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老师，所谓评，无非是肯定与否定，赞成与反对，表扬与批评，歌颂与批判这四种类型，其态度和立场取舍，也无非是这八种态度中的一种或几种表现。我在这里也有几种取舍。第一种是对“正反合的毛邓论”表示批评，因为这样的一种“毛邓论”，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是世界观和宇宙观的一种先验论。这种言论，它甚至都不管水火不容，反正一切都要“合”，还管得了你是毛还是邓；对于这样的花岗岩脑袋，我只能表示是批评。第二种是对“毛邓论的正反合”表示批判，因为这样的一种“正反合”，是建立在政治基础之上的，它是一种否定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唯心论。这种言论，是把“毛邓”的“正反”进行了阶级调和，掩盖了阶级斗争的本质；对于这样的一种反动性，我是坚决要表示批判的。第三种是对以上言论进行过批评和批判过的人和事，我是表示赞成的。我以上的表态绝非是什么信口开河，这是我首先根据所谓“正反合”的反动本质来决定的。因为所谓的“正反合”，它就是为了企图颠覆物质本原论，企图亵渎物质禁闭性，企图打破对称破缺性；它就是为了企图把对立统一的一个暂时状态，当成了全部的终止的静止状态，变成了一种类似化合物的状态。而最终，它就是为了企图阉割毛泽东主义的革命锋芒，把毛泽东主义变成有名无实的空壳，而让这个空壳包囊着一切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罪恶；而一旦时机成熟，又反手把这一切罪恶都推到毛泽东主义的身上，使其面临万劫不复，使其成为众矢之的，这就是“毛邓论”进行“正反合”的反动本质。 秋老师，既然是评论《毛邓论》，肯定只是根据《毛邓论》中矛盾的两个方面进行展开，也只是根据邓小平针对毛主席的具体斗争进行展开。虽然《毛邓论》仅仅只是涉及到了一部分六个阶段性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的方针政策，仅仅只是涉及到了一部分六个阶段性的党内外和国内外的政治路线斗争的动态变化；但是，请原谅我将这个“仅仅涉及到了一部分”都不能够展示出来，因为我要抓的是他们之间阶级斗争的重点部分。在抓这个重点之前，为了说明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的物质属性，以便说明它们之间矛盾运动的基本轮廓，我还是必须先把邓小平在《毛邓论》的一卷中，在“大跃进”前后，所表现出来的阶级本性做一个定性。怎么定性呢，秋老师，我想应该这样定性。上面铺垫的临阵脱逃和弄虚作假，是可以证明邓小平是怕死、投机取巧、钻营革命和无组织无纪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就与他在《毛邓论》第一卷中所表现出来的，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倾向的阶级本质联系了起来。邓小平在《毛邓论》中说“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一脚踢开资产阶级的思想是错误的、危险的”（第一卷第180页），这已经是在新中国解放后的1950年12月21日说的话。如果说这两句话他以前经常讲（在第一卷中有三四处相类似的话），那是因为以前要保护民族经济是要绝对地服从革命战争的需要，但是，他在1950年底还要继续这样讲，是有着他阶级本性的惯性发展的（当然我们知道，虽然1950年我国也还需要民族资产阶级的商品经济）。至于邓小平于1954年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公开为刘少奇辩护“富农党员”的问题（所谓“迟一点早一点的问题”），这就完全可以说明，邓小平的资产阶级本性已经是开始暴露了。 秋老师，邓小平于1951年在西南局所作的《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中就开始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说“在实现社会主义以后，资产阶级没有了…（第一卷第187页）”。他在1956年的“党的八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不但继续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而且还擅自篡改党的最高纲领。他说“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第一卷第218页）。”这完全就是“三个代表”的前身，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篡改为全民的先锋队。他于1957年在西安就开始散布“去革命化”，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第一卷第261页）。”他的根据就是，“从整个来说，阶级斗争这门科学，我们党、我们的干部是学会了（第一卷第262页）。”不但如此，他还于1962年在中央扩大会议上（著名的7000人大会），以组织原则即民主集中制为幌子否定阶级斗争，强调“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讲到…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第一卷第303页）。”其根本意思就是想与毛主席的“不重视学习理论，天天搞事务，一定要迷失方向（第一卷第316页）”相对立（这是毛主席在邓小平讲话时插入的几句话，意在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而邓小平以所谓的组织原则直指毛主席，意思就是毛主席在干预他们制造出来的“五风”的工作，哪怕这个时候毛主席还主动为他们承担了一部分责任）。而最后，他狗急跳墙，妄图搞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于1962年在共青团三届七中会议上，散布“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第一卷第323页）。”接着，他就和刘少奇一起迫不及待地搞起了“三自一包”，在行动上直接“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等（第一卷第323页）”，开始颠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到这里，秋老师，《毛邓论》的矛盾一方，即邓小平的阶级属性就定性完了，下面就根据《毛邓论》一到三卷的顺序进行展开评论。 