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信批秋石客“新社会主义论”

秋老师，邓小平在第二卷中首先是拿“两个凡是”开刀，说“两个凡是”不行，其理由是，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第二卷第38页）。”顾名思义，他这是既想针对毛主席，又想针对华国锋，他是想一箭双雕。在针对他这个所谓不能简单平反的问题上，他是到处活动，拉帮结派，而且他还真能够找到处理这个问题的核心部门。他跑到教育部阴阳怪气地说到，“《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第二卷第66页）。”但是，他又不把自己的真实目的显露出来，意图是煽动知识分子把戴上“臭老九”帽子的愤懑发泄到毛主席的身上。因为他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已经做了这个铺垫，故意点了这个火，虽然他表面上是在为毛主席做辩护，但实质上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说，“…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第二卷第43页）。”他为了能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慢慢形成所谓的核心力量，在各种场合下，在还没有形成正式权利核心的时候，他是把毛主席与所谓的“四人帮”是分开来谈的。虽然他这个时候在各种会议、场合下，在军队里面，虽然他到处进行煽风点火，但是他还是必须要回避把毛主席与“四人帮”联系在一起的潜在危害。因为他心里清楚，这个时候，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是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所以，尽管他把所谓的“四人帮”颠倒黑白，说成十恶不赦；但是，对于毛主席，他还是非常慎重的，不像以前60年代左右跟着刘少奇混的时候，还发一发怨气。但是这个时候，他好像有点变化，他说，“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第二卷第127页）。”请注意，他的变化是在利用毛主席，来达到所谓改革开放的目的。而一旦利用完毕，待这个目的有些眉目之后，他在第三卷里面，他就把“人家封锁我们”都否定了，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关门锁国的。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二卷中所反映出来的，他为了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闭幕报告中最后一锤定音，他利用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并不惜把毛主席的这种战略思想引向到卖国主义的道路上去。他在1978年9月16日的《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谈话中说，“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但是总的说来，我们有了过去没有的好条件。如果毛泽东同志没有

说过的我们都不能干，现在就不能下这个决心（第二卷第127页）。”

秋老师，这个所谓的条件，不就是邓小平准备于1979年出访的美国之旅吗？不就是准备卑躬屈膝的所谓中美正式建交吗？虽然在网上流传的邓小平以交换美国对台湾售武为条件出卖国家根本利益，而且还要求外交部长严守秘密的小道消息，在我这里不能引为实证，但是，邓小平如此能“下这个决心”，去创造这个所谓的“条件”，而且是准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去到美国最后落实的，这一番讲话的弦外之音，不就是准备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投名状宣传吗？而且他为了表现出成熟稳妥和深谋远虑的政治谋略，以安抚广大的党政军民希望安定团结的预期为目的，不惜于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讲话中，信口雌黄地开出了一个巨大的空头支票。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第二卷第149页）。”但是，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等到他出访美国卖国归来，他就开始亟不可待地撕毁他的口头支票。他说，“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第二卷第305-306页）。”秋老师，邓小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自掌嘴巴地要快速做出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决议，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他认为“晚了不利”的？要知道，他在出访美国之前，在1979年元旦是做出了《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的政协报告的，如果他没有在美国进行利益交换，怎么在出访归来之后，并于1979年3月30日在做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报告的基础之上，来坚定不移地要做出这个决定？这个疑问的解答，我可以从他对荣毅仁的讲话中找到一些答案。他说，“…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第三卷第156页）。”如果说这个讲话还不能找到根本动机的话，那他下面的讲话，就会露出马脚。他继续对荣毅仁说，“…你主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第三卷第167页）。”这前后两个讲话的内容，以服务于“能创汇的就签”的目的，这不就是我们今天庞大的外汇储备白白地送给美国的的源头吗？