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老师，邓小平就是这样善于循循诱导的，由于他的本性是自私、丑陋和毒辣的，所以，他就在谈到市场经济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人性化的心理学辅导。为什么能说邓小平是“伟大”的阴谋家，这个“伟大”不是随便能给的。他能够把人们“伟”到人性的动物化，这不能不承认邓小平的确是一个“人才”。他为了把这些辅导落到实处，他在精神上把限制这种人性动物化的枷锁卸了下来。他说，“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和谬论，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了积极的作用(第二卷第208页)。”邓小平在这里把林彪与“四人帮”进行绑定，当然是指林彪在某些口号上把毛主席推向钟馗打鬼的这件事情上。但是由于林彪的篡党夺权不得人心，所以把林彪与“四人帮”绑在一起，就可以强化“四人帮”的所谓流毒必须要清除的作用。而只要是清除了“四人帮”的红色流毒，那真正的毒草才能在人们的精神中生长和固定下来。但是，邓小平这种心理辅导，他必须有一个度，因为他的对立面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他在覆手为雨的时候，必须又要反过来翻手为云。他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第二卷第315页）。”邓小平能够公开把生产关系由“包产到户”说是“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巩固”，这只有在人们的精神套上了邓小平的心理辅导的魔咒枷锁之后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只有当人变成了精神病之后，才能相信邓小平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如果说把人民民主专政，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把抽象性说成具体性，还不能完全让人分辨清楚的话；如果说把“经营管理办法”，说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具体性反过来说成抽象性，也还不能完全让人分辨清楚的话；那这回把“包产到户”的一种分开分散，说是成“集体经济”的一种合并集中，这种从精神病院出来的疯话总该让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吧，但是非常可惜，这样的疯话还是让人们相信并在生产实践中执行了。当然我们今天才知道，并非是人们真的相信了，而是人们“无奈”地执行了。这个“无奈”，一个方面是，邓小平透支了毛主席，让一部分人们因为热爱毛主席而相信了他；另外一个方面，邓小平预支了法西斯，让一部分人们因为不相信他而遭到清洗。由此可见，能在当时把一种非常明显的卖国主义道路说是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几乎在党政军中没有遭受到任何抵抗，那所谓“四人帮”的流毒在邓小平的“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指示下，可谓是真的灭杀得所剩无几了。 秋老师，邓小平的这段话，时间是在1979年3月30日，这刚好就是所谓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刚刚结束之后，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他为主子效劳的一场战争，但是，这场战争也同时为他捞取了能更加肆无忌惮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资本。他不是对以上所产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采取限制的态度，而是故意地开拓其生成和发展的空间。因为，产生这个自由化，是党没有管政的原因，而如果继续把党政分开，那就是继续让资产阶级自由化放任自流。他说，“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第二卷第321页）。”当然，邓小平也不仅仅只是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开拓空间，他是明知道为了更好地卖国，必须要进行党政分开，而这一分开必定会带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自由化是各种资本主义制度，如封建的，殖民的，是它们的必然结果。所以，邓小平所谓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完全就是妓女行为，当妓女必然会产生性病，但是妓女反对性病，这算不算是故作玄虚？而至于妓女治疗性病如同邓小平治疗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样，包括这种东西所带来的一切无耻堕落的丑恶现象一样，是不是可以说成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虽然如此，邓小平还说要将这样的一种故弄玄虚进行到底。他说，“一些青年男女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认真注意。我们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一代，一定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那些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第二卷第177页）。”不仅如此，邓小平还于1980年8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中继续玄虚道，“现在有些青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有些干部本人，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这是非常可耻的。