秋老师，在《毛邓论》中，邓小平于1950年在调入北京之前，对毛主席还是“礼恭毕敬”的，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把毛主席放在了党中央的前面，称谓“毛主席和党中央（第一卷第152页）”。但是，自从他于1952年调入北京，并于1954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后，有了权力之后，他就对毛主席开始不恭不敬起来。他于1956年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所作的所谓《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说，“…领袖对于党的作用…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第一卷234页）”，这看起来好像是唯物辩证，其实，这是含沙射影地在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要知道，“八大”召开，是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三大改造”已基本完成。而由于毛主席曾于1953年提出过退居二线，他就在这里无事生非，配合刘少奇夺权。他的意思无非就是，“毛主席你的作用也就那样，如果我和刘少奇上了一线，说不定比你搞得更好”。事实上，他们二个人上了一线搞到了1960年，搞出了“五风”之后，邓小平不但不知悔改，还于1960年在天津会议上，继续提出所谓《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其所谓“最近，有些同志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当然，毛泽东同志在政治经济学上是有发展的，但是…所以，不能只是讲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第一卷第284页）。”秋老师，您看邓小平的反毛斗争是不是公开化了？要知道，这个时期，是刘邓搞出了“五风”，是毛主席在纠正“五风”，他这个时候所谓谈到的毛泽东思想为纲的政治经济学，是关联他和刘少奇的政治利益的。所表现出来的，他不是肯定的态度，而是转弯抹角地进行否定，什么怕庸俗化毛泽东思想啊，什么怕对国际共产运动不利啊，明眼人一看，他不就是对毛主席纠正“五风”表示不满和否定的态度吗？秋老师，《毛邓论》中，有大量对“大跃进”进行否定的批判，但是，他作为配合刘少奇共同主持一线的实际负责人，从1957年到1962年，这五年中，没有留下任何工作指示，哪怕是只言片语，可见他像在《毛邓论》中删除十年内战的这个阶段一样，是何等的狡诈！而对于毛主席曾经（1962年）宽宏大量地，在七千人大会上，帮他和刘少奇承担了部分责任，而在他32年之后（1994年）来再版《毛邓论》时，还继续以“大跃进”出现的“五风”来攻击毛主席，可见他的人格人性是多么阴险歹毒，可见他的阶级本性是多么顽固不化。 秋老师，评论《毛邓论》中邓小平对毛主席的主要进攻点，这是矛盾的一个方面，而要想把这个矛盾运动的形态完全弄清楚，也不能不谈到矛盾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然邓小平在《毛邓论》的第一卷中，对“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合作化”“反右”等运动是一笔带过，掩盖了他既想说，也不能说的话；但是不管怎样，在文革之前，他与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的矛盾运动，是处在次要矛盾这一方的。毛主席从1950年的“镇反”到1951年和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是把这些革命运动的方向，是逐步由党外指向党内的，是与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上层建筑，所反作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毛主席于1951年12月15日在《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中说，“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个决议草案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但不要在党外报刊上发表，因为还是草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59页）。”可见毛主席发出这个指示，是既谨慎，又重视的。因为其目的，众所周知，是针对刘少奇于1951年7月指责山西发展合作化这件事情的。由于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是毛主席亲自发动起来的一场捍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而且从1951年一直到1955年，毛主席在合作化的问题上一直是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并于1953年5月19日发出《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0页）的通告，所以，邓小平虽然紧跟刘少奇对合作化牢骚满腹，但是也只能在1957年4月8日在西安说，“就是农村办合作社，也要扩大民主，实行民主办社（第一卷第271页）”。虽然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一卷中对“五七反右”是一笔带过，也虽然他在第二卷中，在所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对“五七反右”作过既是肯定又是否定的置评，也尽管他说出什么“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第二卷第277页）”的话，但是，这还是掩盖不了他和刘少奇故意把“五七反右”进行扩大化的阴谋。