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二卷中所表现出来的，从美国回来之后的那种蛊惑，就如同“乡里人进城狗屁都是香的一样”，大肆兜售他的卖国理由，他于1979年10月4日在他的所谓《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说，“…外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问题是怎样善于使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至于用的办法，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第二卷第198-199页）。”而至于邓小平为什么可要这样做，他说‘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他们判断，中国确实有偿付能力。我们有稀有金属，有各种矿藏，有油水（第三卷第199页）。”秋老师，邓小平所谓的引进外资，是因为“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确实有偿付能力”，而这个偿付能力是什么呢，就是我国有“稀有金属”和“各种矿藏”。秋老师，邓小平这个卖国言论，不是为一直以来的像贱卖稀土战略资源般的卖国行为指明了方向吗？或者反过来说，导致今天贱卖国家战略资源，即将导致中国战略资源枯竭的源头，不正是来源于邓小平所开辟的卖国主义道路吗？一个所谓的引进外资的改革开放，原来是以“中国确实有偿付能力”为基础的，而既然邓小平连祖国大陆的根本利益都不顾，他还会顾及是否应该把美国对台湾的售武作为交换条件吗？像他说的武钢的产品可以出口创汇一样，“但是按照现在的国际价格，每一吨要亏损四十元。为什么国家不可以每吨补贴四十元出口呢？它能创汇嘛。好多国家都有出口补贴。这是上层建筑里面的问题，是制度、政策上的问题。我们应该鼓励能够出口的东西出口，能搞到外汇就了不起嘛（第二卷第200页）。”这是邓小平多么猖狂直白的卖国言论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越是卖国就是越是了不起，而为了卖国，即使“每一吨要亏损四十元”，也都要国家“每吨补贴四十元出口”去卖国，因为可以搞到积累到今天庞大的外汇储备的“创汇嘛”，而这种卖国行为就是“了不起嘛”。不仅仅如此，邓小平还把这样的行为上升到了上层建筑的高度，“是制度、政策上的问题”，那就是说，所谓的引进外资的改革开放，是卖国政策所决定的，意思就是说，邓小平实行的是一条卖国主义的道路，反映在经济基础上面的，就是一条殖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道路。所以，既然已经确立了这条道路，而为此就必须要在卖国主义道路的旗帜下奋勇前进。这是因为“我们有丰富的资源，中国地方大，在能源方面，在矿藏方面，无论是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还是稀有金属，中国没有的很少。这些资源要是开发出来，就是了不起的力量（第二卷第232页）。”
    秋老师，邓小平就是想创造出这样的力量。所以，他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要求集中一切力量为卖国主义开路，要求一切制度关卡为卖国主义放行。他说“每一个什么东西该更加集中，什么东西必须下放，具体意见我提不出来，请大家敞开议一下。我肯定，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条无论如何要坚持，这有利于发展生产。过去我们统得太死，很不利于发展经济。有些肯定是我们的制度卡得过死，特别是外贸。好多制度不利于发展对外贸易，对增加外汇收入不利（第二卷第200页）。”邓小平这里的“具体意见我提不出来”是对制度而言的，不是他提不出来，而是他不能直接提出来，他是暗示别人提出来，或者是暗示别人这样去做。当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之后，阻碍卖国主义的制度，只有一个，那就是“七五”《宪法》。他的意思无非就是要进行修宪，而修宪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修掉惩办卖国罪。而且为了堵死其卖国行为被揭穿，连“四大自由”也必须要砍掉。他于1980年1月16日在所谓《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说，“…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第二卷第257页）。”邓小平这种自说自话、神经错乱和前后矛盾的话语，如果说还有那么一点必须遵循组织程序和必须遵守有法必依的话，他下面的这个话语，就把他所代表的“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击得粉碎。他说，“为了保证安定团结，建议国家机关通过适当的法律法令，规定罢工罢课事前要经过调处；游行示威事前要经过允许，指定时间地点；禁止不同单位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串连；禁止非法组织的活动和非法刊物的印行（第二卷第371页）。”可见，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二卷中，堵死了一切对他的卖国主义路线进行评论、批评和游行示威的自由，那更加就谈不上对他的卖国主义路线进行惩办的自由。
    而他为了把他的卖国主义路线进行漂白，使其在已经所谓公开合法化的国家机器下变得有理有据，使其披上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皇帝新衣，邓小平不惜豢养一批汉奸文人，为其树碑立传，为其塑造一套中国特色的卖国主义理论。他说，“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我提议中央宣传部把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并且提议，对于确实写得好的著作，经过评审，应该由党和国家发给奖金，以便给这项看来似乎平凡实则很艰苦的工作以应有的荣誉（第三卷第180页）。”邓小平这里的创新，就是创建卖国主义理论，而所谓的“奖金”，这只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就是用钱来收买甘愿为他效力的汉奸文人。秋老师，以上所展开的邓小平的卖国主义路线，是他在《毛邓论》中，将矛盾的两个方面的矛盾引向极端对立的一种矛盾运动形态；虽然这样的一种运动形态时到今日已经趋向不可逆转的一种境况，但是，在当时，与之相对立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各种影响，包括《党章》《宪法》的文字形式，深入人心的群众基础，还在与他的卖国主义进行着坚决地斗争。