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存在国家资本主义

《国退民进》的中心论点是，始于19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使得中国经济从国家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其中，私营企业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也是创造就业岗位的唯一来源，以及中国日益成为重要的全球贸易国的主要推动因素。

我认为，胡温时期国有企业占据主导的论点缺乏依据，因为当时私营企业仍在不断替代国有企业。不过，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政府有必要解除其对国有企业受保护领域的控制，以促进竞争、完成定价改革，尤其是改革能源和资本的价格，因为目前对二者价格的保护阻碍了整个经济过程的资源有效配置。

国家主导经济的转变

《国退民进》第一章，我对市场定价取代国家定价的过程进行概述，这是中国经济从国家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的基础。经济改革前，几乎所有重要商品的价格都由国家物价委员会决定，而不考虑市场的供求关系。

因此，当时公司的利润和资源是否得到有效利用基本无关。现在的大多数市场则是竞争性的：价格能够反映出供需关系，而非由少数大公司操控市场。在竞争市场中，定价规则的转变为投资带来根本转折。

中国以前的投资系统中，企业将全部收入上缴至财政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决定重点投资项目，从国家预算中拨款支持。定价规则转变后，形成了一套新系统，金融投资最主要的来源就是企业的留存收益，因此银行贷款变得尤为重要。

在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公司生产力越高，留存收益就越多，也就越能因此扩大融资，迅速扩展规模。正因如此，中国经济逐渐转型，形成基于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有力地促进了始于1980年代的快速增长。

最后，本章记录了中国人力资源配置的变化：城市工作早先是统一分配，终身雇佣，由机关工作人员确定工资标准；现在的人力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转向了市场主导。

国资委无力扭转央企经营状况

《国退民进》也纵观中国国有企业发展长久存在的问题。1980年代前期，得益于农业改革，农作物产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攀升，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国有企业的迟缓发展。90年代以来推动了两项改革方案。

第一项改革方案，在1990年代后期和2000年代初，国有企业规模大量缩减。破产、兼并及私有化使得国有工业企业数量锐减至原有规模的1/4，数万国企员工下岗。这次重组后，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可观增长。

第二项改革方案始于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的成立。国资委重点关注大型国有企业，其成立时间恰好与几项关键的工业政策发布时间吻合，因此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次对国有企业有利的布局，意味着国有资产在工业领域重新崛起。

然而，在我看来，国资委监管的企业，在全部非金融类公司的利润中所占比例曾在2006-2007年达到最高值，但其后开始显著下降。国资委监管下公司的资产收益率也于2005年左右逐渐下降，目前已远低于其资本成本。这些发现表明，国资委并非如同传闻所言，有能力扭转大型重要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

私营企业吸收贷款多于国企

第三章阐述所有制结构的剧变。以前，几乎所有经济产出都来自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而现在私营企业产出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二。由这种转变可以推断，1978年以来，几乎所有城市就业岗位的增加都来自私营企业。

从那时起，公有制企业的就业机会已经缩水了数千万个，目前提供的岗位仅占城市工作岗位的10%。私营企业也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就业增长的唯一来源，以及促使中国成为日益重要的全球贸易国的主要推动因素。

上述所有制剧烈转变由三个主要因素促成。首先，国家对私营经济活动的政策逐渐演变。经济改革初期，除少数特例以外，国家政策对私营经济有强烈的歧视；如今的政策则趋于中立，即国家政策向所有企业提供平等待遇，无论其所有制为何。

其次，私营企业的资产收益远远高于国有企业，据此可知，私营企业的留存收益与资产比高于国有企业，拥有相对充足的资金来扩大规模，因而发展得更快。

再次，私营企业的银行贷款能力大幅上升，平均而言，2010-2012年银行发放给私营企业的新贷款比发放给国营企业的高出2/3。因此，类似“国有企业强烈的贷款欲望挤占了私营企业的贷款空间”这样时有所闻的断言，从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

2010-2012年，银行贷款流向份额图，红色为国企，黑色为民企。

最后，第三章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私营部门的地位。研究显示，企业家通过入党获得声望，有助于提升公司的商业利益。尽管目前企业家中的党员人数已达数百万之巨，但共产党并未借此对私营产业施加影响。

前瞻：国有企业将继续式微

最后，我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前瞻看法是：尽管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但程度仍有不足。虽然国有企业占中国经济产量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在银行贷款和投资资源的权利等方面优势并未相应缩减。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平均资产收益率远低于资本成本。

这个事实清晰表明，国有企业依然是拖慢经济增长的沉重累赘。此外，在某些领域，主要是公共服务机构，仍然通过政策壁垒阻止私营企业进入。国有企业几乎完全操控这些领域，然而生产力极低。
 
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明确表示，要解除国家对某些价格领域的管控，并且在公共服务领域鼓励竞争，从而进一步增强市场的作用。这些变化将有望重现1980年代开始的制造业开放浪潮，从而引发国有企业的式微。

如果习主席和李总理能够克服以往改革中曾出现的既得利益方的阻碍，公共服务领域的国有企业就必须加速前进；否则，国有企业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份额就会缩减。无论哪种结果，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都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