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反对国企私有化：独立的工人阶级立场与国家主义左派的歧途 今天上午，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国贸演讲，现场竟意外地遭到“民间独立学者”杜建国的“文艺砸场”——他突然走到会场上，向讲席上的人散发其文稿《世界银行，带上你的毒药滚回美国去》（英文比较“文明”：WB, Go Home with Your Poison！），在会场人员的阻拦下杜建国仍发表了一番言简意赅的讲辞，意思是揭露世行给中国开出的国企私有化药方的危害，并且公开声称要世界银行带上它的毒药滚回美国去。几个小时之内，这段2分钟的视频就上传优酷、转发到北京民族主义者主导的视频网站独家网上[1]。杜建国的新浪博客在今天中午也发布了这篇文稿[2]，点击及评论都在快速上升，不用说也引起了更多人对国企私有化议题的更加关注。
杜建国作为左翼中众所周知的学者，他所表现出的最新言行及近几年来的偏向，作为一种政治思路的代表，值得共产主义者持续关注、做出政治判断。但是他最近一直极力抓紧的反对国企私有化的议题，却是一个意义更大得多的问题。对于广大蓝领、白领受薪雇佣劳动者——广大的工人阶级来说，这议题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要谈论它也绝对不应拖延。因为在2011年末，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已经公布了国企私有化的具体路线图，更在2013年两会政府正式换届之前必须完成对123个大型国企私有化的网络传言（似乎无从证实）[3]。
“国企私有化”的再提出
有人难免会说，国企私有化不是早就有了吗，怎么还在谈这个话题。简单说这个历史过程是这样的，通过生产资料全面市场化与利润导向企业方针的根本确立，中国早在1988—1992年这段时间就根本地确定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经济路向，1995年十五大确立了国企改革（即私有化）的基本国策，随后在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第一轮私有化是针对中小企业为主，在21世纪初的若干年里（尤其是2003年以后）第二轮私有化是针对大中企业，到2004、05年时基本上最谨慎的国际左翼都已承认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了。但是直到目前，仍有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和事业如金融银行、铁路、电信、能源、市政、教育、医疗等，它们的主体仍属国有，尚未完全私有化。但公认地，不会有人反对2005年以前的私有化都具有资本主义复辟的性质。
众所周知，2008年爆发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一危机被主流舆论描述为“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层次问题的集中爆发，它不能靠各种政策救援就能解决。在去年即2011年，深刻的危机再次暴露出来，即使国际主流经济学界也不情愿地承认这是“二次探底”，更悲呼这是或将超过1929年大萧条的历史上最严重危机[4]。资本主义中国置身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中，也在去年开始显现出空前的经济危机局面。但是资本主义发生危机后不会自行宣告破产，而是尽可能垂死挣扎，就会转嫁危机，不外乎两方面：支配国向被支配国转嫁危机；统治阶级向穷人转嫁危机。一言以蔽之：大资产阶级让无产阶级为首的其他被统治阶级为经济危机买单。转嫁的具体方式也有多种，有战争、制造流血这样的暴力方式，有要求被支配国家购买支配国家国债这样的国际转移方式，也有制造通货膨胀及见风驶舵地改变所有制等经济方式。其中，改变所有制方式，即发生危机时由国家代管、一定时候再将之私有化，是以国家之力保障私人资本度过危机的高明手段。