近一两年内，通过不同渠道运进了一些黄色、下流、淫秽、丑恶的照片、影片、书刊等，败坏我们社会的风气，腐蚀我们的一些青年和干部。如果听任这种瘟疫传布，将诱使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道德败坏，精神堕落。各级组织都要严肃地注意这个问题，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予以查禁、销毁，坚决不允许继续流入。在国内经济工作中，歪曲现行经济政策，利用经济管理工作中的漏洞而进行各种违法活动的个人、小集团甚至企业、单位，也有所增加。对于这种反社会主义的违法活动和犯罪分子，也必须严重警惕，坚决斗争（第二卷第338页）。”仅仅从1978年到1980年，资产阶级的丑恶现象就泛滥到这步田地，如果不是邓小平自己能够总结出来，谁敢相信？但是，邓小平对这个问题一定会是重视的，因为，卖国主义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完全确立下来，而一旦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走到了前面，仅仅只是在农村进行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后，就产生了如此多的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丑恶现象，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个卖国主义的道路，不就证明是失败的吗？所以，邓小平并非怕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是担心这个自由化的过早反映，会给他的卖国主义道路带来麻烦。所以，他就必须“痛苦”地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限制。 但是，邓小平又必须要否定，否定这是由于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所带来的恶果，否认这是他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阶级斗争的矛盾运动的必然形态。“现在我们看到的问题就已经不少，经济犯罪很严重，好多案子又处理不下去。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文化领域，都有严重的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总之，四个保证这四件事情都不能一次搞完，要长期搞下去。我们不搞运动，但是，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就要坚持四个保证，一天也不要丢掉，要把它变成一种经常性的工作和斗争。这四件事情当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有阶级斗争（第三卷第409页）。”为什么“好多案子又处理不下去”，其实这是邓小平耍的一个花招。他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是不干净的人，我们在否定阶级斗争的前提之下，一定要抓紧进行卖国主义道路，那否则的话，各个领域的“严重的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就要小心一点了。因为之前邓小平已经于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强调了“抓紧时间”的“决定性”作用。意思就是如果不抓紧把卖国主义道路全面彻底地落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如果走在了前面，恐怕大家都不好过日子。他说，“我们要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从今年元旦起，只有二十年，就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如果四个现代化不在八十年代做出决定性的成绩，那它就等于遭到了挫折。所以，对于我们的建设事业说来，八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是决定性的。这个十年把基础搞好了，加上下一个十年，在今后二十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二十年，时间看起来长，一晃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第二卷第241页）。”邓小平的第一个十年，就是从1980年算起到1990年为止，卖国主义的道路必须要把“基础搞好”，而且这个是“决定性”的。而这个正好符合邓小平1992年南巡的最后定夺，将650吨国有黄金运往美国，取得了“决定性”的卖国主义道路的胜利。邓小平的这种形势的估计和任务的具体时间规划，不是具体执行得非常到位吗？而至于他一本正经一样说的，“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第二卷第218页）。”这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典型证据，不是在警告他的爪牙必须是义无反顾吗？而至于他掏心掏肺说的，“比如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的、国家的机密保守得比较好，很少泄露出去。现在有些干部的子女可以随便看机密文件，出去随意扩散，个别的甚至向外国人卖情报，送情报。这是我们现在许多事情保不了密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卷第219页）。”这些出卖中华民族的卖国主义典型证据，不是在严诫他的爪牙们必须是死心塌地吗？而至于像他说的，“我们的高级干部现在并不是工资太高，而是其他方面的待遇太宽了。这样就要脱离群众，脱离干部，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把风气带坏了，官僚主义也无法克服。所以，对于实行这个规定，从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起，大家都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有困难要忍耐一下。