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导致了中国崛起吗？

　　国内企业对“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的持久性依赖充分彰显出中国并无工业化之实。面对内外危机的重重压力，中国决策者终于认识到，目前的发展道路是一条致国内产业被压制在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制造环节、勉强维持低水平国际竞争力的“低端之路”，这样的“发展”不可能导向真正的经济现代化;改变发展方式是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现代化最后的机会。于是，产业升级被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

　　2010年10月，中国政府做出决定，“加快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是使中国在2020年跻身于创新型国家的行列，技术对外依存度降低至20%以下。

　　问题在于，无论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都不涉及对全球化的深刻反思，因而也就不可能意味着在此基础上国家发展方针的根本性调整，而不过是中国在全球化的自由主义规则框架内实施自主创新政策的延续。在全球金融危机高峰期间，中国官员和领导人在多个国际场合不厌其烦地鼓吹自由贸易，其调门之高，态度之真诚，甚至比之发达国家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当然不是中国工业化成功带给他们的“理论自信”，而是因为“如果离开多边自由贸易，高度全球化的中国制造业势将难以生存”。

　　中国决策者对国家依附发展的现实了然于胸，然而，他们对全球化的热衷却绝非出自权宜之计。毕竟，全球化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满足了中国当局机会主义的政治合法性诉求;与此同时，“无技术工业化”的依附发展所催生的政治心理也支配了他们的政治潜意识，使其不但不愿意相信全球化是造成中国经济转型困难的重要根源，相反，却继续视全球化为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唯一坦途。2011年1月，中国经济领导人在访问德国时，首次提出了中国计划在2020年完成工业化的时间表;为此，他表示，中国将扩大对外资的开放，“引进先进技术、管理技巧以及高技能工人和资本”。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仍无雄厚的技术实力，依然要靠外资甚至外国技术工人的帮助来实现现代化，这足以证明中国已深陷依附发展的陷阱。

　　无独有偶，中国在2013年7月10~11日与美国举行的第五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所做出的实施更大规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承诺，则进一步暴露出中国当局已丧失自主发展的意志。中国同意与美国谈判缔结一个“高水准”的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内容涉及美国在华投资的各个阶段以及中国全部的经济领域，包括更大程度的市场准入、撤除投资壁垒、确保中方不强加技术转让要求以及更大的透明度。“这是中国首次与一个外国政府谈判如此高度自由化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国还承诺向美国公司开放服务业，包括电子商务和商业保理业务;同意尽快向世贸组织提交覆盖面更广泛的GPA，等等。

　　无疑，上述自由化承诺一旦实施，将导致中国残存的发展空间丧失殆尽。然而，伴随这一前景的却是中国“强国家”的持续甚至进一步的软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巨额科研投入被制度性腐败所吞噬 ，其二，中央政府角色不当，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混乱不堪。2012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1.97%，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大量的科研经费被贪污或挪用，科研腐败极其严重。在产业振兴方面，中央政府虽然提出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却仍没有吸取以往“软中央”致产业政策无效的历史教训，没有通过授权单独部门或部委就统一实施产业振兴进行集中的规划布局和政策协调，依旧把产业政策的实施权力交予地方当局，从而导致产业发展极度混乱和资源的严重浪费。

　　以光伏产业为例。在2008年以来短短几年时间里，全国光伏企业遍地开花，总数量竟多达500多家(仅江苏一省就有58家)，多数不符合工信部的《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这些企业技术水平普遍低下，靠引进先进设备和关键部件完成低端组装，这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被舆论讥讽为“一个毫无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或“披着高科技外衣的制造业”。虽然如此，大批光伏企业制造出的产品却因中央部委之间政策协调不力无法并入国家电网，不得不竞相以低价向国际市场倾销，发达国家的反倾销以及巨大的银行偿债压力最终导致许多国内的光伏企业倒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无锡尚德集团。

　　更大规模的经济自由化与“软国家”并存，预示着中国试图在已近荡然无存的“发展空间”内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努力很难取得成功。2013年1月，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对中国五大企业华为、尚德、联想、上汽集团以及南车集团的竞争力做了细致的个案研究后发现，除了华为的创新能力相对较强外，其他企业在“重大创新”方面均无建树。例如，作为汽车业龙头的上汽集团“基本上没有技术，更谈不上自己的技术”。

      同年10月，国际权威商业数据提供商汤森路透公司根据“专利数量、成功度、全球应用以及影响力”四项标准遴选出全球100强创新企业，中国除台湾一家半导体-电子元件企业(台积电，TSMC)于2013年进入百强外，大陆及香港企业无一家跻身其中，而美国的世界顶级创新企业多达45家，日本企业有28家，欧洲企业有22家(表五)。