2008-2011年持续深化的经济危机局面及统治阶级改变所有制的惯用救护手段，可借以说明最近中央决定国企私有化的根本意图，但近年来中国的情形还有不同。首先中国不是像欧美那样经过了几度所有制的改变之后、再行私有化，而是1950年代以来的经济都是国有化的，自1990年代的资本主义复辟中逐步私有化，剩下的一些以央企为主力的国有垄断性行业，到近期才正准备送上私有化的案板屠宰。再就是，国内私人资本学界一直觊觎铁路这块大肥肉，自2011年温州723高铁动车事故以来“铁路私有化”的呼声更加高涨许多[5]。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723动车事故及媒体风波，最后竟迫使铁道部在去年10月宣布停止庞大的全国高铁投资及建设。从铁路私有化到国企私有化，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另外一些大事件也说明在经济危机背景下，私人资本对国有资本的排挤和反对：2009年国家强制国企退出房地产市场；而在2011年春天舆论把攻击矛头指向国家巨头中石油、中石化，当时上海集装箱卡车司机大罢工事实上很大程度就是一部分干部所领导，反对国家石油巨头的涨价政策，要求取消燃油附加费[6]。
很抱歉我对近几年两种经济所有制的变迁过程缺乏认真梳理，但由上述一些重要材料，我们大致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一个脉络：资本主义危机→私人资本自身困难或市场竞争中遭遇困难→私人资本把问题首先归咎于国家资本→私人资本要国家资本退出和让利→私人资本要求国企私有化。特别重要的一点是：私人资本把自身遇到的困难，说成是全民的受损（最明显不过的就是鼓动大众抨击铁路“铁老大”的垄断，下节再谈），并且挟持全民、尤其裹挟着抗争工人来攻击国家资本（最尖锐最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上海集卡司机罢工）。
目前国企私有化的基本性质与后果
根据前述分析，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判断：就目前来说，国企私有化决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继续，而是在资本主义复辟早已成为既成事实、已经根深蒂固之后，当包括中国资本主义在内的世界资本主义出现历史性危机时，国企私有化被中华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捍卫资本、为可持续剥削保驾护航的法宝而推出的。
从更大的历史意义上说，国企私有化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向世界帝国主义目标进军以前的一次重新洗牌，是为进一步扶持私人资本、完善国家与资本之间游戏规则的新的重大举动。由此可以说，目前的国企私有化跟什么“资本主义复辟”早已风马牛不相及，而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内部调整。
这就是目前的国企私有化的基本性质。
但是，我做出这样判断时决非等于说国企私有化与国企职工、与工人阶级没有关系。事实上，从国际惯例来看，国企私有化往往会大幅度削减国企职工的工作及福利保障，所以它经常引发工人抗争浪潮。从另一方面来看，私人资本枪手利用国家资本的官僚化弊病，挟持民意攻击一些产业的国家所有制地位及工人保障，又是在国企私企工人之间造成分化和对立，离间工人阶级，使他们互相攻击、为私人资本火中取栗。因此可以说国企私有化的后果将是资本主义复辟之后国企工人的一场新浩劫。而这场浩劫在普遍降低国企工人的生活水准及生存能力之后，也会进一步拉低全国劳动力大军的生活水准及生存能力，给整个中国工人阶级造成很大的打击。
私人资本及其官僚代表、学界枪手、媒体舆论等指责国企，这不奇怪。但应该注意的是，私人资本及其众跟班为了拉拢民众指责国企，而“捧杀”国企职工，也就是说国企职工享受了多么多么好的福利，挤占了大量的资源好处。事实上现实生活中有大量材料揭示出，国企职工普遍跟众多私企员工一样处境低下，笔者本人就在多个大型国企采访过、甚至打工过，怎么会不知道呢？就比如毫无保障的劳务派遣工现在已经“风靡”各类大型国企，包括国家级别的钢铁厂和汽车厂都在大量雇佣劳务工，以及众多非常年轻的技校生、实习生，笔者我根本看不出他们与富士康、比亚迪等大型私企或外资的工人有何区别。工人先锋网国内工农斗争版搜集的众多国企工人的苦难与抗争专辑（资料还在不断更新）[7]，也直接地驳斥了那些捧杀国企职工的自由派厚颜无耻的造谣和放屁。
当然，有的私有制辩护者也看到了国企工人的困境，他们就重新拣起了过去资本主义复辟时代的陈词滥调、又包装一番说成：正因为要解决国企的各种问题，改善国企工人的困境，就需要私有化。但这个说法在过去已激起无数反抗的复辟年代，就早已经臭大街无数遍了。早在2009年7月，吉林通化钢铁工人就已经用新老工人团结大罢工回应了私人资本的黑手，并且群踩死前来收购国资的私人资本建龙集团委派的总经理[8]。
