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斯大林在世时，西方学者以及流亡国外的侨民在他们的有关著作中已涉及到肃反问题，但并不十分突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把肃反问题用作攻击和否定斯大林的重磅炸弹。他几乎用三分之一的篇幅讲这个问题，说什么它“开头针对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接着也针对许多忠诚的共产党人，针对那些国内战争时期、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最艰苦的年代肩负重担的忠诚共产党人，那些曾积极反对过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捍卫党的列宁主义路线的人。”[20]报告大段引用了艾赫、鲁祖塔克的申诉书以及讲述了某些案件的审理过程，来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如何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以及受害者如何屈打成招，并且强调这一切都是在斯大林指使和纵容下进行的，从而把肃反完全描绘成一场斯大林为排除异己而残杀无辜的惨剧。 二十大后，掀起了“第一次非斯大林化”的浪潮。肃反问题成为批判和否定斯大林的主题之一。苏联国内外开始出现各种写肃反的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论者罗伯特·康奎斯特的《大恐怖：斯大林三十年代的清洗》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前者出版于1968年，顾名思义，把三十年代的清洗描绘为“大恐怖”，在这之后，某些人便把“大恐怖”作为这场运动的别称。后者书名中的“古拉格”(“ГУЛАГ”)是“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俄文缩写的音译。作者借口档案材料和当事人都被消灭了，没有文献资料和当事人的证明可以利用，只好采取所谓“艺术研究”的方法，这显然是为任意歪曲夸大事实和进行虚构捏造制造借口。他的目的是要把苏联的历史抹黑，把它描绘成劳改营遍布全国，数以千万计的无辜者遭到逮捕、关押和杀戮的黑暗帝国。《古拉格群岛》于1973年在西方出版后“古拉格群岛”这个词语也随着成为流行语。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开始他的“改革”后迅速出现了“第二次非斯大林化”的浪潮。到这时，国外的所谓“斯大林学”的著作被大量引进，叛逃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包括阿夫托尔汉诺夫、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奥尔洛夫、索尔仁尼琴、梅德韦杰夫等人在国外出版的书纷纷“回归”，还出现了一些新的作品。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文章。在所有这些书籍和文章里，斯大林遭到批判的猛烈程度超过前一次“非斯大林化”。他的全部历史被重新翻腾一遍，他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遭到了全盘的否定，他被描绘成专制暴君和杀人凶手，几乎完全被妖魔化了。这些书籍和文章的作者们仍然把肃反问题作为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而其否定肃反的主要手法之一是夸大镇压的规模和牺牲者的人数。为了便于歪曲事实和制造谎言，他们不对肃反作明确的界定，把镇压反革命与惩办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搅合在一起，而在时限上各说各的，不作统一的规定，有的从二十年代算起，有的则从三十年代开始，有的则笼统地说斯大林当政时期。更有甚者，有人在说明牺牲者的人数时，甚至把农业集体化中过火行动的受害者和三十年代饥荒饿死的人也计算在内。于是就像俄罗斯历史学家佩哈洛夫所说的那样，形形色色的“谎言制造者”在受害人数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竞赛”。 先让我们看一下斯大林传记的作者沃尔科戈诺夫的说法。他在《七位领袖》一书中写斯大林的一部分中这样写道：“苏联独裁留下血迹斑斑的痕迹。在三十年统治列宁创造的和斯大林‘调整好’的国家的时间里，剥夺了千百万同胞的生命。仅只从1929年(苏联农业集体化开始)到他在1953年去世，在他‘天才的领导下’惩办了两千一百五十万苏维埃人。除了斯大林外，历史上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时候发动过对本国人民的如此长时间的和可怕的战争。这些血迹是永远也洗不掉的。”[21] 再看一下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的说法。他指出在1935年到1946年受惩办的人就达到一千九百八十多万，同时他深信斯大林的制度“使人民大批死亡，消灭了八千多万优秀儿女。”[22]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里引用了流亡国外的统计学教授库尔加诺夫的以下估算：从十月革命到1959年总共“付出了”六千六百万条人命。他认为这个数字很有参考价值。 这里还要特别说一下被称为“改革的设计师”的雅科夫列夫。他在《一杯苦酒》一书中说：“已公布的文件可以提供有关这一政策在规模上的概念。自1923年到1953年间，仅俄罗斯联邦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被判刑的超过四千一百万人。”[23]他强调是根据“已公布的文件”得出这个数字的，言下之意，如果全部文件公布出来，那么规模还要大得多。而且他说的只是俄罗斯联邦，不包括其他加盟共和国，如果都加在一起，判刑的人数还将超过。他认为苏联在斯大林当政时期总共损失了将近一亿人，并作了这样的说明：“这个数字不仅包括受惩办者本人，而且可把他们受到牵连的家属以及那些可能出生但是没有生下来子女包括在内”。[24]这位大人物果然高明，他居然把可能出生但未能生下来的孩子也计算在内，这说明他已完全不顾事实，达到了挖空心思进行编造的地步。 此外，还有一些所谓的“政论家”和政客参加到这场制造谎言的竞赛中来。他们信口开河，动不动就说受害人在一亿人以上，如日裔女政客袴田说有一亿人，政论家卡里亚金则比她多两千万，说有一亿两千万人。这些先生和女士们在信口雌黄时不想一想苏联总共有多少人口。根据人口调查，1917年为一亿六千三百万，到大清洗后的1940年增加到一亿九千四百一十万。[25]可见那些一张口就说牺牲几千万甚至上亿人的“竞赛者”连这最基本的事实也不顾、最起码的算术也不会了。 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有以下几组数字可供参考。 