尽管邓小平在出访之后，为了效忠美帝，“三七开”打倒毛主席，确立卖国主义路线，修改《党章》《宪法》，但是，他的前进步伐还是遵循着矛盾运动的规律的，是曲折地向前推进的。所以，即使他为了篡夺最高的领导权利，他不得不先打倒“两个凡是”中的毛主席；但是，他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他又不得不保留相对无害的毛主席。而且，即使他推行的卖国主义路线，似乎有军队保驾护航，不可阻挡；但是，他还是必须要利用他和刘少奇在以前各种运动中所采用的一种破坏的方式所造成的一些影响极坏的结果来作宣传，来攻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混淆人民的视听，来影响人民的判断。而当他通过国家机器把这样的一种弥天大谎重复上千次之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首先在农村被突破之后，其所谓的分田到户的生产力在短时间在局部地区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之后，首先是农民阶级的自私性在私有化的经济基础上被“唤醒”之后，建立在卖国主义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其改革开放的殖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就这样洪水猛兽般汹涌而来了。而这个时候，《毛邓论》的矛盾运动的斗争形态，就完全以邓小平为主要矛盾来主导了；但是，尽管这样，一旦矛盾运动的双方斗争，并不是很激烈，或者说是处在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的时候，邓小平在《毛邓论》中就开始错位起来，就会跳到毛主席的这一方来正人君子起来。当然，这并不是他的阶级本性使然，也不是他真心想这样做，而是他在形式上否定了阶级斗争后，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之后，用毛主席这边可用的东西作为工具来统治中国，来服务于一种欺骗人民群众的需要。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中是如何利用毛主席这个工具的呢，这里也必须做一个简单说明。比如他说，“昨天，山东的同志说，有一个原来很落后的县，就是因为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才由老大难变为先进。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所以，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二卷第191页）。”邓小平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检验真理，其实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性；而邓小平是把这种人的自私性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还把这种检验真理的方式，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身上，这是不是把马列毛作为工具了？而且这种工具的运用，对比“‘四人帮’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第二卷第191页）”是不是有很大的欺骗性？而由此得出他的狗屁结论，“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第二卷第168页）。”这是不是千真万确的了？而由此又得出他的一个狗屁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第二卷第182页）。”这又是不是千真万确的了？而如果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第二卷第323页）。”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甚至说，如果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话，那“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第二卷第291页）”，这不是顺理成章的吗？秋老师，您看，邓小平就是这样在《毛邓论》中来回打转转，一会用毛主席这个工具为自己服务，服务的时候，又用毛主席在打倒毛主席。所以，尽管邓小平在《毛邓论》中来回地跳，尽管这个时候主席是处在被动挨打的位置上，但是，他邓小平永远就是邓小平，他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与毛主席永远是矛盾运动的敌对关系。所以，“毛邓合”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即使邓小平想装成毛主席，那也是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需要，是为了欺骗人民群众的一种需要。
    秋老师，邓小平虽然狡诈，但是，他在《毛邓论》的第二卷中留下了很多败笔，为锁定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铁的证据。他既然是想对毛主席来个《决议》，那为什么就不敢提路线问题。什么“对‘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第二卷第308页）。”既然想对毛主席来个《决议》，那为什么不敢提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什么“提不提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决议中不涉及没有坏处（第二卷第310页）。”邓小平这个狗屁《决议》的意见，路线问题不能提，小资产阶级也不能提，这不正好说明邓小平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吗？这不正好说明邓小平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吗？