从中国过去的资本主义复辟教训及国际教训来看，国企私有化不但会损伤国企职工的工作及福利保障、连带降低全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及生存能力，而且铁路、水电等社会公共经济领域的私有化还会带来全民的灾难，1994年开始、97年完成的英国铁路私有化就在“改制”后五年之内接连发生13起严重事故，其中重大伤亡就有7起，59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私有化堪称向民众发起的流血战争。更有人计算出，私有化八年，英国铁路累计晚点1万1千年，给经济造成的损失及给民众带来的麻烦不计其数。因此当铁路私有化的噩耗传到法国（2005）和亚洲的泰国（2009）时，也曾激发全国铁路工人大罢工。[9]
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必须反对国企私有化。但是在做出最终结论之前，我们还必须着眼于“如何反对”，来考虑“怎样看待现有的主要反对意见”。
怎样反对国企私有化？——杜建国积极响应了张宏良
在中国，国家主义左派不仅主导甚至几乎垄断了“左派”的形象。在刚刚出现的国企私有化攻势面前，国家主义左派事实上也成了喊得最响的政治反对派。
就在前不久（2月17日），国家主义左派领军人物张宏良发表重要指示文章《关乎民族生死安危的另一战场》（以下简称张文），将反对国企私有化作为与借力王立军事件参与天朝宫廷内斗等量齐观的重大斗争[10]。张文完全一副国家资本的辩护士立场，除了近几年来张一贯的民族立场、反帝悲情和国家主义论调，文末还提出他的悲壮的最新政治指示：“作为全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在此社会历史转变的紧要关头，在此关乎中华民族安危的关键时刻，也该团结起来站出来了”！
不出两周，“马克思主义者”或曰“民间独立学者”杜建国跳将出来，在国内外媒体镜头前上演了一场惊世骇俗的“文艺砸场”，把堂堂世界银行行长横生生地给愣住了，以激昂飞扬的行为艺术引起举世关注“反对国企私有化”的异议声。在爱国/民族主义主导的独家网上众网友为之拍手称快，在杜建国博客留言上却也有人夸张地指责杜建国是“极左分子”，而追求独立工人阶级立场的共产主义者又该如何看待杜建国的立场及行为方式呢？
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立场，以及结论，由此带起一切主张和导出解决思路。首先，杜建国的立场是什么呢？杜在会场散发的文稿《世界银行，带上你的毒药滚回美国去》（以下简称杜文）批判了世行对中国开出的四个药方：国有银行私有化；国企私有化；要国企交更多税、利和减轻私企社会支出负担；从城乡两元结构着手缩小贫富分化。我认为，杜建国整体上是在“维护国企”。反对国企私有化是一回事，站在什么位置（立足点）上反对国企私有化却是另一回事。国企私有化可能损害包括国企干部（这些干部又可分出上、中、下层）和国企职工的利益，就会遭致一片反对声，然而各个阶层上的“国企人”会有不同的反对角度，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具体来说，杜建国是怎样“维护国企”，又是站在什么阶层（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国企私有化的呢？
“第二个药方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运转得很好，而且主要靠的是自身的努力和竞争优势，而不是政府的优惠和垄断地位，同时，中国国有企业员工的待遇也要稍好于私有企业。因此，没有理由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一方面将打断中国整体经济迅速壮大的势头，一方面将让少数人一夜暴富，把原本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同时还将导致大量工人失业下岗。……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绝不是私有化，而只能是加强监管，让利润在最大程度上惠及全民，同时提高基层员工的收入，缩小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粗体是笔者标记的）