只有这样，我们大家才有发言权（第二卷第220页）。”这只是邓小平给其他人打气的一个暗示，意思就是说，如果以后我们的卖国革命运动完全胜利了，还愁这点什么工资啊，待遇啊，什么子女能够以0.4﹪的比例能拥有中国70﹪的财富啊，这些到时候不是顺理成章，指日可待的吗？而至于说以前说的什么真理啊，实践啊，请大家放心，别的真理可能检验不了，但是，把这个国家卖完，我们好发大财，这个是可以检验的。总之一句话，“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还要过一两年，修修补补（第二卷第201页）”，反正能哄老百姓一天就算一天，什么狗屁标准，我们每隔一两年修修补补能混到那天就算胜利了。 秋老师，《毛邓论》第二卷，大概就是这些东西，记录的是邓小平与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在第一个5年计划中的矛盾运动的基本形态。这个形态，反映出来的邓小平的卖国本质，在《毛邓论》的第三卷中，他自己说明了其实行卖国主义的原动力。他说“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三卷第22页）”，其原则必须是实用主义。虽然他未曾用过这个主义，但是从他与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对话中可以反映出来这个主义。美国记者问他，“看来，中国同资本主义的美国的关系比同苏联共产党人的关系更好一些，这是为什么（第三卷第168页）？”邓小平是这样回答的，“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同上）。”邓小平与美国记者的这段对话，时间已经是在1986年9月2日，这个时候邓小平还没有与戈尔巴乔夫会面，等到1989年5月16日与戈尔巴乔夫见面的时候，他们共同效忠于美国的任务算是完成了。网传的一段“戈邓对话”不知是真是假，因为没有出处，跟邓小平在务虚会议上说邓力群预见了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带来了“工人下岗、女人卖淫、黄赌毒满天飞”什么“太过分了”一样，戈尔巴乔夫希望一滑到底，而邓小平希望牢牢地把握乡间小道同往高速公路的方向盘。这一段预见和一段对话，我倒是相信有这么回事，因为通过我以上的分析，邓小平可谓是阳的一套，阴的一套，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一段预见和一段对话又算得了什么？1979年1月28日至2月4日他出访美国，同年2月17至3月16日就发生了所谓的自卫反击战，明明就是投美抗苏，走的是一条卖国主义路线，在这样的实用主义的原则下，哪里还有什么制度而言。而所谓中美关系的具体情况，无非是因为有“文革”，卖国主义肯定不可能一滑到底；而所谓的中苏关系的具体情况，是前苏联跟中国不太一样，前苏联可以一滑到底，而中国却不能。这才是邓小平与美国记者对话的那段话的真正意思。邓小平如此坦白地说清楚了自己卖国主义的原动力，那当然就希望他的徒子徒孙们前赴后继，韬光养晦了。他说，“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当然，发达国家会对我们戒心更大。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第三卷第320页）。”邓小平这段看似一位慈祥老人在谆谆教导他的徒子徒孙，其实，这是在变相警告他的徒子徒孙们决不能轻举妄动。意思就是，哪怕是这个国家有再大的阶级矛盾，在对外的问题上，对主子一定要遵守君臣关系。而由于这个时候，社会主义道路的国民经济的根本基础，即农业的生产关系已经彻底改变，所以，邓小平这个时候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可以说邓小平是可以随便定评毛主席了。他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第三卷第116页）。” 秋老师，邓小平的意思就是说，毛主席没有像他这样无耻，钻营革命，背叛革命；意思就是说，毛主席没有像他这样开创殖民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没有像他这样神经混乱，颠三倒四，没有像他这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所以，正是因为毛主席没有像他这样或者那样，所以，“毛主席就有一个重大的缺点”，所谓“忽视社发展会生产力”。为此，邓小平就可以更加恬不知耻地说道，“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第三卷第306页）。”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庞大的物质基础进行化公为私，使其在某一个阶段必定会出现发展生产力的现象，即通过物质的转移，从国家建设转移到以生活资料为主的社会商品现象，称之为发展了生产力，其无耻言论是昭然若揭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一句话可以为他下个结论，“如果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在非洲，那非洲人民都会饿死，为什么呢，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质就是抢劫。”正是因为这是一种抢劫的发展，所以，金融资本，中国改革开放最初的国家资本主义集团，就必然要通过掌控货币流通来更加源头更加集中地进行抢劫。所以，通货膨胀，在市场经济中是必然的现象，而一旦这样的靠造钱手段来掠夺人民财富的极端运动导致商品的供应与人民社会化购买能力脱节的时候，资本主义的通病即经济危机就会到来。而一旦到来，将会形成恶性循环。而邓小平在这里为什么敢说出“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是因为这个时候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还没有全面启动，还有平抑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危机的资本能力。所以，邓小平在这里希望他的接班人，按照他的这种方法干下去，留下了使其好过日子避免经济危机早日到来的余地。他说，“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第三代的领导也一样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第三卷第229页）。”