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

                             4、再学习、再认识

                              壹  认识有个过程

    尽管历史已经证明，所有实际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体制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认识它并不容易。

    资产阶级敌人对社会主义社会缺乏民主的攻击是一贯的。但是，这个问题要分析。一方面，敌人是要借口社会主义的不足，搞垮社会主义，而不是帮助社会主义。这是问题的阶级实质。另一方面，不能因此就抹煞了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制度不完善，人民有要求扩大民主的事实。

    历史的实际过程是，我们顶住了资产阶级敌人的攻击，但却掩盖了我们的不足，甚至坚持了不足，发展了不足。这有苏东发生过的多次处理“反党事件”为证，也有我们57年的“反右”事件为证。概括地总结地说，这些事件的最终的处理结果是消极的，是加强了一党专制。

    同样，在国际共运史内部，也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对“新阶级”、“特权阶级”、“一党专制”出现的危险的看法和理论探讨，是由来已久的。有些看法未见得科学和正确，但是，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是没有理论意义的，至少值得重视和研究。可惜的是，事情正好相反，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作为错误的资产阶级思潮给于否定、批判和打击。这种现象，现在在毛派中又重复出现。既然是探讨，就要允许各种意见、包括错误意见发表。如果一下子就能找到真理，那还有什么探讨、研究的必要？探讨总是和错误相伴随的，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先导。正确地批评错误和寻找真理是一致的。不允许出错误，动不动打棍子，抓辫子，恰恰是杜绝对真理的研究和追求，本身就是错误的，就是认识上的简单化的反辩证法的错误。

    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压制对一党专制问题的探讨，当然首先与既得利益、阶级立场有关系，但是，也不能不承认与各国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关系。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后者。当然，后者和前者也是有联系的、统一的。

    所谓“真懂马列的不多”，不是一句套话，而是一句实实在在、让人无可奈何的话，一句尊重历史唯物论、因而尊重历史水平的话。难道我们现在不是依然处在这种苦恼之中吗？

    站在数千年形成的私有制的土地上，在人性已经被完全扭曲、完全异化的背景下，加之每个人的阶级立场的局限、革命实践的局限和科学知识水平的局限，要想达到马列毛主义的思考问题的能力，要想能够真正弄懂马列毛，不能说不可企及，至少是十分困难的。“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是一个正常的普遍的必然的历史现象。不然，倒是不可思议了。也不仅是“我党”，毛主席不是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都不信马列了”吗？这是一个必须承认的历史现象，而且是一个必须给予科学解释的历史现象。依我看，归根结底，这还是时代的历史的水平决定的。在现存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哪怕是东方或西方的产业工人，包括工人阶级的政党，事实上都是“真懂马列的不多”。具体到我们每个人自己，我看更是谁也不要骄傲，谁也不要自吹。

    就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这些问题而言，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号称自己是马列毛主义者，其实，我们并不能用马列毛主义回答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些实际问题。

    且不说，我们并不能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上充分理解共产主义、包括它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邓小平“不清楚”，他倒是还敢老实承认“不清楚”，其实，我们的一些“很马列”、“很毛派”、“很革命”的同志，自以为“很清楚”，实际倒真是并不清楚。“很清楚”，是错觉。

    这里只结合我们现在探讨的一党专制的问题，重新学习、研究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学说。

    一党专制的理论，不是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是和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立的。我们要想突破一党专制的理论，批判一党专制的理论，还是要靠还原马列毛主义的国家学说，还原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亦即社会主义国家）学说。

    重新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巴黎公社以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重新学习马列毛主义革命导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理论和思想，我们可能会有新的体会，可能会从旧的各种错误的思想中解放出来。

    无产阶级国家，不是原来的旧的国家，而是在打碎旧的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型的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的国家机器。这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

    这个新型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它的阶级属性变了，它是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工具、包括暴力工具。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之所以还需要国家，就是为了当家作主。从科学的意义上说，无产阶级国家就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是同义词。民主、无产阶级民主，它的最准确最科学的含意，就是人民是主人、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