因为，既然他和刘少奇的力量，在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生产关系的坚定基石下，是处在矛盾运动的次要方面的地位上，那么，在他们既不敢明目张胆地联合右派，又屡次妄图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散布篡改党章言论和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全都失败，而且处在一种被打压的情况下，把“五七反右”运动进行扩大化，制造事端，表现为一种变相博取人民群众同情资产阶级右派，相当于在联合右派进行反革命运动，这样的一种行为动作，他们是完全可以做得出来的。而且事实上，他们一直对毛主席都是阳奉阴违的，直到“文革”开始公开决裂为止；当然，直到主席逝世后，邓小平为了逐步实现其罪恶目的，一直到《毛邓论》第三卷结束，都还在透支毛主席，对毛主席进行阳奉阴违。秋老师，这就是邓小平在《毛邓论》的第一卷中，未交待清楚“五七反右”运动的，与毛主席的“反右”斗争指示对着干的矛盾运动的基本形态。 秋老师，《毛邓论》第一卷所表现出来的，毛邓二人和各自代表的政治路线的斗争，其矛盾运动的形态，对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而言，总的来说，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但是既然是在评论《毛邓论》，有些话还是不得不说清楚，以免引起所谓的“毛邓合”对毛主席不利，相当于是对毛主席发起诽谤和污蔑性地攻击。什么意思呢，有人说，既然刘邓已经三番五次地出现了这个苗头，为什么毛主席不马上对他们进行撤职查办或格杀勿论；而好像毛主席开始是在隐忍，是在一种被迫无奈的情况之下才发起的反击？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算不是算一种是主席所造成的“毛邓合”，在无奈之下才发展成为一种“分”的趋势，而且这个“分”的矛盾运动的一方，看起来好像还是邓小平为主动性的？如果有人会这样说，或者有这种类似猜测的人，他一定是不了解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人。晦涩的唯心论我不想牵涉，我只是历史唯物主义地讲，如果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不是以军事斗争为主，而是以政治斗争为主，中国革命史都会被改写。意思就是，一个事物，它不是发展到这一事物相反的方面上去，而在某一阶段上，它不是已经达到快要改变事物本身属性的时候，它是不会发生质的飞跃的。意思就是说，红军从井冈山的30万人锐减到到达遵义只有3万7000多人，如果想继续锐减以至灭亡，走向红军本身绝对相反的消失的方向上去，那就不需要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被确立为重新回到军事工作的领导地位。而要想红军起死回生，由反的方面激起红军这个事物必须存在，发生质的飞跃，就必须要重新确立毛主席军事工作的领导地位。而如果这个时候谈到的是政治斗争，不是红军这个事物在敌人的枪炮面前能够存在的根据，势必就要加大红军内部的政治矛盾，而忽视大敌当前的敌我矛盾，那结果要么是红军一哄而散，要么最后就是死路一条。 秋老师，毛主席与刘邓的斗争也是这样。遵义会议之前，红军内部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左’倾，重大的军事问题这是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的客观反映；像刘邓一样，他们的重大政治问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他们重大的经济建设工作问题，也是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的客观放映。如果不等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尾巴露出来，不等他们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的重大罪行已经危及到走社会主义道路本身，那毛主席与刘邓的阶级斗争，是不会在激烈的矛盾运动中促使社会主义道路得到巩固和发展的。因为，如果没有刘邓的尾巴和罪行，你怎么进行政治斗争，怎么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怎么让人相信你做的就是对的？那结果难道不会导致党内分裂，走向极端化，损害党的形象？所以，只有当一个事物当要走向否定它自己存在的时候，这个事物存在的根据，也就是它的内因，才会促使它发生质的飞跃。所以，第一不要以为毛主席从一开始不知道他们的言论所反映出来的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第二也不要以为毛主席是在容忍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发生，在发展，对邓小平而言，好像是一种所谓的“毛邓合”。归根到底，是主席历史唯物主义地在看待问题，知道这种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去想当然，以一种皇帝论的封建意识去评价毛主席。为什么毛主席说反动人物梁漱溟可以继续当政协委员，“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12页）。”所以，刘邓在毛主席看来，也是这样的一种作用；只是可惜，在毛主席最后发动文革的时候，是“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从而也可以说明，即使废了刘邓，还可能有张三李四；从而也可以说明，文革的胜利成果为什么会被颠覆；从而也可以说明，毛主席真是高瞻远瞩，而我们只有今天才能看得这样清楚。 秋老师，《毛邓论》的第一、二卷的时间相隔十年，第一卷是1965年结束，第二卷是1975年开始，这十年怎么就没有《毛邓论》的章节呢，这个背景也要交代一下。邓小平作为走资派的第二号人物，从1966年下台到1972年上台，也只有6年时间；他从1972年到1975年，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在台上，这个时间段内，难道他就没有任何工作指示和只言片语？当然不是，因为这些工作指示和只言片语，不仅不符合邓小平的阶级本性，而且也不符合《毛邓论》矛盾运动的邓小平这个方面的物质属性，所以，这些东西是不能收录的。由此可见，《毛邓论》是非常讲究阶级斗争的矛盾运动的阶级属性的。