明一下,以正视听。 秋老师,您引用主席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以想表达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可惜您完全没有搞清楚主席的逻辑思维形式和内容。下面我把主席的批注引用出来,“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个问题,其实我上面已经花了很大的篇幅说清楚了,但是因为您总是修正和歪曲主席的意思,所以我又不得不在这里再来强调一下。不管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还是依次到封建社会及其他社会,都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形式化,到扩大化,到规模化,再通过阶级斗争最后确定下来,进行制度化。这个过程中,既然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么,在生产关系逐步与生产力发生相互作用的时候,它们一定的经济基础当然就决定着上层建筑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着上层建筑的革命因素,当然同时是在“造成舆论”,为“进行革命”创造条件,为“夺取政权”积蓄力量;而只有最后通过“夺取政权”,建立了新的上层建筑,进行了制度化,才能彻底改变旧的经济基础,确立新的经济基础,进行制度化。而一旦新的经济基础被制度化,新的生产关系被制度化,那么“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那么这样才能适应于生产力要求改良和变革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秋老师,主席的批注应该是这样来理解的,而不是您那样是去掉前因,只讲结果的一种理解。其实,一旦新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制度化被确立下来,它们就又开始了生产力继续决定生产关系而随之经济基础继续决定上层建筑的矛盾循环。为什么主席不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还存在着矛盾,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因为直到主席逝世之前,还存在的四种所有制形式,这四种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其实就是矛盾的;而所反映出来一种运动状态,就是中国各个阶级客观存在的一种阶级斗争。虽然它们不是疾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但是,一旦上层建筑的矛盾发生恶化,像通过政变一样彻底改变了上层建筑的走向,生产关系,就将适应于这四种所有制之中的,私人占有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保留其存在是为了在初级阶段满足于一种商品供应需要的生产力(如分田到户)。所以,秋老师,我们判断和理解主席的逻辑思维形式和内容,一定是要唯物辩证地认识它和学习它,而不是像您这样掐头去尾,断章取义。而正是主席看到了这样的矛盾,他才能够区分,哪些是敌我矛盾,哪些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样才能使他能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正确地运用要文斗而不要武斗的斗争方式,去进行斗私批修。说到这里,秋老师,我想强调一个要点,我们总是习惯于讲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后”什么的,文革在主席在世的时候是一塌糊涂的吗?难道他的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其路线方针政策是错误的吗?难道在这个期间的经济基础是右派说的“崩溃”和生产力是右派说的是“阻碍”的吗?如果不是,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胜利的。至于到今天被走资派颠覆,其政治性和逻辑性用语应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被颠覆后”。所以,是谁发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性虚无和逻辑性混乱的用语,是完全错误的。这与右派的用语一样,搅乱了当今青少年的第一认识,我认为是到了要辩证过来这个政治性和逻辑性的用语的时候了。 说得严重一点,秋老师,您根本就没有弄清楚自然过程是一种什么东西,以为是没有人参与其中的一种空间就是自然,是不是?其实,您完全搞错了,您是把人这个自然之物,排除在自然之外,被当成了上帝。而根本没有认识到,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根本没有认识到人类的全部活动,即生产与再生产,即劳动,就是自然过程。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01-202页)秋老师,马克思这种精准的描述,把整个人类的劳动自然过程说得多么生动啊!这个“潜力”是什么?不就是“意识”吗?不就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吗?而“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不就是说“意识”由人来决定,由人这个自然物质来决定吗?不也是在说“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来决定吗?而这样的一种“决定论”,不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过程吗? 秋老师,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生产力,而且在一定的条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您说马克思只讲前者,不讲后者,我说您在造谣!!如果您是看不懂,那没有什么,但是,如果看不懂,还说看懂了,而且还说马克思没有说过,那就是造谣了。马克思自己也说过了,《资本论》中,最难的一章是《商品》这一章。这也难怪,在我认识的同志们中,没有看懂的,也有,但是这些同志是抱着啃骨头的精神在学习它。在这里,我要戳破您这个谎言。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403页)秋老师,您理解“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之前的这几句话没有?前面讲的不是生产关系是什么?这个引用的部分不是在说生产关系反作用生产力是什么?马克思接着说,“工场手工业分工不仅只是为资本家而不是为工人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而且靠使各个工人畸形化来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它生产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因此,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又是文明的、精巧的剥削手段。(《马恩全集》同上)秋老师,这个“…不仅…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而且…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表现为社会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在说明“工场手工业分工”这个生产关系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了吗? 秋老师,下面是两段长文,我认为值得任何人再学习,这是恩格斯对那些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回击;在当今,也是对那些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东方的毛泽东主义者”的有力回击。我将不对引文再做任何说明,因为恩格斯已经说得太清楚了。引用完毕后,将结束我这个篇幅对秋老师的信帖。我自认为我是一名普通的战士,虽说是受秋老师的邀请,但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也必须要进行实事求是地说明。捍卫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每一位毛泽东主义者的光荣职责,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不但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相反他是真正用自己的鞠躬尽瘁在捍卫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而凡是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他必定是修正主义,也不管他是如何举着毛主席的旗帜,其本质是已经在亵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这个问题的性质其实就是这样,所以我认为秋老师必须要自我反省,这是我认为在反思之基础上的更进一步深入,否则,后果真的很严重!恩格斯的长文如下: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是这样来判定您的第一个主要论据的: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普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在这里首先起作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勃兰登堡由于掌握了普鲁士而卷入了波兰事件,并因而卷入了国际政治关系,后者在形成奥地利王室的威力时也起过决定的作用)。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脉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那末,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其次,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突出的例子。《资本论》中的许多提示也是这样。其次,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 为详尽的阐述。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马恩全集》第三十七卷第460-46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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