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廷大屠杀”：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至少不了解细节。有一系列的原因如下：
首先，根据“锁匣文件1号”中的一份写于1959年3月3日的“谢列平（Shelepin）的信”中的内容，数千份相关资料已经被销毁。不论“谢列平的信”是真实的还是伪造的，这上千份文件肯定已经被销毁。唯一的问题是：何人？何时？为何？
其次，众多苏联时期关乎有争议的历史问题的文件时至今日仍然是保密的，甚至被政权信任的历史学家都无从获得。俄罗斯学者谢尔盖•斯特金（Sergei Strygin）声称，他知道其中的一些文件可以驳斥卡廷事件的官方版本。他在2012年12月6日的著名的自白书中列举了其中一些文件。其中最有趣的是关于机构间委员会（inter-agency commission）的一个报告，它据称是为回应美国国会卡廷事件小组于1951-1952召开听证会而建立的，大概运行于1952-1953年。根据斯特金的说法，这个苏联委员会的仍然保密的档案，证实了德国在卡廷大屠杀的罪行以及1944年苏联布尔登科委员会的发现。
斯特金同时声称更多身着波兰警服的尸体在2000年3月于科吉格里/卡廷地带被发现，然而这些发现却被掩盖了。这一说法在一本最近出版的波兰书籍（当然声称这些人为苏联所害）中被再度提及。如果斯特金所提出的证据确实存在，那么它可能的确能够证明苏联的清白。
我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咎于波兰历史学家们。他们一直自欺欺人地认为卡廷事件的“官方版本”是天衣无缝的，不存在矛盾之处且不容置喙。简言之，他们“不想知道”任何可能会撼动波兰民族主义右翼神话根基的事情。如果考古学家没有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处发掘出更多本该于卡廷事件“官方版本”所说的三个地方之一被射杀的受害者，我们肯定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
事实上，我的文章写于2013年春，那时波兰考古学家早已经有所发现——而那些发现在公众面前被隐藏。我将会在我讲话的结尾谈及这些发现。
我们没有理由只因2012年11月找到的两枚仅存的徽章，就认为只有两名波兰战俘是埋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万人坑”中的。波兰警服的碎片、其他波兰军队遗物以及众多波兰艺术品，都在那里被发现。据我们所知，可能有数百名所谓“卡廷事件”的受害者是被德国军队以及他们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同盟军合作者于1941年末射杀，并埋在了位于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的万人坑中。对这一万人坑中成百上千具尸体的细致的挖掘工作，无疑会找到更多关于波兰战俘的证据。
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的发现毫无疑问反驳了波兰所公布的并未告知我们真相的卡廷事件的“官方版本”。针对如今已有证据，最可能的假设就是德国人和/或他们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盟友杀害了大多数波兰人。苏联可能也杀死了一些波兰战俘。即使那些长期以来争论说“卡廷事件”官方版本是错误的俄罗斯研究者们也相信，一些波兰战俘确实是被苏联人因为犯罪或其他原因处决。但是我们手头上的全部证据都指向德国人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而非苏联人，射杀了波兰军官。而他们的尸体于1943年4-6月在卡廷被德国人“挖掘”出来。
因此，根本就不存在作为真实历史事件的、名副其实的“卡廷大屠杀”。波兰战俘、军官以及其他人，他们可能在不同的地方被杀掉，但是他们的尸体在这些地方从未被发掘，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遗址也是直到几年前才被发掘出来的。
很可能我们从此以后再无所知。波兰和乌克兰，甚至现在的俄罗斯也不想再找到证据质疑卡廷事件的“官方版本”。