1954年2月1日，当时的总检察长鲁坚科、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和司法部长戈尔舍宁联名给苏共中央呈送了一份报告，其中写道：从1921年到1954年因反革命罪而判刑的为三百七十七万七千三百八十人，其中处死刑的为六十四万两千九百八十人。 “改革”年代苏共中央于1987年成立的专门委员会经过反复调查核实后得出的数字是：1917年到1990年因反革命罪而受到惩办的为三百八十五万三千九百人，其中处死刑的为八十二万七千九百九十五人。[26] 有的学者根据陆续解密的档案材料反复研究和核实，列出了从1921年到1953年历年因政治原因受到惩办的人数，累加起来，总共为四百零六万零三百人，其中判死刑的为七十九万九千四百五十五人。大清洗的三年受惩办者的人数上面已经提到过，现再比较具体地说一下。1936年受惩处者为二十七万四千六百七十人，其中处死刑的为一千一百十八人;1937年受惩处者为七十九万零六百六十五人，其中处死刑的为三十五万三千零七十四人;1938年受惩处者为五十五万四千二百五十八人，其中处死刑的为三十二万八千六百一十八人。这三年受惩处者的总数为一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九十三人，其中处死刑者为六十八万两千八百一十人。[27] 上述几组数字都是根据档案材料得出的，尽管时限有所不同，然而差别并不很大，比较符合实际和可信。这里多费了点笔墨说明受惩办者的具体人数，主要目的是为了揭穿流传的各种谎言和造谣者的低劣手法，绝没有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辩护的意思。应该说，三年内惩办一百六十多万人，处死六十八万多人，这个数字是惊人的，说明扩大化的错误是严重的。肃反扩大化给人民的机体留下深深的创伤。这些创伤本来就难以愈合，再加上有人不断揭它，使得它在很长的时间内还在流血。 最近一二十年来，由于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造成了种种严重恶果，社会上比较普遍地出现了怀旧情绪，人们开始比较冷静地和客观地看待苏维埃时代存在过的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对肃反问题也是如此。另一方面许多正直的学者利用档案材料解密的有利条件，对这个问题做了认真细致的研究工作，澄清了许多事实，揭穿了许多谎言，恢复了事情的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对肃反的看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一味否定，开始采取分析的态度。对斯大林这位历史人物的看法更是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在群众中威望迅速得到了恢复和提高。根据俄罗斯的许多舆论调查和研究机构的多次调查研究，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被调查者肯定斯大林的功绩和他在历史上的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电视频道“俄罗斯”制作了一个选“俄罗斯名人”的节目，首轮投票结果，斯大林位居榜首。虽然节目制作者采取各种手段力图扭转局面，但是最后评选结果，斯大林位居第三。有人高兴地说：斯大林回来了。力图在俄罗斯推行所谓的“现代化”和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的俄罗斯自由派政客把斯大林的“回归”视为一大障碍，便开始策划新一轮的“非斯大林化”，而主使人是俄罗斯前任总统和现任总理梅德韦杰夫。 梅德韦杰夫就选定“大恐怖”这个老题目来做反斯大林的新文章。他在所谓的“政治迫害牺牲者纪念日”(10月30日)在他的博客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民族悲剧的记忆的与关于胜利的记忆同样神圣的》一文，文章作者首先为现在的年轻人说不出当年政治迫害的牺牲者的名字而感到不安，他就像文章题目中所说的那样，强调这两种记忆是同样神圣的。接着他谈到1937年～1938年达到顶点的“大恐怖”的规模，这样说道：“在战前的二十年里，消灭了我国人民整个整个的阶层和等级。哥萨克实际上被消灭。富农被没收财产和流放，整个农民阶级被削弱。知识分子、工人和军人也遭到了政治迫害。遭到迫害的还有宗教界人士。”他动情地说：“让我们想一想：千百万人由于被使用恐怖手段和遭到诬告而牺牲了性命——这可是千百万人啊。他们被剥夺了所有权利。甚至被剥夺了像样地安葬的权利，在很长时间里他们的名字被从历史上一笔勾销了。”接着他笔锋一转，批判那些以“符合某些崇高的国家目标”作为理由证明镇压有理的人，斩钉截铁地说：“我深信，国家的任何发展，它的任何成就和雄心都不能以人的痛苦和牺牲作为代价来取得和实现。任何东西都不能置于人的生命的价值之上。进行镇压的行为没有可以谅解的理由。”他接着谈到如何理解反对窜改历史的斗争，强调“不允许借口恢复历史的公正而替消灭本国人民的人开脱罪责”，他所说的这个“消灭本国人民的人”指的就是斯大林。最后梅德韦杰夫提出了纪念受害者的一些具体措施，例如建立纪念中心，继续寻找大批埋葬受害者的地点，恢复受害者的名誉，必要时为他们正式平反等。这篇不长的文章实际上为后来制订纲要勾画出了大致的轮廓。 在这之后，梅德韦杰夫指定新任命为直属总统的发展公民社会和人权委员会主席的费多托夫牵头制订一个“纲要”，这个题为《关于永久纪念极权主义制度的牺牲者和关于民族和解》的纲要于2011年三四月间在网上发表。它在前言中直截了当地提出，如果公众不认识到俄罗斯二十世纪的经历的悲剧，俄罗斯社会就不能向实际的现代化前进。这“实际的现代化”，实质上指的是西方化。纲要提出了为纪念所谓的“极权主义制度”的牺牲者的种种具体办法和措施，其中包括在牺牲者埋葬的地点以及他们被捕和押解出去的城市和乡村竖立纪念碑和其他纪念性标志，在各地建立纪念馆，首先在莫斯科和彼得堡这样做，并在莫斯科市中心竖立高大的纪念碑，把目前的“人民团结日”(11月4日)改名为“纪念内战牺牲者和民族和解日”，提高上面提到过的“政治迫害牺牲者纪念日”的地位和档次，改编中学历史教科书，以加强对年轻一代的教育等等。这个纲要公布后，引起不同的反响，得到了一些人的赞成和支持，但是也遭到许多人强烈的反对。媒体普遍将其称为“非斯大林化”的纲领。有人则认为它的制订者要搞“第三次非斯大林化”。 根据纲要制订者的要求，需在几个月内制订具体的实施计划并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强制实行。但不久俄罗斯政局发生了变化，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王车易位”，梅德韦杰夫的“非斯大林化”计划也就“搁浅”了。不过从中可以看出，肃反问题仍然是某些人手中重要的“政治筹码”。过去苏联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为了搞垮社会主义制度曾经利用过它;如今俄罗斯国内的自由派为了完全实行西方化，防止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仍然试图利用它。