而他为了加强这样的一种逻辑，证明他自己是确确实实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他竟然胡言乱语说出这种哭笑不得的言论。他说，“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第二卷第333页）。”这个“不好的制度”，不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吗？而这个制度在邓小平眼里，竟然是“不好的制度”，那正好是不是说明了邓小平投身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以反革命的间谍身份参与进去的，不然这样的话能说得通吗？不过，在《决议》的意见中，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阴谋家的预见，这个倒是不错的，那就是在《决议》中必须要点华国锋的名字。不然像他所说的，“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首先是这个问题。政治局决议正确不正确，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应该不应该变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时，按现在的政治动态来说，也有必要。大家都知道，现在‘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谁的旗帜？过去是打‘四人帮’的旗帜，现在打谁的旗帜？就是打华国锋的旗帜，就是拥护华国锋（第二卷第310页）。”请看，邓小平是多么老奸巨猾啊！中国历史上的大小汉奸，都从来没有做出过如此“光明磊落”的事情！邓小平明显在这个问题上，比其他人聪明，如果《决议》不提华国锋，不但切断了毛主席与邓小平之间的历史连接，而且把邓小平公开置于篡党夺权的不利位置上。所以，可怜又可恨的华国锋，在邓小平的眼里，就像一只蚂蚁一样，随他捏弄。
    秋老师，邓小平在《毛邓论》第二卷中最大的败笔，是间接为“文革”平反。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一九七一年七月基辛格访华。同年十月，联合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美国很难堪。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签字。九月恢复中日外交关系。一九七四年四月，我去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我国政府发表讲话，受到热烈欢迎，讲完以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这都是事实（第二卷第305页）。”秋老师，邓小平这段话，虽然他作为一个阴谋家，能说到这个水准上，也是非常不容易了。但是，这个中国人民人所众知的事情，再怎么想自圆其说，却总是无法自圆其说。国内在动乱，国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还把自己身临其境的受到“热烈欢迎”和“热情握手”拿出来当做证据，邓小平把这个缺乏自洽性和逻辑性的东西拿出来，不知道有多少懂得辩证法的人们在暗地嘲笑。他不懂得，只有国家和民族凝聚力，才有国际外交力，一个动乱和他们所编造的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国家，能以“联合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美国很难堪”，这不是在说梦话吗？使美国难堪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中国是邓小平所说的那样，美国会难堪吗？那些“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的人们脑袋都坏了吗？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如果不是国家兴旺发达，蒸蒸日上，会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投票，会使美国感到难堪吗？所以，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会知道邓小平在为“文革”平反，只不过这不是邓小平的本意，但是结果的确是如此。所以，在《毛邓论》中有这样的一种胡言乱语，并非都是坏事，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又与毛主席直接干上了，因为主席说过，坏的事情往往会引出好的结果来。这段话所反映出来的邓小平与毛主席的斗争，虽然毛主席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上，随便这个该死而没有死的人怎么说，但是，从政治意义上，邓小平只是被人耻笑的小丑；从人格品质上，邓小平只是把屁股当成脸的人渣。

 秋老师，前面我已经交代过，邓小平的卖国主义路线也不是那么好走的，是在曲折中前进的。直到1981年7月17日，他还在惶惶不可终日中提心吊胆着，就连一个华国锋，他都是这样的一种认识。他说，“现在有些人打起拥护华国锋同志的旗帜，要打倒谁和谁，要注意。这反映出当前斗争情况的复杂性，促使我们提高警惕（第二卷第393页）。”可以这样说，如果邓小平不是出卖国家，他没有这样惊恐，而正是因为他实行的是卖国主义路线，所以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他都是风声鹤唳。他早在1981年3月27日跟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负责人打招呼说，“对军队中‘左’的影响不能忽视。有些三四十岁左右的干部，受‘左’的影响，从‘左’的角度看问题的比较多。部队一些干部包括有的老干部，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不理解，有的以为是搞资本主义，这主要是来自‘左’的影响。但也不是没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比如对靡靡之音和社会上一些坏风气，有些人就喜欢（第二卷第180页）。”由此可见，当时的人民群众和一些人民子弟兵不是不懂邓小平的卖国主义，而是像今天这样，由于没有强力的领导核心和刚性的组织纪律，故就形不成强大的人民力量去捉拿汉奸卖国贼邓小平。