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为什么没有人“起来造反”？ 老毛生前多次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起来造反”，然而等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时候，却不见了动静。上海曾经有点苗头，结果也归于烟消云散。这是为什么呢？ 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老毛自身，在于老毛自己的“无法无天”，在于老毛自己的“全面专政”。 这里，老毛其实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要么建立一套规则、一套客观标准，定义好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走资派”，当“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该怎么 办，对“走资派”应该用什么程序和方式来“打倒”。这样做的问题是：有没有这样一套制度和可操作的规则；即使有了制度规则，老毛自己要不要遵守。老毛显然 是不愿意遵守规则的，如果遵守规则的话，“文化大革命”根本就没法发动起来。老毛愿意的是自己“无法无天”。老毛自己当球场老板，自己当总裁判，自己当 “四人”队的教练，自己直接调动球场保安队。谁是“修正主义”，谁是“走资派”并没有一个可应用的客观标准，一切由自己说了算，真是方便得很，惬意得很。 但接下来又面临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旦自己不在了，继任的老板便可以依样画葫芦。他说谁是修正主义谁就是修正主义，只要他能调动球场保安，他就可以抓捕任何球队，宣布比赛结束、自己胜利。而恰恰这个继任老板不是“四人帮”而是“三人组”。 说来说去还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有了制度保障，“四人”就可以有正当的权利而不会被“一举粉碎”，但是有了制度保障，严格遵循规则，老毛也不可 能发动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有“四人”队的横行；老毛就是不愿受制度约束，才组建“四人”队，发动文化大革命，让自己和“四人”队“无法无天”地横冲直 撞。但是，别人当了老板也可以照样办理，招来球场保安，将“四人”队抓捕入狱，还要扣上“反对毛主席”、搞“修正主义”的大帽子。 对此 老毛并非没有认识，他只是没有办法解开这个两难的死结，衡量诸多因素，他还是以自己的“绝对权威”为第一选择。所以他说：“林彪一伙如上台，搞修正主义很 容易。”岂止是林彪，在老毛的权威体制之下，随便谁上台，随便搞什么主义都是不难的。于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起来造反”便成了一句空话。 “四人帮”也不是没有一两个死党，也不是没有一点权力基础，上海就有几个人提出过“四人”被抓是“右派政变”、是“修正主义上台”，并且计划过施行武装暴动。也有人提出过：即使失败了，“也可以像巴黎公社那样用鲜血教育下一代”。 当时上海真要是有“武装暴动”，其结局当然是被镇压，同时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不幸。但这未必不是“四人”和老毛希望的。然而终归还是纸上谈兵，墙上画虎。 事后诸葛亮认为，其根本原因还是在老毛：老毛一方面号召“造反有理”、号召“反潮流”、号召“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起来造反”，但是另一方面推 行“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党是领导一切的”、“一切行动听指挥”。其中的“造反”“反潮流”就必须听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挥。于是培养出来的干部就只 能是听从上级指示，而不能像巴黎公社的烈士那样能为自己心中的真理牺牲。上海那几个有条件当烈士、为文革牺牲的人，也就是在等这个下命令、等那个发指示的 罗罗嗦嗦之中被缴了械的。 对于老毛和“四人”来说这是不幸，对上海人民来说却是免遭血和火的大幸。 （六）“四人”在历史上有什么意义没有？ “四人”队被球场保安抓捕之时，球场内外曾是一片欢呼。这就说明，“四人”不仅得罪了球场的代理老板华国峰、球场保安汪东兴、对立的球队“元老队”、 “三七队”，也得罪了大多数的观众和球迷。这一点在老毛去世之前的“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中就已显现端倪。其实“四人”不过是为老毛、为老毛的“文 化大革命”背了口大黑锅。 老毛自己也说过：文化大革命，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老毛知道，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 不论文化大革命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论、多么美妙动听的理想，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伤害的人太多、面太广，所以在“四人”被抓捕、文革被否定的时候有不少人拍手称快。正如列宁曾经引用过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 与此同时，事后诸葛亮认为：文化大革命没有给多少人带来多少利益，所以当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时，也没有什么人站出来捍卫它。 文化大革命使“当权派”中的多数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前面已经说过。这使得“四人帮”失去了“党心”“军心”。