同时，那14800或22000，或不知道准确人数的波兰战俘哪去了呢？那些被苏联军队处决的——假设的确有一些——可能被埋葬梅德诺耶 （近加里宁/特维尔） 或皮亚季哈特基（邻近卡尔科夫/哈尔科夫），就如同“官方版本”所声称的。或者他们可能被埋在别处。但他们都被埋在了前苏联西部的某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 他们是德国法西斯侵略所造成的数百万受害者中的一部分人，这数百万牺牲者中包括士兵和公民，他们被屠杀，他们的尸体无迹可寻。确实，22000名波兰战俘在因法西斯在苏联境内进行的战争而失踪的受害者中仅占据很小的比例。
卡廷的子弹壳
那些波兰军官的尸体1943年4-6月被德国人，又于1943年10月—1944年1月被俄国人发现于科吉格里这个临近卡廷和斯摩棱斯克的俄国城市。而这些军官已经被确认是为德国和/或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所杀，因为德国产的子弹壳在这些万人坑中被发现。德国的官方报告包括了这些子弹壳的照片。然而其中存在着明显的漏洞，这些照片只是展示了子弹壳的侧面。没有关于子弹的“弹底标记”（headstamps），或者底火也即雷管和生产信息标识的照片。大多数那个时代的德国子弹是有日期标记的。正如于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发现的超过95%的子弹壳一样。如果有任何被发现的子弹壳标记的日期早于1940年，德国人一定会照下他们，因为它们能够帮助德国更加猛烈地谴责苏联。而事实上德国人的报告并没有展示这些弹底标记，说明这些子弹壳上有着表明这些子弹制造于1941年的序号或代码。这与其他详尽的证据共同指出，是德国而非苏联犯下了罪行。
向读者们解释这个重要的却被极化的历史争端，是一个诚实的历史学家的职责。斯奈德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却没有如实告之他的读者。再一次，斯奈德继续了他“假定有待证明的东西为真”的谬论——在这个例子中，便是假定苏联人射杀了那些波兰人。
在希特勒早期的自传《我的奋斗》中，他写到试图左右公众想法的人是不会说实话的——他们只会说对自己有利的话。那些站在苏联人射杀全部波兰人立场上的人以为在这起事件中纳粹的调查展示了真相。在其他任何情况下，将纳粹宣传报告视为忠于事实的调研，都会被认为是极为冒险的。然而在卡廷事件中，反共主义者却坚持人人都应该相信纳粹。全世界公众的观点都被他们所左右，只因为反对他们的声音被排除在公众意识之外。
在“文尼察大屠杀”（ Vinnitsa massacre）这一案例中，纳粹再一次地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声称受害者是被苏联所射杀，其方式与“卡廷事件”的脚本如出一辙。德国人“画蛇添足”地埋葬了一些他们杀害的苏联民众的尸体，而后将他们挖出来，将其与1937-1938年于叶若夫时期发生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处决事件的受害者置于一处，并且将一切罪责推至苏联头上。但甚至这个事情也不能盖棺定论——这些被强烈质疑的事件都不是确定的。
有趣的是，如同波兰反共分子总是强烈关注卡廷事件一样，那些曾经非常关注文尼察大屠杀的反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近些年来在“文尼察大屠杀”上却着墨不多。“乌克兰人为大饥荒”（Holodomor，乌克兰语为Голодомор, 意为“通过饥饿蓄意杀灭”，"Extermination by hunger"，
"Hunger-extermination"；Holodomor词源来源于‘Морити
голодом'，意为“通过饥饿杀害民众” "Killing by
Starvation"，更有人将其视为苏联政府在乌克兰制造的通过人为饥荒对乌克兰民族进行的种族灭绝，是“Famine-Genocide in Ukraine”。这个词如下文所言，是反共产主义分子有意模仿“Holocaust”(纳粹对犹太人蓄意进行的种族大屠杀)一词所生造的词汇）已经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右翼分子的两大基石之一。而文尼察屠杀事件就少有人关注了。
斯奈德抱着同情的态度与当代的反共波兰民族主义者站到了同一战线。只有不与那些波兰民族主义的神话相冲突的时候，他才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反共神话。这不是波兰民族主义的唯一模式，亲共产主义的波兰人曾经，也仍然拥有一套亲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模式与之抗衡。