　　惊人的创新差距正是中国“无技术工业化”的真实写照，这与中国官方对本国产业技术状况的总体认知也基本吻合。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经济蓝皮书》指出，中国“很多行业的高端环节大量依赖进口，例如，芯片90%依赖于进口，每年进口额超过石油。类似情况还存在于其他行业。发动机、液压、传动和控制技术等关键零部件上中国核心技术不足，严重依赖于进口;高端医疗器械70%至80%依赖价格昂贵的进口或外资品牌”。

　　事实上，即使是在中国最尖端的也是自身技术积累最成功的航空航天领域，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十分有限，同样依赖技术引进(表六[a & b])。以航空工业为例。2007年，中国政府重新启动了“大飞机项目”，为此专门于2008年5月成立了以国资委为其最大出资方的大型国企——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中商飞”)，承接已于2002年开始起步的ARJ21支线飞机和C919干线飞机的研制和生产。不出所料的是，这两大飞机项目的系统供应商全部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表七)，中商飞只负责将各种部件组装在一起。尽管如此，中商飞在系统集成和项目管理等方面仍遭遇到一系列困难，不得不将两大飞机的交付时间一再延后。

        与此相比，日本三菱重工的支线飞机项目(MRJ)虽然起步较晚(2008年)，但交付时间却可能要领先于中商飞(2014年)。在其全球30家(多数为美国公司)系统供应商中，有2家日本企业名列其中，分别负责飞行控制系统和起落架的生产。日本以其雄厚的工业技术实力，要想在世界飞机制造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尚且不易，由此可见中国与西方技术差距之巨大。上述事实充分证明，全球化没有使中国崛起为德国或日本那样的一流工业强国。虽然中国经济结构早已实现从农矿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生产和出口为主的“现代化”转型，但中国始终未能实现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制造转变的产业升级，而这才是当今时代工业化的真实内涵。迄今，中国依然是“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国而非输出国，技术对外依存度仍高居50%以上(远高于日本和美国的5%以下)，不但没有较2006年时有明显下降，反而有进一步升高之势。这表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事实没有改变，官方对此也毫不隐晦。这样的国家纵然有极其庞大的经济规模，也难以称得上是一个“经济超级大国”。

结论

　　全球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双重效应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远非成功，国内产业对西方先进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持久性依赖，从根本上粉碎了中国依托自由主义全球化实现崛起的神话。

　　中国全球化发展模式的实质是市场列宁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姻，这一扭曲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当的国家干预)与全球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相结合的发展模式，造成了中国的依附发展和对全球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深度依赖，这从根本上偏离了以自主发展为特征的现代化正途，因而也无法构成将所谓的“中国模式”向世界推广的软实力。

　　工业化是个现实问题，它绝非如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所坚信的——是个能够自我实现的预言，也绝非只是个时间问题——能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自然而然地实现。没有一批“管理专业的本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工业化将毫无希望。中国的依附发展表明，中国企业已被全球化的自由化规则牢牢锁定在了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主宰中国市场的是外资而非中国产业，中国产业所从事的少量高技术活动在许多情况下也是名不副实的。这充分证实了Amsden的著名论断：“后起国家(若片面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专注于低技术产业，未必能够实现工业化”。因此，仅仅经济增长一项指标在任何意义上都构不成中国崛起的有力证据;全球化没有导致中国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强国，中国赶超西方的前景依然渺茫。

　　时至今日，中国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全球化的“现代化陷阱”已在思想和体制上形成强大的路径依赖，导致中国难以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改弦更张，转向“内需主导与浅度全球化”相结合的自主发展的新模式，这从所谓的“上海自贸区”的提出和实施就可见端倪。美国也绝不允许中国走上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外的另类发展道路，以摆脱对全球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依附。但问题是，全球化所导致的中国依附发展是一种制度性无出路，这不仅是因为作为全球经济“最大亮点”的中国经济增长本身因环境和资源瓶颈的掣肘而越来越难以为继，还因为“中国崛起”造成的幻象极可能导致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在远东重演。

　　这一前景对于试图通过自由主义全球化将中国改造为和平伙伴的西方世界来说不啻于莫大的讽刺。而对于中国而言，无论出现上述哪种经济和政治后果，都可能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打断。当然，更直接和现实的危险还是来自中国自身。经济的泡沫化和纠正全球失衡的刚性压力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触发中国虚拟经济“泡沫崩溃”以及实体经济“去工业化”的双重危机；后一情形更值得忧虑，因为无论是本国制造业的萎缩还是外资撤出中国(即“去工业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目前仍主要依靠工业部门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来说，其经济和社会后果都是极其危险的，也是比日本泡沫崩溃后的“经济停滞”更为可怕的经济灾难。

　　

　　（相关简介：岳健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先后任教于伦敦国王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