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真的让千百万人丧生吗?（节选）

　　全文见：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09/09/14012.html

　　Joseph Ball着 张星戈 译

　　毛死后好久，Warren Wilson学院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韩东平教授走访了山东及河南这两个在1959至1961年间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他发觉受访的大部分农民，都宁取七分天灾，三分人祸的解释，而不是邓派的说法，也就是说，他们不认为在大跃进期间所受的苦难主要该怪罪毛。这并不表示没有发生可悲的错误。韩东平论及在农村公社推行的公共食堂。一开始这是很受农民欢迎的政策，事实上，1958年许多农民都说这辈子从没吃这么好过。问题是这种新的表面丰足造成对收割与消费粮食掉以轻心，人民似乎开始认定政府能保障粮食的供应，而他们自己则可以不必再为确保粮食来源操心。

　　以1950年代晚期中国的贫穷状况，这项错误注定要导致严重的问题，而GCD领导阶层本应该采取更迅速的步骤纠正这项错误。三年恶劣的自然灾害令情况更糟。受灾最深地区的个别公社成员想在作物收成之前(译按：指偷割青苗和未熟的庄稼)，先据为己有，就破坏了公社的团结，这更使雪上加霜。不过，必须强调的是，农民自己并没有对韩东平说，建立公共食堂的错误是他们遭受饥荒的主要原因。倒是韩东平本人严厉批评毛「大跃进」期间的冒进政策所造成的结果，然而他自己也说：「我在山东、河南访问了许多工人与农民，从来没遇见一位农民或工人说毛不好的，我也和安徽【据说是饥荒最严重的地方--作者】的一位学者谈过，他恰好是在乡下长大，一直在安徽做研究，他从未遇见一位说毛不好的农民，也从未遇见一位说xxx好的农民。」

　　或许可以辩说，韩东平对毛至少有部分的支持，这可能会影响他对农民谈话的诠释，但是也要注意，他的两位祖父母都在「大跃进」期间死于与饥饿相关的疾病，而他对毛在这段期间的政策往往比他访问的农民更具批评的口吻。

　　大量死亡?人口统计的证据

　　农民在回想「大跃进」时对毛比较支持，这必然使人怀疑那些表示这段期间饿死数千万人的统计数据。西方学术界似乎一致确认这种证据，甚至连对它质疑的人，如李斯金，作结语时总坚称，所有「可取得的证据」都指出这段期间发生很高比例的饥荒。

　　事实上，肯定有来自许多资料的证据指出这段时期发生了一次饥荒，但关键的问题是，它是不是让三千万人丧生的饥荒?要是死了三千万人，那还真是史无前例。虽然我们常读到报纸这类头条：「非洲饥荒有数千万人面临饥饿」，却从未听说一次饥荒真有死数千万人的。例如1974至1975年间孟加拉国的饥荒，是该国史上极为悲惨的事件，孟加拉国官方发布的饿死人数是三万人(而当年全国总人口是七千六百万人)，不过非官方资料估算饿死人数有十万人。相较之下，「大跃进」期间据称死三千万人，当年全国总人口估算在六亿六千万到六亿七千万之间，就比例来算，这就意味「大跃进」的死亡人数比孟加拉国饥荒高估的死亡人数还多了将近35倍!

　　所谓所有「可取得的证据」都证明大量死亡理论确实可信，是相当误导的说法。事实的真相是，所有说「大跃进」有数千万人死亡的估算，全依据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的死亡率数字，这些死亡率数字并未从这段时期的其它数据得到可靠的证实。

　　问题是，1940年至1982年的死亡率数据，像中国大部分人口统计资料一样，在1980年代初以前一直被中国政府认为是国家机密。我们将会看到，由于无法确定这些死亡率数据是如何收集来的，就严重削弱了该资料作为确凿证据的地位。直到1982年那年，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死亡率数据才公布出来。

　　所称数据显示死亡率从1957年的每千人死亡10.8人，上升到1960年的每千人死亡25.4人，再掉到1961年的每千人死亡14.2人和1962年的每千人死亡10人，这些数字显然表示，由于1958年至1961的饥荒，多死了将近一千五百万人。

　　美国人口统计学者与中国统计数字

　　中国关于饥荒死亡人数的资料为一群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美国人口统计学者所引用，他们就是柯尔(Ansley Coale)、 艾德(John Aird )和贝妮斯特，他们可以说是首先让「大量人口死亡」的假设在西方广为流传的三个人。柯尔在美国人口统计学界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1980年代他出版论述中国的书时任职于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成立的人口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Population Research);艾德曾是美国人口普查局(U.S. Bureau Of The Census)研究中国的专家，1990年他写了一本书，由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出版，该所就是个推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机构，这本书叫做《屠杀无辜》(Slaughter of the Innocents)，批评中国的一胎化政策;贝妮斯特也曾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员工，她从该职告假写书，书中讨论到「大跃进」的死亡人数，艾德读了该书的清样并提供建议。

　　贝妮斯特提出的数字明白表示「大跃进」时超量死亡三千万人，这几乎两倍于中国官方所明示的统计数字，她认为官方统计低估了总死亡人数，因为中国居民在这段时期低报了死亡人口。

　　贝妮斯特在算这段时期低报的死亡总人数时，先计算实施过人口普查的1953和1964年之间的总出生人数，所用数据取自人口普查和1982年实施的一项回顾生育调查(受调查者被询问1940年至1981年间的子女生育数)。一旦知道1953年和1964年的人口，以及这两年间的总出生人数，就有可能算出会在这期间死亡的人数，她用这种资料算出的这十一年的死亡总数就远高于官方发表的死亡率。