但是伴随着苏联解体，反共品牌的民族主义在波兰占据了话语权。这种意识形态禁止了任何质疑“卡廷事件”的言论。“苏联有罪”已经成为波兰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不容置喙的组成部分。任何将卡廷事件作为历史性争端的行为都是不能被容忍的。质疑苏联是否该对卡廷事件负责的人，实质上将被波兰政府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反共圈，包括学术圈放逐。波兰民族主义者和反共主义者给予持其他观点的人们最不敬的对待。
沃利尼亚大屠杀
当我们在思考围绕所谓“卡廷大屠杀”的政治宣传时，我们不妨回顾一场更大规模屠杀波兰人的惨剧。这就是著名的有50000-100000或更多波兰平民被乌克兰民族主义军队射杀的沃利尼亚大屠杀（The
Volhynian massacres）。虽然这些军队是德国人武装起来的，但这场屠杀却是乌克兰人自发的。
这才是真正的种族灭绝：试图通过如此恐怖的方式杀死如此多的波兰人，用以驱逐在乌克兰的全部波兰人。即使苏军或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曾被指控需为“卡廷事件”中被杀死的波兰人受责——然而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卡廷事件“官方版本”是错误的——被杀死的波兰人的人数也比[沃利尼亚大屠杀中]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所杀害的波兰民众人数少了二分之一到少于四分之一。此外，无人——甚至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自己——质疑那些恐怖的大规模屠杀真的发生过。沃利尼亚屠杀几乎从未被讨论过。斯奈德自己在这上面也只用了半段篇幅。为何？
在《赤地》中，斯奈德同当代波兰民族主义者一样忽略了沃利尼亚屠杀。忽略的原因，似乎是此事对于今日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而言过于尴尬，因为他们曾标榜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力量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自由战士”，而无视了他们与纳粹狼狈为奸谋杀了数十万的犹太人和波兰人的事实。乌克兰甚至宣称这支犯下如此恐怖屠杀罪行的军队——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UN）—班杰拉，党卫军第14“加利西亚”志愿兵师，后更名为“乌克兰反抗军”(Ukraïns’ka Povstans’ka Armiia)——为“英雄”。
沃利尼亚屠杀同样被今天资本主义的波兰右翼忽略绝非巧合。波兰当局奉行所谓因反共主义政治理论家耶日•吉尔佐（Jerzy Giedroyć）而得名的“吉尔佐信条”。耶日•吉尔佐提议，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造成的屠杀，应该出于维护与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保持友好关系的共同利益而被“遗忘”，而“卡廷大屠杀”却应该作为一个针对俄罗斯的政治筹码被强调。波兰历史学家Bogumił Grott说：
Do dziś pamiętam, jak Jerzy Giedroyć w radiowym wywiadzie, dokładnie dwa tygodnie przed śmiercią, problem mordów UPA na Polakach skwitował krótkim: „należy zapomnieć。”
我仍然记得耶日•吉尔佐于死前两周接受广播访谈时，简要地总结了乌克兰反抗军（UPA）谋杀波兰人事件：“我们必须忘记它。”
斯奈德也追随了我们提到的这种实践方式，他在书中表达了对耶日•吉尔佐的感激之情：
耶日•吉尔佐的晚期思想……帮我提出了一些正确的问题（421）
苏联刚解体的时候，波兰研究者终于开始公布冗长且证据确凿的、关于乌克兰民族主义军队为着将波兰人驱离西乌克兰，而对波兰民众实施骇人听闻暴行的资料。这一行为令大屠杀第一次进入人们视野，同时也在波兰反共主义者和乌克兰反共主义者之间引起了诸多尴尬。
2003年，这两个高度反共的国家（波兰和乌克兰）组织了一次“和解”会议。自此波兰方面便有所妥协。双方同意“事情过去已久，当事人都已作古”，这当然不是真实的，即便是在今天，更不用说不到20年前，当年屠杀的许多参与者还健在。波兰和乌克兰当局显然想要对一切既往不咎，包括波兰军队报复性地杀害了10000-20000名乌克兰民众的行为，这样他们才能够回归到他们之前的“共同利益”——将一切坏事归咎于斯大林、共产主义、苏联以及俄罗斯。这种掩藏真相的尝试过去十年一直在进行。