所以，在邓小平与毛主席的矛盾运动的阶级斗争中，邓小平是不敢走极端的，不管是对毛主席，还是对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对国际和国内的一切事务，他都必须是一步一步来。而他来的每个步骤，所秉承的所谓指导思想，都是他修正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个就是走资派的悲哀所在。明明是一个妓女，它偏要说自己非常贞洁；明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偏要说自己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明明是卖国主义道路，它偏要说自己走的是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导致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不在什么所谓的“四人帮”身上，也不在社会主义道路身上，而都是他把这些归结到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身上。而这样的一种情况一直演绎到今天，它越来越变异，越来越牛头不对马嘴，但是，只要它具有欺骗性就够了，只要它能够维稳就够了，这就是它的反动本质所在。所以，不要以为谁说了几句毛主席的话，就不得了了，邓小平的话，里面提到的毛主席，比他的徒子徒孙的任何人都多。然而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服务于他的卖国主义路线。
    秋老师，《毛邓论》的第二卷中，邓小平的路虽然不太好走，但是他还是硬着头皮走了下来，因为这是一条不归路。而要想将这一条路走到黑，他必须招兵买马，丰其党羽。所以他说，“我们平反了天安门事件，平反了包括彭德怀、张闻天、陶铸、薄一波、彭真、习仲勋、王任重、黄克诚、杨尚昆、陆定一、周扬等同志在内的一大批同志的冤假错案，并且不久就要为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第二卷第243页）。”当然，仅仅为这些人平反是绝对不够的，那还必须有虾兵虾将。他继续说道，“这三年内，特别是最近一年，中央和全国各地都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已经得到平反的，据不完全的统计，总数已经有二百九十万人。没有立案审查而得到平反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同上）。”这个所谓没有“立案而得到平反的”，邓小平的范围是放到了无限大的，后面的事实证明，这个范围包含了一切的“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而这些被邓小平丰其党羽的对象，这些封建的资本的反动的分子，后期都成为了邓小平党羽中的坚实基础和骨干力量。这是一个方面。而在另一方面中，邓小平既有前面已经交代过的毒辣和心虚的一面，又有着他将反革命进行到底而培养接班人的一面。他说，“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这些人大体上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来的，是既得利益的。他们感到现在的一套对他们益处不大，所以对过去很留恋。经过工作，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吗？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第二卷第192页）。”邓小平在这里胡说八道、本末倒置、移花接木和张冠李戴的把戏就不说了，这无非是表现他对反革命的接班人是非常慎重的。事实证明，他谈到的接班人的问题，在今天看来，这些人都是符合他的标准的。他说，“现在也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远一点。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选不准的，还可以换嘛。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第二卷第192页）。”其实邓小平在这里是完全多虑了，选接班人的问题，是选好的难，选坏的容易。而这个“选好的”，在政治上来讲，是选无产阶级专政的接班人难；而这个“选坏的”，相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说，最坏的接班人，就是邓小平要选的最好的接班人。也就是说，学好很难，学坏很容易。但是邓小平还是不太放心，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对立面不是别人，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似乎是深谋远虑地继续说道，“组织路线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被按住了（第二卷第197页）。”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第三代的领导也一样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第三卷第299页）。”秋老师，邓小平在选定接班人的问题上，都是非常注重与无产阶级的接班人相对立的阶级属性的，而且这样的接班人都是必须要“听话的”，‘左’倾的不要，右倾自由化的也不要。比如说胡耀邦和赵紫阳，这样的接班人，邓小平就不要，为什么呢，这就要根据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是否适应于意识形态这个上层建筑来决定。说穿了，因为邓小平开辟的是一条卖国主义道路，其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必须在封建管理模式下进行，而如果中国发展成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那就会瓦解封建管理模式下的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那就会与邓小平的卖国主义道路相冲突。而且，由于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人民民主与集中型的政治模式，而只要是它改变了性质，变成了官僚权贵集权型的资产阶级专政，那就很容易退回到封建管理模式的政治模式。所以为什么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就是这个原因。