由此看来，那个曾经我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者”杜建国竟然认为尚未私有化的目前国企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如果私有化，“将”会使这一性质发生改变。国企“主要靠的是自身的努力和竞争优势”？且不说被杜否认过去的政府优惠政策和垄断地位，就是国企管理者压榨在职工人、侵吞成千上万下岗买断工人的血汗，这能叫“自身的努力”吗？那个国企改革的“监管”建议，等于说要资产阶级国家约束它自己的国家资本，市场利润是不触动的，只求最大程度惠及全民，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是可以理解的，只求缩小就好。但我们工人该怎么办呢？这个最关键问题杜建国及其支持者大概都认为不切实际，所以工人怎么办不是杜建国这样的“民间独立学者”关心的，看来工人只好上网去杜氏博客顶帖、为杜学者的独家视频鼓掌了。
至于说国企员工待遇好过私企，这个我前面就驳斥过，本来是脂油派脑残造谣，却被一向痛恨谣言的“马克思主义者”杜建国拣来了，还故作谨慎地加上“稍”这个程度副词。其实在国企越来越多的劳务派遣工、实习生那里，说“稍好”都是大大过誉了。顺带一提：比较可笑的是杜建国说“没有理由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乖乖，你是在向一群正准备抢食瓜分国企肥肉的野兽直接表达抗议，还能说得那么温文尔雅那么有书卷气！理由？抢劫还需要理由说服被抢劫者吗？
就在一周前我在工先网发表的一篇小议论里质疑杜建国是否出了偏向，站到了国家资本一边，取了民族主义的论调来批判自由派[11]。如果说那一篇还是就事论事的一些评论和质疑、但还不确定的话，那么我认为今天，2月28日杜的这一言行及论述，已经完成了向国家主义左派的政治转变，实质上是站在了国家资本上层的一边去反对私人资本，反对国企私有化。杜建国实则是模范地响应了国家主义左派张宏良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团结起来站出来”的最新政治指示——但就像一切政治上的“统一战线”一样，这不是“准确意义”上的“平等”的团结，而是扑倒在资产阶级怀抱里的“团结”。杜建国2月28日的言行，无论主客观都无助于工人阶级的奋斗，只是站在国家资本立场上给资产阶级国家的献计献策。
工人阶级怎样反对国企私有化？
直接行动，自我组织，企业民主化
如果我们单单提出“应该怎样反对国企私有化”——就像在一般知识分子们看来那样——只是一个选择什么“选项”的问题。从知识分子思路来看，有人大概就要猜到我下面将会说什么托派八股了。问题在于，处于各阶级中间的知识分子总是自认为可以独立的，可以选择这样或那样的“选项”。但是，当面对国企私有化这个话题的人，就置身于工人阶级、并且认同自己属于工人阶级时，却不可能任意地谈论它。作为工人阶级中一分子，仅仅提出加强国企监管作为“唯一出路”本身就是个自打嘴巴、自我缴械的方案，因为这等于说自己什么都不做，只要国家监管就好了。
所以问题应该是：工人阶级怎样反对国企私有化？
进步青年要思考这个问题，就不要去找“左派”的回答，看看最积极的那些抗争工人是怎么回答的：2009年通钢工人反对私有化就报以大罢工这样的直接行动，2010年又有本田工人喊出“改组工会”作为罢工口号——虽然是外资企业，但同样激发起了全国工人的共鸣。这就是为什么在2010年年末有哈尔滨铁路局的职工积极响应本田工人、上网发帖要求改组工会，以及后来推动了一系列集体维权活动。
对于知识分子们来说，首先由于他们不在工厂和集体工作场所之中（而且绝大多数不屑于到工厂和集体工作场所中），他们想都不会想就会认为直接行动和自我组织都是虚无缥缈的问题，然而抛开了积极抗争，工人才会更加地、彻底地绝望，而迷茫和绝望恰恰就是当代工人的最大现实。国家监管？法制规范？企业或行业自律？这些在工人看来更加虚无缥缈，准确说是现实性基本等于0，而不用说工人哪里有什么插手影响的可能了，然而知识分子们却总是认为这些才切合实际！显然这已经不能用道理来说明了，只能说是站的社会位置不同，所看到和所感受的自然也就相互隔膜了。
除了直接行动和自我组织，对于官僚化弊病重重的国企来说还特别需要企业民主化，即可以让工人集体地监督或参与、甚至主导企业的决策。当然，企业民主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极难实现（即使不是无法实现），但作为对国企的解决方案，它是必需的，且能够成为工人在斗争起来后、特别是自我组织起来后的一个有力的动力。这是我提出企业民主化作为解决出路的依据。不能说现在很多国企连工人抗争都没有，所以企业民主化提议是空谈，应该想到当工人不可避免地爆发崛起之时，一个完整的立场是怎样的——它应该是斗争者一开始就有基本考虑的，即作为国企工人斗争的方向和长远目标。将来国企工人斗争如果爆发到某种程度，企业民主化的目标（理想）将能够牵引着抗争走向彻底。
