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进步青年网翻译组】

三年前，曼哈顿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影响波及到了全球各大城市。经过了数年的准备和示威后，如今，占领中环运动于9月26日提前上演，宣告了“公民抗争时代“的开启。此前的9月22日，25个学校的学生在香港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的号召下发动持续了一周的罢课行动，这被看做是“对当局的最后警告“。

占领中环，学生罢课

全国人大否定了运动对首席行政长官和立法会选举进行普选的要求，北京声明候选人首先需要得到由一些政治和商业精英把持的提名委员会的认可，绝大多数候选人实际上由北京指定，这意味着香港的各类团体的提名是无效的。

中央政府和港府此举无疑违背了“国际标准“普选权的要求，那些曾经威胁组占领、瘫痪香港金融区的团体由此组织了“友爱与和平地占领中环“运动。尽管组织者内部关于下一步策略有所分歧，但是占中团体仍然组织了8月31日和9月14日的游行（计划10月1日开始占领行动），试图向世人宣告香港人民是如何被出卖的。

然而学生们已经按捺不住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联合会发起了罢课，香港大学的学联则于9月4日发出罢课宣言，要求2017年选举的提名权以及2016年立法会委员直选。随后，香港学生联盟号召从9月22日开始进行为期一周的罢课行动，有25所大学响应。

政府拒绝与学生进行协商，迎接学生们的是警察无情的镇压，当然，这也使得其他社会群体特别是工人阶级特别同情和支持学生。这边厢，12万人冒着催泪弹和橡皮子弹的危险走上街头支持学生，那边厢，香港工会总同盟（HKTU）和香港职业教师工会（HKPTU）号召28日发起罢工支持学生斗争。

2017年选举

香港回归后，作为香港“小宪法“的香港基本法第45条和第68条明确规定，香港的首席行政长官和全体立法会委员都必须经过普选才能当选。而当下，首席行政长官是由1200名成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投票选出的，这些委员大多数是北京掌控的，至于立法会，70名委员当中有40名经由普选产生，另外30名则从各类专业人士、商人和公司掌控的选区中产生。

民主促进团体一直在为真正的普选权进行斗争。原定目标是2007年实现，但被拖延至2012年。2007年全国人大否决了2012年实现普选的要求，但是2017年首席行政长官普选的希望得以保留，稍晚实行的是立法会的普选。然而，今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抛出了提名委员会的概念，以此推迟普选的实施。

人们可能会惊讶，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香港竟从来没有过完全的民主。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香港曾经的殖民母国英国，在其统治的155年间几乎没有给过香港民主。直到1982年中英开启香港回归谈判时，香港的民主化才被提上议事日程。1985年，立法会的非直选才开始迈出小小的一步。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殖民政府加速了民主化的进程，在撤离香港前摆出了一副温文尔雅的姿态。1991年，立法会席位的直选开启。1992年，新上任的香港总督彭定康提出了1995年立法会选举的改革提案。1995届的立法会计划运行至1998年，也就是香港回归的后一年。在提案中，彭扩大了选区的范围，原先的选区主要由有权势的商业精英控制，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就是把所谓的非直选变成了直选。此外，他还提出废除区议会和市议会所有的指定席位。对此民主促进团体是欢迎的，但是香港的商会和中央政府不高兴了。最终，北京否定了彭定康的提案，用临时立法会取代了1995届选举产生的立法会。

香港的民主运动

从1980年代起，民主运动成为香港的主流社会运动。咋一看，运动的滥觞完全是英国人的离去，香港人民由此第一次有机会决定香港事务。英国人提出的民主化改革提案和中央政府的民主承诺似乎预示着民主运动最佳时机的到来。

然而，如果我们再深究一步就会发现，香港的民主运动的崛起恰好是在工人阶级和左翼运动的退潮之后。1967年，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激起了香港社会压抑已久的怒火，香港共产主义者领导的罢工、冲突、总罢工和游行极大地动摇了英国人的统治秩序。不幸的是，香港共运人士错误地走向了恐怖主义策略，运动最终失败。此后，英国人则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对劳工的让步措施，在地方事务、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左翼力量极大萎缩，暴力的梦靥也促使大部分香港人民远离左翼思想。

1970年代，工人运动衰退后，学生运动兴起了。大多数香港的激进青年受文革的影响，在保钓运动中采取了维护中国大陆的立场。尽管他们提出了一些阶级要求，但主要局限在民族主义的视角。那时香港的大多数社会团体都持一边倒的反共与反大陆立场，而随着文革的结束和中国转向资本主义，香港的激进青年归于绝望，学生运动进入低谷。

198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过后，香港迎来了一波经济繁荣，社会公共部门扩大，机会不断被创造出来，社会阶层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同时，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也催生了另一波移民潮。在这种情况下，阶级运动很少，而民主运动变得显著起来。

泛民主阵营包含政治观点和阶级背景各异的团体，自由主义者和中产阶级人士（主要是律师和一些社会活动家）在其中起主要作用。1980年代早期他们参与了区、市一级议会的选举，在1980年代中期参与了立法会的选举。他们想以争取普选权来迎接香港回归大陆。

直到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爆发时，泛民主人士才开始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当时，有人组织了一次为期12小时的募捐音乐会，大约150万（占总人口四分之一）的香港人走上街头声援北京的学生。学潮被强行清场后，反北京和反共政治成为民主运动的主流。

尽管有工会人士和左翼团体的参与，泛民主阵营的诉求一般仅限于在争取选举民主上，几乎不怎么触及北京支持的香港垄断资本和基本经济制度的问题，更不用说老百姓的日常经济问题。

这点在“友爱与和平地占领中环“行动中体现得特别明显。4月，该行动发起人戴耀廷在报纸上发表了题为《香港需要哪种资本主义》的文章，呼吁香港资本家说“普选权是香港资本主义的出路“。当全国人大提出新的选举方案时，戴很快宣布了行动的失败，戴的言论招致了一些组织者的批评。现在他们必须要展开占领行动了（如果普选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戴则向资本家保证运动将使对香港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

香港资本家与中共的牢固联盟

然而，对回归前香港资本家与中共一起坚定反对彭定康的选举改革的历史，戴和他的同僚们却选择视而不见，当时资本家们参加了中共发起的取代泛民主派控制的立法会的临时立法会。也就是说，香港资本家一开始就是反对民主改革的中坚力量。

资产阶级并不总是支持民主的。在很多殖民地国家，他们通常倾向于选择依靠当地既有的官僚体系来保证剥削也即攫取利润的自由，香港也概莫能外。香港的资本家关心的是他们的利润不会因为回归之事受到影响。从1990年代早期开始，受益于大陆的坚定支持，香港资本家不仅受惠于低税收、反劳工的法律和保护性的选举制度，还可以在大陆市场自由驰骋，享尽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大陆资本也可以进入香港，与当地资本开展合作，共同发财。

如今，只有傻子才会认为资本家会自己放弃一直以来的优越地位，更何况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混乱情形下，他们更是唯恐现状改变，中共也是如此。作为北京的资深香港问题智囊，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坦言，过多的民主会损害经济精英和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