它仍然是一个热门的题目。 从上述情况来看，苏联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一直抓住肃反问题不放，大做文章，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选这个题目是由于用它易于煽情，易于煽动人们起来反对斯大林和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因为人命关天，事关重大，无辜受害总是能得到人们的同情，激起他们对悲剧制造者的厌恶和痛恨。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煽情者”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要对一个事物有正确的看法和态度，不能单纯从感情出发，需要有理性的认识，才能认清它的本质，从而采取正确的态度。肃反运动及其扩大化的错误，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现象。需要探究它是在什么样的具体情况下发生的，对历史发展来说起的是进步的推动作用还是拉它倒退的作用，以便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和决定对它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上面已经提到过，肃反运动是在阶级斗争比较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场反渗透反复辟的斗争，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以及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起了重大作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的，大方向应该肯定。上世纪末苏联这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被暗藏在内部的敌人和异己分子搞垮的沉痛事实说明，斯大林当年对内部敌人的担心并非过虑，他采取清洗的行动是具有远见的表现。由于这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出现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难免的，但是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肃反运动已过去七十多年了，时间不算短了，但是它尚未成为历史，它的倡导者斯大林也没有完全成为历史人物，人们还不能以客观和宁静的态度来对待。在世界历史上并不乏这样的先例。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历史的向前发展和人们思想认识的深化，斯大林及其发动的这场运动终将得到全面、客观和公正的评价而载入史册。 --------------------------- [①] 转引自《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8页。 [②]转引自《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8～139页。 [③] 惩办(репрессия )指用判处死刑、徒刑和流放等刑罚加以惩处。过去译为“镇压”，并不完全符合原意，因为中文“镇压”用于人时，通常指的是处决。 [④] 《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年，第133页。 [⑤]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6页。 [⑥]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2页。 [⑦]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3页。 [⑧] 参见Д.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第372页。 [⑨] 《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年，第369页。 [⑩] 见《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年，第376页。 [11]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3页。 [12]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奥尔马出版社，2000年，第464页。 [13] 转引自2010年9月9日《苏维埃俄罗斯报》。 [14]转引自2010年9月9日《苏维埃俄罗斯报》。 [15] 见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奥尔马出版社，2000年，第466页。 [16]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2～163页。 [17]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3页。 [18] 《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年，第288页。 [19] 《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年，第381页。 [20] 见《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32页。 [21] Д.沃尔科戈诺夫：《七位领袖》，新闻出版社，1995年，第256页。 [22] А.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去掉面具的斯大林》，全莫斯科出版社，1990年，第506页。 [23] А.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34页。 [24] 转引自И.佩哈洛夫：《伟大的遭到诽谤的领袖——关于斯大林的谎言和真实情况》，亚乌扎出版社，2010年，第36页。 [25] 见《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编，中译本，三联书店，第4页。 [26] 见В.梅德韦杰夫：《在戈尔巴乔夫的班子里》，壮士歌出版社，1994年，第54页。 [27] 见《祖国档案》1992第2期，第2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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