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

                                                    三、如何防止社会主义变质

                                                    1、一个必须正视的理论难题

        没能成功实现向完全的社会主义过渡，反而发生社会主义蜕化变质，资本主义复辟。这个教训是惨痛的。但是，仅仅痛心疾首是无济于事的，最重要的是要从教训中总结出正确的认识。

        以今天的认识水平看问题，毛主席着重解决的理论问题是找到了所以发生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原因、阶级原因及其危险性，论证了共产党人因此必须坚持一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的必要性。

        但是，近四十年的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惨痛历史，使我们不能不进一步思考，修正主义的特权阶级的特权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人民群众无法制止这种特权、特权阶级的产生，尤其是为什么一旦发生修正主义路线上台、取得统治地位时，人民群众只好束手待毙、而没有相应的制度和权利去制止。再进一步思考，我们到底能不能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使之更好地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保护人民当家作主，并能有效地防止发生修正主义上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于这些问题，以我的浅薄的知识看，在马列毛革命导师那里，原则是有的，但是，没有现成的具体的答案，还需要我们结合实践从理论上给予解决。

        这是一个历史难题。是一个现在必须结合已有的实践给予科学回答的历史难题。

        其实，在四十多年前的1975年、1976年，在毛主席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活动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朦胧地感觉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我个人就有这样的体会。先是，1974年在北京参加中央举办的解决山东问题的汇报会时，我曾代表我们这一派在中央规定的不超过二千字的报告中，提出过要研究理论问题，不但要研究如何反对修正主义、走资派，更要研究如何才能铲除产生修正主义、走资派的社会土壤，使修正主义、走资派既不能产生也不能存在。随后我写的《资产阶级法权和走资派论纲》就是我对这一理论问题的探讨。

        不过随后政变发生，文革失败，无产阶级革命派遭到反攻倒算。这场学习活动被迫中断，认识也就没有继续下去。

        现在，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倒行逆施，新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得出新的理论认识提供了新的历史可能。

        按照历史的顺序，我们首先经验的一个真实的残酷的事实就是，文革失败，造反派遭到残酷地反攻倒算。

        这是偶然的吗？华国锋的叛卖，发生10。6政变，看似偶然。但是，随后的历史的发展却证明，这一切不是偶然的。

        文革必然失败，修正主义必然上台，资本主义必然复辟，一切都表现为必然性。这一点，至少在文革后期，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我们山东大学的几个头头（刘全复、宋书星等同志，他们都健在，只是各自信仰已不同）不止一次讨论、争论这个问题。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性的认识是没有分歧的，分歧在还要不要斗争。越到后来，这种必然性我们就越能看清楚，说到底，这是阶级力量对比的结果，党内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完全形成，而且，在政治上绝对是占上风、占主导的，抵制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力量在政治上却相对软弱。我们对文革失败是有精神准备的，对被清算也是有精神准备的。毛主席去世，我们更深刻地感到这意味着什么。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系里的陈汉时老师曾正确评论过正在捱整的我为什么在悼念毛主席时那样发自内心地恸哭。

        一切都按历史的必然性展开。邓小平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取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是邓小平个人罪孽的结果，没有他，也还会有陈、叶、李等人。邓死了，江泽民之流不是不仅没有变好，而是更坏吗？这只能从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解释。

        文革失败，是一个具体事实，文革没有解决问题，也是一个具体事实。从这个具体事实，是否可以抽象出一个结论：文革的斗争形式并未能解决防止修正主义上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呢？

        这是一个我们面对的不能不回答的极其严肃、极其尖锐的历史课题。

        毛主席似乎就是面对这个历史难题而忧心忡忡离去的。如果那个关于他“一生做了两件事”的谈话是真的，最后说，“这两件事都未做定，这份遗产交给下一代，怎么移交，和平移交不行，看来要在动乱中移交，搞不好要血雨腥风，你们怎么办，下一代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据我本人1976年的抄录）这倒可以真实反映毛主席最后的心情。当然，实际上，毛主席类似心情的讲话并不少。这是面对困难的阶级斗争局面，一种阶级忧虑、政治忧虑在主席心中的反映。老人家可能预感到了失败，其实，在1966年给江青的信中，不是已经作好了要“跌得粉碎”的准备了吗？但是，谁又愿意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付诸东流呢？更何况那将意味着劳动人民要受二茬罪、吃二遍苦啊！毛主席当时的痛苦心情可想而知。