沃利尼亚大屠杀越广为人知，反共的乌克兰人与波兰军队就显得越糟糕。甚至“卡廷大屠杀”与之相比都会变得苍白！这也透露给我们关于如今波兰对卡廷事件如此大力宣传的原因。显然这无关乎受害者，而是关于反共主义，同时要保持反苏热情不灭。波兰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反共反苏宣传。这是一个可以解释为何斯奈德仅用一段不到的篇幅去描述这场屠杀的似乎可信的假设。
斯奈德声称他的朋友格热戈日•莫蒂卡（Grzegorz Motyka）所著的书《乌克兰游击队：1942-1960》现在是一个“基础性的研究”，但它并不是。莫蒂卡的书只部分地提及了沃利尼亚屠杀。书的其他部分谈论的是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主义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游击队对抗苏联军的“英雄”行为。
莫蒂卡曾经是“Instytut Pamięti Narodowej”即波兰“人民记忆研究所”的一员。这是一个由波兰政府建立的狂热的民族主义研究宣传组织，缺乏任何的客观性。“人民记忆研究所”的主席宣誓“为着波兰人民”。这令人回想起纳粹的实践。谁来定义“忠于人民”由何构成，谁又是“人民”呢？历史学家本应忠于事实，而不是他们自己的“人民”。
想象一下美国历史学家会对一个名为“美国人民记忆研究所”的机构作何感想。它会立即被视为民族主义极右派的努力并受到所有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的鄙视。“人民记忆研究所”基本上就是为了反共反苏。它没有客观的历史学家，就如同位于加州帕洛阿尔托的胡佛研究所不拥有客观的历史学家，只是一个类似的伪装成“研究中心”的反共宣传制造厂一样。
但是莫蒂卡似乎在沃利尼亚大屠杀问题上并不赞同斯奈德。莫蒂卡在波兰一家主要报纸《选举报》（Gazeta Wyborcza）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题为《遗忘吉尔佐：波兰人、乌克兰人和“人民记忆研究所”》。他认为乌克兰人屠杀波兰 人的行为是“二战中最为血腥的波兰事件，是绝对不能被遗忘的”。莫蒂卡毫不回避地将这些屠杀称为种族灭绝（ludobójstwo）。莫蒂卡同时承认“一些波兰暗中展开的行动也可以被称为种族灭绝”，如他们于1946年大批谋杀白俄罗斯人或者于1945年6月谋害200名乌克兰人，两件事都发生于二战后。
依莫蒂卡所言，如今波兰很少有关于这些可怕屠杀事件的纪念物：
To wstyd, że do takich miejsc jak masowy grób w wołyńskiej Parośli można dotrzeć tylko leśnym duktem zrytym przez dziki。
翻译：
如今，位于沃利尼亚的Parośla的万人坑只能穿过乱木丛生的林间小路抵达，这是令人感到羞愧的事情。
莫蒂卡表态性地提到了苏联的“罪行”并且伪称苏联希望“消灭阶级敌人”——而苏联从未如此主张。这些明显是如今的波兰历史学家所必须作出的一般性的评论。但是莫蒂卡并不赞成轻描淡写乌克兰大屠杀，如同斯奈德在他书中的做法。
如果苏联人或亲苏游击队曾有过任何行动类似乌克兰民族主义军队对波兰人的屠杀，或者波兰家乡军（the Polish Home Army）及其他波兰地下武装对乌克兰屠杀的报复性反击，那么整个世界几十年前便会知道。将会有许多纪念受害者的宏大、昂贵的纪念物，一图书馆的关于“共产主义暴行”的书籍，并且毫无疑问会在欧洲人权法庭上被提起赔偿诉讼。
但事实是没有证据表明苏联人以及亲苏势力曾做过类似事情。这提示我们波兰和乌克兰所谓“自由战士们”比苏联更接近纳粹。
关于这些恐怖事件的基础性研究，在布拉迪斯拉弗（Władysław）和艾娃•希玛兹科（Ewa
Siemaszko）那里有一些。不少书可以找到俄文版。
波兰和乌克兰精英在这场50000-100000甚或更多人被屠杀的事件上“捐弃前嫌”的急切，与波兰精英对那场受害者人数仅占前一事件1/2、1/4甚至1/7的所谓的“卡廷大屠杀”无休止的抱怨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卡廷事件的“官方版本”现在已经完全被证伪了。以类似的方式，斯奈德用了不足一段的篇幅来描述这场骇人听闻的屠杀并发明了很多关于苏联各方面“暴行”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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