小议共产主义者如何反对国企私有化
我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者可以是工人自己，也可以是学生、知识分子。帮助工人的直接行动及自我组织、包括持续总结整理工人斗争及组织的经验，这就是最好的帮助方式之一；更为直接的是介绍反对国企私有化的国际斗争经验。除此之外，撰写文章，向民众、向工人指出国企私有化将带来的祸害等各种灾难后果，清算、揭露国企私有化的罪恶，以此宣传，这也是共产主义者应当研究的一种斗争。我正在写的这篇文章，也有涉及这些方面，但还是非常粗浅的，有关揭露需要更多分析和深入梳理，包括参考国家主义左派的批判、吸收合理可取之处。
这里要指出：如果有人还要继续以“国有企业职工的福利保障”来反对国企私有化，等于只是在为一小部分“国企贵族”（打双引号是因为这些人的福利“保障”其实并不稳定）说话，客观上也是在“维护国家资本”。对这种辩护，那些下岗买断职工不会答应，那些受苦受累的国企在职员工也会反感。更不用说，由于这种宣传，那些不明国企真相的私企工人反倒会因此憎恨国企工人，从而竟使工人互相指责。
关于反对国企私有化的具体方式，杜建国的砸场及其后的舆论动作，突出地显示了国家主义左派和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们现在极其注意用“新媒体”的炒作方式来争夺话语权、舆论影响。这些潮流方式当然大有优势：微博、视频、博客、网站论坛齐上阵，各种精彩形式闪亮登场，抓足媒体噱头的行为艺术及舆论喧嚣，牵动着主流媒体的视线和越来越多观众的兴趣。但对于工人阶级的奋斗者来说，这些方式只能用以辅助，作为及时获取资讯和发布意见的方式，也不回避在这些网络渠道上进行交锋（真正重要的话，才值得回应），却远远不能作为“斗争”的主战场。因为还是那句老话：日常状态下的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必然会跟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主流意见走。所以，共产主义者切不可把太多精力分散在漫长的舆论战线上、白白浪费时间精力、转移了对更重要得多的工作的研究和投入，否则无异于自杀。
假设万一当下就要出现革命形势呢？工人阶级会更多地突破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这些资产阶级主流偏见，由对自身利益的清醒觉察，而自行走向革命立场，但也首先不会是某种左翼势力影响的结果、更不会是舆论影响的结果。所以这就更说明：共产主义者要试图利用现在的网络方式进行斗争、跟私有化主张者或跟国家主义左派争夺话语权那是徒劳的。
但是共产主义者仍有必要表达出对国企私有化这样的重大问题（因为它对工人阶级利益有重大影响）的看法，并且把独立工人阶级立场的主张表达出来。这也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而实际的较量要在阶级斗争的真正战场——群众行动及直接政治冲突中见分晓。
工人阶级及其共产主义者怎样对待国家主义左派？
让我们回顾1925年上海工人大罢工的惨痛历史教训
现在反对国企私有化喊得最大声者，是国家主义左派。工人阶级及共产主义者要反对国企私有化，绕不开国家主义左派。
我认为，共产主义者根本谈不上“批判地支持”国家主义左派。因为我们根本无法保证今天还在反对国企私有化的国家左派明天就去镇压采取“过激行动”的国企工人，也根本无法保证某个国家主义左派一边控诉私有化图谋，一边把罢工的秘密组织者名单交给他所信赖的国家。对国家主义左派的任何丝毫支持或些微袒护，都意味着为将来的灾难预先买单；不仅如此，对国家主义左派表示任何些微的友好态度，都等于往工人的头脑里塞进幻想和麻药。
对于上述“极左八股”，不妨让我们回顾一个历史案例来说明：1925年5-6月上海大罢工（5月30日为升级质变点，故史称五卅，卅是三十的简写。罢工高潮在六月上旬）。这场运动以“反日”的工人斗争开始，先是资本家枪杀顾正红的日企发生罢工，连带着大范围的工人罢工，后来带动了商人罢市和学生罢课，从工人阶级波及了其他被压迫阶级、乃至相当一部分本地大资产阶级。这场轰轰烈烈的总罢工危及到当地的整个资本主义秩序时，首先是上海总商会代表大资产阶级退出，其他商人、小资产阶级也跟随退出，直至最坚决的工人阶级流血抗争到底而终。1925年上海大罢工掀起时，一部分本土资本家为了排挤外资，也趁机起来支持工人，资本家一旦这样做，无疑就有更雄厚的资源支持和保护工人罢工。这种情况下，如果工人阶级的积极分子信任和接受了资本家的援助，那么当资本家突然退出对罢工的支持时，不仅工人阶级会因此受到直接打击，而且斗争的阵线也会遭到措手不及的冲击。