邓小平这段话是于1989年5月31日来说的，这个时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公开反对邓小平的第三年，邓小平自知自己不能把所有的好处都抹干吃尽，所以必须要留有余地。所以当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第三卷第373页）”的时候，他当时是有这个“底气”的，因为他还没有对国企全面开刀；而当他进一步讲“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同上）”的时候，准备拿国企开刀的歪理学说就完全铺垫成功了。后来他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上）”就完全成为了前面说过的“经济管理办法”，而没有了生产关系相对应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顾虑了。 秋老师，《毛邓论》第三卷是邓小平从1982年记录到1992年，长达十年的时间，他用一卷就解决了，这不能不说明，邓小平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日子是比较好过的。毫无疑问，这个时候，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全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上。比如说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他不仅下马了众多重大的在线在研的军事国防的高新技术和尖端工程，而且连已经试飞成功的“运十”大飞机也要格杀勿论。杀完了，他就开始意淫起来。他在1988年即“863”计划第二年，他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说，“说起我们这个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我先讲个故事。有一位欧洲朋友，是位科学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回答他，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第三卷第279页）。”邓小平正是因为看到了长远的卖国利益，所以必须将中国独立自主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科学技术生产力扼杀在萌芽状态，这种贼喊捉贼的行为，如果仅仅只是如此，那大不了说明是邓小平在掩人耳目，但是，事情可没有这么简单。众所周知，“863”计划，是邓楠根据四位科学家的请示向邓小平引荐的，一直到“973”计划出笼，整整十一年，中国在科学研究和技术领域，可以说是毫无建树。但是有一个细节我们必须注意，无论是这十一年的两个计划，还是从1991年的“211”到1998年的“985”这个八年的两个工程，都有一个重要的领域一直都在进行，那就是生物工程的运用和发展。时至今天，我们终于看到，当年促使“863”计划出笼的邓楠，竟然最后是转基因毒杀中国劳动人民的幕后推手。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邓小平有两件事情必须找台阶收场。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说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第三卷第374页）”这段话是邓小平于1992年《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之一，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沿海地区相对内陆地区、东南部地区相对西北部地区的较大范围的两极分化，跟他自己于1985年提出的“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第三卷第142页）”相违背，那么接下来是否能够“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如果事情还是实现不了，邓小平就下不了台来。第二个事情，就是邓小平于1987年10月13日在《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中说的，“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第二个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个目标是在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第三卷第256页）。”显然，邓小平在二十世纪末所谓“达到小康水平”没有实现，非但没有实现，中国劳动人民的五大福利也给剥夺了。而历经到今天已经有五代领导人从1978年算起有36年的改开历史了，前面的目标没有实现，现在的目标也没有实现，将来的目标更加不能实现。那怎么办，那就说明了邓小平已经完全没有台阶可下了，其卖国主义的嘴脸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所以，正是因为邓小平知道自己不可能有台阶可下，所以，他就必须铤而走险地找另外的一个台阶下。那就是，他的卖国，不仅是越货，而且还要杀人。一个是为了灭口，二个是怕受到清算，三个也符合美帝主子彻底解决对华政策的需要。当然，这也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主张，凡属于是与邓小平同流合污的人，已经堕落成汉奸美国贼的人，都会是这样的主张。所以，邓小平的科技之路，不是为了兴国，而是为了杀人，这已经通过转基因可以确定是毫无疑问的了。由此也可以证明，邓小平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尽管他总是自以为是主动性进攻，但是由于他是邪恶的，所以，邪不压正，总是让他处在道义被动的极端悬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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