　　为了估算在「大跃进」时的死亡人数，贝妮斯特回头去用官方统计的死亡率。即使她认为就绝对数字而言，这些数字过低，仍假定这些数字显示了中国在这段期间的实际死亡趋势。例如，她假定官方所公布的1960年每千人有25人死亡的死亡率确实显示该年的死亡率暴增，但是她把这个数据与她所估算的1953至1964年低报的死亡人数结合起来，搞出了一个数字说，1960年每千人有45人死亡。用这样搞法，没被宣称有饥荒的年份，死亡人数也一样会增加。例如，她把官方公布的1957年每千人死10.8人的死亡率增高到每千人死18人，然后比较修正过的丰年死亡率与修正过的所谓饥荒年份死亡率，就得以搞出「大跃进」期间超量死亡三千万人的估计。

　　对中国统计数字的质疑

　　各式各样的中国的数据被引用来支持这个发生大型饥荒的论点。一些声称可以显示毛要为饥荒负责的统计数字也被引述，其中包括一些声称「大跃进」时死亡率增加造成一些省瘫痪告急的数字，一些数字显示同期间榖类生产大量减少，也有一些明显表示饥荒不该怪恶劣气候的数字，这些数据全都在1980年代初邓小平「改革」时发布。

　　但这些数据有几分可信?我们已经知道，数据是在1980年初期尖锐批判「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时发布的。中国在邓的统治之下，想方设法严格管制信息外流民间。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一个持续干预媒体报导公共事务的政府，只要合乎他们需要也会干预统计数字的编制。艾德在1982年写道，全国人口数据之所以如此少出现于中国的数据中，主要因为中央的新闻检查。没有先经过国务院授权，全国人口数据是不能公布的，甚至国家统计局的官员未得许可也不能使用这类数据。

　　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国家统计局在什么情况下得出这些死亡率数据。美国与中国学术界所提出的「大跃进」死亡总数，都依据那几年关键的死亡率统计数字。

　　当然，假如我们详细知道，死亡率资料在「大跃进」期间是如何收集到的，我们也许能够更肯定数据是精确的，问题是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只得权且相信中国政府说他们的数据是真的。此外，艾德和贝妮斯特所提出的说法也表示，她们认为死亡率数据是估计值，而不是根据报上来的死亡数字实际计算的。

　　艾德说：「发生【大跃进】危机的那几年的关键【出生率与死亡率】数据，官方发布的一定是估计值，而其根据则不得而知。」

　　贝妮斯特则写说，中国的确在1954年开始户口登记，但是非常不全面，「在估算1955年到1957年的死亡率时，若有引据死亡登记系统之处，那也只得之于那些有建立这种系统的地区，这些地区往往比较先进或都市化。」

　　贝妮斯特表示，这种情况在「大跃进」期间或之后并没多大改善，她写说：

　　「1960年代末期以及之前的多半年份，经常性的人口登记及通报系统也许不全面且准确程度各地不一，全国或各省的统计人员必须概略估算全部或部分的人口总数，特别是1950年代，经常性的人口登记及通报系统才刚开始设立，起先并不涵盖全国人口，1950年代所有的全国人口总数，除了人口普查(译按：1953年有过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数以外，都可能是根据不完整的地方报告，靠估算补充的。」

　　她还写说：「1975年以前无论哪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粗估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出生时的生命预期值、死亡原因等数据不是付诸阙如，就是没用，最好的情况也是低估了实际死亡率。」

　　艾德、柯尔和贝妮斯特依据官方的死亡率数字，何以能自信满满地断言数千万人死于「大跃进」，读遍他们的著作根本找不到任何说明。这些作者并不知道这些数据是如何收集的，而且他们，尤其是贝妮斯特，又显然对官方的数据并不怎么相信。

　　通览证据一番就再明白不过地显示，任何在政治上有争议的历史问题，绝不会由「学术研究」或「官方统计数字」得出确定无误的结果。政治斗争总是影响统计数字的呈现，而历史向来都是由胜利者来撰写的。就中国来说，追随毛的社会主义政策的人显然不是胜利者。

　　结论

　　现代写「大跃进」的作者采取的方法是荒谬而片面的。他们不懂得「大跃进」的失败与成功之间的相互联系，只扭住1959至1961年间的严重问题。他们不明白这些年所完成的事业也为中国社会主义不断全面成功改善人民生活奠下基础。他们未能认真看待表明「大跃进」期间的死亡多半是因为自然灾害而非政策错误的证据。此外，还必须把「大跃进」的死亡数字和中国人在整个毛泽东时期防止其它许多人死亡的成就相互对比衡量。平均寿命的提高也救了千百万人的性命。

　　我们也必须思考，假如没有这次「跃进」，假如没有采取自力更生的政策，一旦与苏联决裂，会发生什么后果?中国太穷，不能仅因苏联拒绝援助而容许农业及工业发展停滞不前。这并不是在辩说，事情不能做得更好。或许若有较好的计划，较不过度乐观，更小心行事，有些死亡也许原本可以避免。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很难对许多年前别人在困难的环境里所做的事下判断。

　　当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注意毛对这段时期所犯错误的自我批评，但毛的自我批评绝不可以给那些坚持相信这段时期的荒唐死亡数字的人提供有力论据。很希望将来有一天，能举行一场针对这些议题的理性辩论。

　　假如印度的平均寿命能像1949年以后的中国有那么大的提高，应该有千百万人可以免于死亡，这一点甚至连毛的批评者也承认。也许这表示我们应该谴责尼赫鲁和他的那些继位者没有实行毛泽东思想的政策，「导致千百万人死亡」，所以「比希特勒还糟」。但也或者，这么说会是评价印度独立后的历史的一种幼稚而愚蠢的方式，其愚蠢的程度可能正如二十五年来针对毛的指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