1925年上海大罢工就是这样的情况：1925年6月初，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刚成立不过三天、但把握着二十万罢工工人领导权的上海总工会与上海市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等组织共同组成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并且在这种阶级合作的政治信赖下，工人阶级坐视上海总商会把持了各地支援罢工捐款的经管权，这就使得6月23日总商会单方面宣布停止罢市（它从6月19日就单方面召集各团体讨论开市了）时，能够紧接着以停发罢工救济费来挟制工人复工，使得原先信赖工商联“反帝统一战线”、当时正在面对北京政府暴力打压的罢工工人措手不及。总商会从罢工内部拆台，配合了整个资产阶级对上海罢工的分化瓦解，是上海大罢工走向失败的关键一步。
八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再来回顾当年上海罢工，不难做出这样的考虑：当工人罢工开始时，本土资本家出于排挤外资而支持工人罢工时，工人阶级既不应信赖和寄望本土资本家，也不必排斥它们对于共同斗争对象的反击行动，也可以就某个具体行为（比如说关闭某个厂、清算某个厂主）分开走、一起打，但应该对心怀自家算盘的这个暂时同路人自始至终保持警惕。
不幸的是，历史不容假设，1925年上海工人大罢工部分地因为这种阶级合作和工人的政治幻想而失败了，而且1925-27年席卷整个长江以南地区的中国工农大革命运动，更是首先地因为阶级合作与工人政治幻想而失败了！
可幸的是，那个革命失败大剧往复循环、资本主义腐烂透顶却依然稳坐笑傲天下的大悲壮时代已经翻过了历史一页，新的革命世纪正在拉开帷幕，资本主义及其资本统治阶级越来越坐不稳了、越来越笑不出来了，资本主义的辩护者日益以国家的面目、以悲情的面目、甚至以普罗大众代言人的伪装面目出现，在这个工人阶级将要可以重新决定自己出路的年代，又临国家主义左派与各路爱国的民族主义者风云际会之时，共产主义者要以当机立断的敏锐、决心，在阶级斗争政治上投出更多重磅炸弹，投向那些披着左翼外衣的资产阶级辩手！不许“中国革命的悲剧”历史重演！
诸神归位与共产主义者的正道
在今天，在2012年初这样一个日益迫近社会总危机与革命形势、政治大潮涌动的历史关头，共产主义者比过去更有必要当下就毫不妥协、毫不退让、毫不动摇地坚持独立的工人阶级立场，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并且毫不犹豫地最坚决反对那些国家主义左派论调，而不管是哪些“前同志”自甘堕落掉入这个阵营中。当然，共产主义者对于国家主义左派具体话语里的合理恰当的反国企私有化理据可以引用，可以肯定、支持，为了最大限度加强反对国企私有化的火力，这也是应该的；但是决然谈不上任何“批判地支持”或任何些微、丝毫地支持某个国家主义左派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实体、政治招牌，否则都等于政治自残或自杀。
另外，杜建国作为一个前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他以后还是可能欺骗世人、谎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或曰激进左翼，尤其也是经常在先驱社劳动民主网上发表文章的托派分子（从今起转变为前托派分子了）——托派分子一般来说属于正宗的左翼，在政治光谱里位于最左的一边，他的右转以及有关的舆论动向，显示着左翼的历史性嬗变的深化，甚至可以说是对整个阶级斗争政局的新的重要警告。今后，将有越来越多的“左翼”经受更大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压力。任何一个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人，都将独立地接受历史的考验。实质很简单，就是一个问题：你将选择与哪个阶级同呼吸共命运？
诸神归位，现在才刚刚开始。今天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正道，更应是托洛茨基在1937年西班牙工人革命时所说的：“需要无畏的决裂，需要最大限度地蔑视主流舆论，到最受压迫的底层去”！
2012年2月28日晚间 写于广东深圳的工厂区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