即使有一些人在文革中得到升迁，他们 也都在文革的不同时期遭受过打击，所以并不是完全满意，例如华国峰、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陈永贵等等。像“四人”那样的纯粹受益者是少之又少。 知识分子整体被看作“臭老九”，受到歧视。其中的中上层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二打击对象，受到迫害的程度较之第一打击对象“走资派”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的教师群体受到的打击尤烈，使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师道尊严”荡然无存。 文革中青年学生，广大人民群众在毛泽东的煽动下起来造当权派的反，组成了各种不同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这些组织首先分为保守派和造反派两大类，在保守派 被打垮的地方，造反派又分裂成不同的派别。随着运动的反复，翻来覆去，今日这派得势，明日那派掌权，保守派得势的时候打击造反派，造反派掌权的时候加倍打 击保守派，也打击不同派别的造反派。斗争从文斗搞到武斗，从拳头棍棒搞到坦克大炮，直把个文化大革命搞成了武化大革命。今天整人的明天被整，明天被整的后 天加倍整人，整来整去大家都是输家，没有一家满意。 尤其是青年学生，最后到头来落的是“上山下乡”。这些人的怨气是可想而知的。 就算是被捧为“领导阶级”“领导一切”的工人，得到了什么实惠呢？工资几乎十年没涨，住房长期紧张，尤其是子女的“上山下乡”成为家家户户头痛之事。农民和历朝历代一样，照旧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贫穷地区很多人缺吃少穿，难以温饱。 当然，以上这些有可能是局势所然，不完全是“四人”能掌控的。 但是，也有一些较大的利益集团本可能成为“四人帮”群众基础，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扞卫力量，却被“四人帮”和老毛自己削弱： 造反派：文革动乱的高潮时期，人们“咸与造反”，形成众多的群众组织，不论其动机如何，总之是与文化大革命休戚相关。其中的一些头头如蒯大富、聂元梓、 翁森鹤等等成为全国知名的造反派，进入革命委员会担任负责人，其中最突出者当然是上海的王洪文。然而，在文革高潮之后的多次运动，诸如“清理阶级队伍”、 “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之中，受到维护秩序的军方和重新上台的“走资派”的毁灭性的打击，纷纷被整肃，以致下狱。而老毛或者为向军方和“走资派”妥 协、或者因记恨这些造反者在文革中的失控，竟未加以援手，江青等人也是听之任之，令其自生自灭。于是其中绝大多数人心灰意冷，觉得是被人利用。日后仍然赞 成文化大革命的是少之又少。此乃老毛与“四人”之一大败笔也。否则今日为文化大革命叫好的人还要多得多。 工农兵学员：文化大革命废除了 高考制度，大学三年没有招生。等到大乱过去，老毛用推荐制度选拔学生入学。以老毛和“四人”的逻辑，这些人应该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应该像“百卷英雄” 张铁生那样，可能成为“四人”的群众基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第一，这些人当中学习成绩好的，并不一定对文化大革命真心拥护，反而认为自己早就该上大学 了，是文化大革命耽误了自己；第二，老毛的“推荐”制度搞来搞去，搞成了“后门”制度、“关系”制度，包括老毛自己本人就通过后门送了几个女生入学，这些人只领“后门”“关系”的人情，也不对文化大革命感恩戴德。于是，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出现了：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不少的工农兵学员成了反对“四 人”的力量。 要说“四人”在历史上有什么意义没有，事后诸葛亮认为：“四人”的败落成为一个例证，说明任何政治势力没有一个巩固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利益集团为其群众基础都是站不住脚的。正如球队需要广大的球迷一样。 |
钟情。: 我说的“国际国内险恶环境”是从1949年刚解放到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经历了剿匪、肃反、台湾蒋介石及其在大陆的潜伏力量配合反攻大陆的威胁、藏蒙疆分裂 ...
钟情。: 你说的是上层路线斗争，我说的是全国工农大众，所以在这一点上你是被邓裆牵着鼻子走。关于周总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题目，王张江姚跟周总理根本就没有什么斗争和 ...
子_云: “国际国内险恶环境”？这点才是想当然：1973年，中国被亚非拉兄弟选回联合国了，氢弹卫星（运载）有了，尼克松来了，越南美军开始撤了，即使有苏联百万大军放在 ...
子_云: 不知钟情网友是否还记得：是主席名之曰“四人帮”？小团伙也。四届人大输得一塌糊涂，就是不得人心（春桥恨恨抄诗“总把新桃换旧符”）。 你知道1973年11月基辛 ...
钟情。: (2) 我们回顾那段历史，当然有很多要吸取的教训，比如没有适时給地富摘帽，斗争面模糊、扩大化，没有注重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等等，但是这些都有当时国 ...
反毛者乃畜生: 不喜欢这篇文章的腔调，一口一个“老毛”，还“黑哨”。 文革当然包含权力斗争，但是这篇文章完全不看毛主席发动文革在意识形态上面的考虑，用权力斗争解释一切 ...
钟情。: 转发注的观点正确。 文章作者勾勒的历史线索和雨后送伞基本靠谱，王、张、江、姚当时是以为掌握政治局多数就可以稳定大局，在警惕性和策略等方面确实极端失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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