        可是，毛主席在两难之中。

        一方面，毛主席深刻看到，走资派的问题，就是资产阶级的问题，就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

        另一方面，毛主席又把这些人称为“老同志”，又承认“打倒一切”是文革的两个错误中的一个。说请老同志 “高抬贵手”，“气不要出在多数人身上”，全是退让之词。

        这两方面是矛盾的，是两难的。

        在当时看，承认“打倒一切”的错误是对的。因为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走资派”，“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这些批判言词，都好像还是给老同志“戴大帽子”，是“无限上纲”，不是以严格的事实为根据的。这可以理解。因为建国后在政治上占主导的路线，毕竟还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这样的大的整个的政治环境中，老同志是不可能扮演充分的走资派角色的。

        但是，事过四十年，邓小平路线、邓小平路线指引下一起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老同志们，已经把自己的阶级属性暴露得清清楚楚。什么“老同志”？不是了。是党内资产阶级，是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而且是最坏的官僚特权专制的资产阶级。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似乎当年要是真的打倒一切，倒对了，倒好了，不至于今天这样祸国殃民了。但是，在当时，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可见，处理这个问题是两难的。因为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是在当时合法的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说特权，这个特权不是非法的，而是合法的。这个基础不仅决定了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存在，而且，决定了必然会有那样一些所谓走资派言论、甚至行为，特别是一上台，就会“走资派还在走”。但是，如果因此就打倒这些人，又好像在政策上说不过去。文革后期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真正没有“解放”处于打倒状态的干部，一般都是有历史问题的，都是有叛徒、特务嫌疑的，历史干净的，几乎全部被解放。当时发明了“改悔”、“死不改悔”的政策界限，可是，那些迫不得已的“低头认罪”，“永不翻案”，有用吗？最后还不基本都是“靠不住”的。况且，有一个事实谁也不能否定，就是直到文革最后，谁也说不清什么是走资派，走资派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这是当年在理论上政治上实际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文革中对邓小平前后所采取的不同的斗争策略，可以说是这种阶级斗争形式的典型。先是作为“二号走资派”打倒，然后又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让其重新复出，随之又被视为修正主义错误路线的头子再次给予打倒（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文革失败后，受“老同志”们拥戴，又再次复出，作为所谓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重新贯彻其修正主义路线，扮演了在中国重建官僚特权专制资本主义的最大的走资派、总设计师。

        这只是一个最大的最有代表意义的反对走资派斗争的典型。文化大革命的惨败，已经用铁的、甚至鲜血的事实证明，这种“打倒、解放”的和走资派斗争的形式，这种解决错误路线的形式，是不成功的。没有、看来也不可能解决问题。任何夸大文化大革命作用的大话、空话，是不科学、不符合历史真实、不负责任的。

        这是关于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的难点，自然也是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理论的难点。为了避免党变修、国变色，到底应该怎样做，怎样进行这种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理论上还需要重大突破。

                      2、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才是破解历史难题的钥匙

        到底应该怎样解决修正主义问题，是关于修正主义理论的难点。要认识这个问题，突破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最关键的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认识方法。只有这个科学认识方法，才能帮助我们找到修正主义之所以可能篡党夺权这一问题的根源。

        现在回过头去看，从1973年前后，我们一再提出要从社会制度、体制上研究修正主义上台的危险性、必然性是对的，是一个正确的认识修正主义问题的方向。这是从基础，从社会存在，探讨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探讨政治问题。

        可惜的是，正如胡绳所说，年事已高的自然规律限制了毛主席。毛主席没有给我们留下足够的这方面的理论遗产，相反，有些认识，存在明显的局限。最典型的例子是毛主席1975年5月3日在自己主持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的谈话和相应的关于“三箭齐发”的文件批示。