    秋老师，《毛邓论》第二卷中的矛盾运动，反映在邓小平这个方面的，反映到他选择接班人方面的，虽然是表现为邓小平这个方面的物质属性，但是，它始终是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不断阶级斗争的一种矛盾运动。所以，邓小平始终是战斗在一线，尽管他厚颜无耻地说道，“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不是假话。从整个事业看，我现在还不可能退休，我想大家也不会赞成（第二卷第227页）。”其实，邓小平在这里说的并不是谁赞成还是不赞成的问题，而是他必须要这样做的问题，因为他必须要严格把关，特别是把关不能让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成为接班人。比如他说，“对青年人我们要具体分析，有少数青年人受‘四人帮’的思想体系的毒害很深，至今还不悔悟，我们决不能选这种人当接班人（第二卷第222页）。”其实这个问题对邓小平来说，一直进行到《毛邓论》第三卷的时候，邓小平才终于在1989年3月4日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怎么解决的呢？那就是，他的接班人，都必须具有法西斯的本能，即使《党章》和《宪法》修正过也都必须能踩在脚下，只要能维护卖国主义道路就行。“当然，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违法的就要取缔。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第三卷第286页）。”这个法西斯的上峰宝剑，从邓小平开始到今天，他的接班人不是执行得很好吗？因为只有这样执行，才什么事情都可以干，才能顺利地开门揖盗，甚至于今天拿转基因毒食品来毒杀全体中国劳苦大众都可以干，而且干了也是白干；而要是谁敢反抗，包括一些游行示威之类的，必须是坚决彻底地进行镇压。所以，秋老师，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多不可理喻的事情，其实都是邓小平早就设计好了的，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一样，邓小平也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就是要他要将中华民族完全彻底地葬送掉，因为他干的事情已经不仅仅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而且他也知道，出卖中华民族，这种触及到民族底线所决不能容忍的结果，不是极度严惩就是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他的表现，就看起来处处都是在跟毛主席对着干，因为这是矛盾运动的同一性规律所致，不是他将把中华民族葬送掉，就是中华民族反过来将他葬送掉，而且这种反过来将他葬送掉的性质，必须是像周总理处理顾顺章叛变一样，必须是灭杀叛变者全家。所以，邓小平的这个理论体系，就牵涉到了他的家人，这是叛卖祖国的性质和程度所决定的。而他的家人，竟没有一个是迷途知返的，包括他的儿子和女儿们，都是执行这一理论体系最坚定的幕后继承者和发展者，这既是邓小平家族十恶不赦的原因，这也是导致中华民族今天一步一步面临着被葬送掉的原因。
    秋老师，在前面我已经交代过，邓小平在60年代都擅自篡改党性，妄想把无产阶级的政党修正为全民的政党，如果这个党性的修正不能完成，别说什么卖国主义道路，为民族资本主义服务的道路都无法践行。所以，在“七五”《宪法》被修正后，《党章》也必须跟着修正，怎么修正呢，只要去掉“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为纲”这两条就行了。所以，邓小平在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才能够说，“三中全会不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二十多年的问题。大家可以回顾一下，经过这三年的工作，我们党的状况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领导班子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思想路线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不是说所有的问题统统解决了，但是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这是最重要的事实（第二卷第242页）。”这个“最重要的事实”，邓小平是一点都没有加水分的，《党章》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废除了，《宪法》对卖国贼的惩办和对人民自由的权利都废除了，1978年的三中全会把生产关系改变了，1979年的出访把卖国主义道路确定了，“四人帮”的所谓爪牙抓得差不多了，对毛主席的《决议》也快要定下来了，到1980年分田到户的生产关系在执行了，这些不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实吗？所以，邓小平这段话是没有说什么假话的，这完全是他真实的阶级本性的自我阐述，是他体现在与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中的矛盾运动的形态变化。这个已有的形态是相对于1978年而言的，这就是邓小平说的所谓的形势；而这个形态变化的趋势，就是邓小平说的所谓的任务。邓小平说的这个任务，是非常客观的任务，它符合邓小平的阶级属性的自然反映，他对这个形势的总结和今后任务的规划，也是非常讲究庸俗的实用主义辩证法的，他能够说出来“不是说所有的问题统统解决了”这句话，已经非常不简单。因为，他的对立面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心里清楚，仅有的这个形势，并这不是一了百了的事情，因为他要控制两个局面，一个是不能回头，二个是不能滑向俄罗斯似的资本主义道路。当然我们知道，邓小平即是有三头六臂，他也滑不到这个道路，因为“文革”已经把这条道路堵死了。虽然我们不能说这是毛主席帮了他的忙，其实这恰恰反映了，即使毛主席已经逝世了，但是，邓小平的阶级斗争的头号公敌还是毛主席。虽然已经不是毛主席本人，但是一定是反修防修的继续革命的伟大革命实践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