如果邓小平于1972年8月3日把写给毛主席的所谓全面检讨，所谓拥护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谓要求继续为党做一点工作的信件公布于世，那《毛邓论》按照邓小平所预设的矛盾运动的政治性质就算是政治阴谋了；而如果邓小平把1973年和1974年的工作指示和只言片语都收录在《毛邓论》中，那这就与1975年他所谓开始整顿文化大革命相抵触，那就与他从1977年之后，全面颠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相抵触，那《毛邓论》的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的物质属性，在他看来就会是混淆不清了。所以，邓小平他是绝对不会把以上的那些政治阴谋和混淆不清放在《毛邓论》中的。而正是因为邓小平没有将他与毛主席进行阶级斗争的矛盾运动的同一性展示出来，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来评论和补充，而这又恰好证明了邓小平在《毛邓论》中是放弃了辩证法的。他与毛主席所各自代表的政治路线的斗争，要么是他被毛主席战胜，要么是他战胜毛主席，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而邓小平在《毛邓论》中是刻意回避了这一点，那就证明他是心虚的，是胆怯的。常规来讲，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失败了，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个问题邓小平不可能没有想到；而只是他觉得通过这种“华叶同盟”的政变方式所取得的阶级斗争的胜利，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毛主席的继续存在，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改革开放，是否能够顺利进行，这是没有什么决定性的保障的。所以，在第二卷中，他没有像前苏联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来对待毛主席，而是用所谓的“三七开”在变相打倒毛主席，而在打倒毛主席的同时，又在利用毛主席去维护他所代表的那个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这样的一种慢慢削弱毛主席影响的矛盾运动的形态变化，一直延续到他于1983年确立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一直延续到《毛邓论》第三卷收录1992年的最后一篇文章为止。不过，我认为，直到1997年他生命最后一刻，他都没有忘记《毛邓论》的主角之一，他的阶级敌人——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政治革命路线。因为，越是到他面临着死亡的时候，像他这样的贪生怕死之徒，将想到要怎么样去面对马克思和毛主席对他的审判时，他一定是不敢死的！ 秋老师，《毛邓论》第二卷主要是在说明打倒“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个顺序是先通过政变解决政治，后通过政治解决经济。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不过这样的一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决定关系，在并不是生产关系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所进行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决定关系，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决定关系。不过，尽管这个时候毛主席已经逝世，但是，邓小平在《毛邓论》中所记录的一切政治和经济的问题，都还是属于是邓小平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都还是属于是邓小平与毛泽东主义的革命路线进行斗争的问题，都还是属于是邓小平在《毛邓论》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已经处在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问题。只是这个时候，毛主席已不在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要领导人全被抓捕，所以，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毛邓论》后期的矛盾运动中，处在被动挨打的位置上。当然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安排，邓小平必然会这样做，这个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了。我要这里继续评论的是，根据《毛邓论》第二卷的记录，来评论一下邓小平颠覆社会主义道路和生产关系的几个具体的重大的步骤，同时也说明一下，即使邓小平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治和经济的统治权，在矛盾运动中处在主动权的地位上，但是他初期的改革开放也必须是一步一步来，而且跨度一曾也是步履维艰的。不过我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如果想对《毛邓论》第二卷进行评论的人，一定要学会冷静，因为，首先你起码要知道邓小平在《毛邓论》的第二卷中具体说了些什么，而像我这样，就是抱着这种先期调查的研究方法去了解它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没有想到，《毛邓论》第二卷，实在是看不下去。邓小平作为矛盾运动一个主要方面的物质属性，经常会发生错乱，一会跳到毛主席这边，一会又回归到他自己这边。其从头到尾的自相矛盾，表现为一种极为重度的人格分裂，可能是会像我一样，是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的。至于不能接受的原因，我可以这样来形容，如果是一般的人学习他的《毛邓论》，其结果，不变成脑死，也会变成脑残。而变不成脑死和脑残的，当然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除外，当然是有些良知和分辨力以及有些辩证逻辑思维的人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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