        在我看来，毛主席在这里所表述的有些意见，还有讨论的余地。

        第一、主席说，从“后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从“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这个话，本身可能不错，但是这样说的用意是什么？难道这不会有意掩盖“走后门”的错误吗？本来人们讨论的并不是从“前门”或“后门”进来的人的好坏的问题，而是讨论的“走后门”这种作法对不对的问题。主席承认“走后门”是搞特权，而且承认自己也搞了特权，帮助几个女工“走后门”进了北大。主席不但没有对自己利用特权的错误作严肃的自我批评，立即纠正这个错误，反而用“好人坏人”的说法去辩护，还责怪江青“三箭齐发”。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还是反对“走后门”。反对“走后门”，深得民心，声势很大，特权者万分惊慌。可是，主席的批示一公布，一瓢冷水泼下，让人民群众非常失望。人民群众对勉强找出的林彪的那些话，对两千多年前的孔子的那些话，一是不太懂得，二是没有多少兴趣，真正关心的还是影响他们实际利益的“走后门”。可是，主席迁就了老同志的特权，没有顾及人民群众的感受，至少当时我们都不理解。而且，这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根本批不下去。不是邓“翻案不得人心”，而是“批邓”不得人心，如同有的先生所说，“批邓”等于“是给邓送了个政治大礼”，真正受伤害的却是可怜的江青。但实际上，江青并没有错。反对特权就是反修，就是纲。

        第二、更为严肃一点、原则一点说，主席对“走后门”这种滥用特权的作法的错误，从理论上没有正确的深刻的认识。主席说“我也有特权”，又说，这是资产阶级法权。不对。特权不是资产阶级法权。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分析“按劳分配”，说这种分配方式，是在消费品分配领域里，实行按照提供的劳动的价值，等价交换相等的生活资料的原则，这个原则还是局限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历史范畴里。马克思是正确的，是非常科学、严谨的。但是，主席的说法，却明显地不符合马克思的原义，在理论上产生了混乱。特权怎么是资产阶级法权呢？特权实行的恰恰不是形式上平等的原则，而是形式上和事实上都不平等的原则。这和讲形式上的平等、等价交换的“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完全不是一码事。特权的本质正是不平等的权利，所以叫特权。

        这个理论混乱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错误。因为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是必须允许存在的，只能限制，不能取消。但是，特权是和社会主义原则完全对立的，是和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对立的，是和人民当家作主对立的，从理论上、原则上说，是不能允许存在的。如果从历史阶段上看问题，与其说特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勿宁说更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遗存。这是它的必然的落后性、反动性的历史根据。

        这一理论错误大大限制了毛主席、也限制了我们对面临的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性在理论上的认识。

        从苏东到中国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从存在特权，发展到特权阶级，是修正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也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基础。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其实说的就是这个特权阶级。可以说，这是修正主义全部问题的要害，是研究修正主义问题不能不认识、不解决的关键。

        不错，正是我们党指出了苏东党内存在特权阶级，正是毛主席指出了我们党内的大官有特权，因此不革命了，甚至反对革命了，成为正在走的走资派，也就是党内资产阶级。

        这个现象是看到了，但是，这个现象是怎样发生的，却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从制度的缺陷上找出其中的历史原因和历史规律，更没有从制度上找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是没有尝试，许多工人、农民劳动模范进入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岗位，特权很少，但是，并没有形成一整套建立、维护无产阶级政权的民主制度。这个问题，当时没有认真研究，甚至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这足以说明，这不是哪个人的责任，是我们受到了时代的历史的水平的局限。我们没有把历史唯物主义贯彻到底，没有从现实的社会存在，从现实的经济、政治制度去说明已经发生和存在的修正主义的复辟危险的历史必然性。

        截止到1975、1976年，在经历了理论学习后，我们在这个理论问题上依然陷于盲目性，没有重大理论突破。相反，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的教条和模式，却依然束缚着我们的头脑。

        张春桥同志最后说，“还会出列宁”。这是对时代的感慨。无奈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