    这里所以加上“劳动人民”这一比较宽泛的词，是就历史实际而言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设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必然带来的社会分化，社会阶级关系日趋简单化，以致最终社会会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构成。在这样的社会阶级关系基础上，一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的必然是、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历史的实际进程更复杂。列宁时代有“工农专政”，毛主席时代有了“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实际展开，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必然结果。时代决定形式。形式变了，实质没变。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是劳动人民的阶级专政，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说执政，是阶级执政。通俗说，就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毛主席有段名言：“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主席的话非常正确、非常精辟，抓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一最本质含意是非常重要、非常现实的。无产阶级的国家、国家机器，必须和这一本质相统一。

    只有坚持这个本质，才能体现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家机器是整个阶级的，是为阶级、为劳动人民服务的。

    只有坚持这个本质，才能体现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家是一种过渡，是一种半国家，是一种最终实现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的政治工具。说解放全人类，这就是解放全人类的必经之路，也是最终将国家送进博物馆（恩格斯语）的必经之路。真正的彻底的全社会的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人民当家作主，在科学意义上，和人类解放是同义词。

    正是基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就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所以，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创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政治形式、政治体制，都是和这一本质相统一的。这些经验和原则，值得今天重新研究和继承。这里，就我的认识，简略谈下列几点：

    第一、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产生，不管是叫巴黎公社，还是叫苏维埃，还是叫人民代表大会，都共同坚守了一个原则，就是这个国家机器，这个权力机关，是劳动人民选举产生的。正是通过选举权的实行，才能保证国家权力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才能体现执政者的权力是劳动人民授予的，即所谓“权为民所赋”。历史上各个阶级的各种的民主制度的实行，都离不开各个阶级的选举制。选举制是民主制的基础。只有选举，才有民主。选举就是民主。这是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验证过的真理。有人轻视选举制，否定选举制，但是又拿不出更好的实行民主、保证民主的制度或办法。那不过是空话、大话，也自然是废话。我们只能相信经验的事实，相信经验的事实中蕴含的规律、真理。

    第二、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执政者、公职人员，都通过相应的制度，受到劳动人民的监督和制约。巴黎公社执政时间虽短，列宁执政时间虽短，但是，对于贯彻这个原则很坚定。例如，巴黎公社规定公社委员只能拿相当于普通工人的工资，就是防止公职人员蜕变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列宁坚持了这个原则。布尔什维克党员不拿高工资。我们进城后，实行工资制，毛主席一直不满意，对那种三六九等，多有批评。监督制度的设立也是这样。列宁时代就设立了工农监察院，并试图更多地发挥其监督作用。我们的政协原则有一条，叫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体现的也是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加强监督。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对巴黎公社原则的一次次追求，就是看到巴黎公社原则的根本意义就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离不开监督和制约，这是防止国家机器蜕变的手段，也是实现阶级专政、防止个人擅权的手段。

    第三、劳动人民手中握有罢免权。列宁对罢免权的论述最深刻、最多。值得我们重新学习。巴黎公社则做了最初的实践，并受到马恩的高度评价。随后的历史留下的这方面的经验不多，教训倒是不少，废除终身制，就是这样提出来的。罢免权的意义和选举权的意义是同等的、互补的。没有罢免权，选举权也会随之落空。

    第四、社会主义宪法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大法，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性质的最高体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全部民主权利和全部根本利益所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活动的最高准则。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和原则，全部体现在社会主义宪法之中。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18年，列宁领导通过了宪法，中国革命胜利后的1954年，毛主席更亲自领导制定、通过了宪法。没有处理好宪法和国家一切活动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失败的重大教训。这不等于说宪法不重要。1965年毛主席拿出宪法要求保护自己的发言权，1966年刘少奇拿出宪法要求保护作为国家主席的民主权利。前者说明，宪法应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能够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后者说明，宪法实际成为一纸空文，连国家主席在内的人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保护。产生这样的矛盾和问题，是值得深刻反省的政治教训。

    一些毛派同志看不到、弄不懂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实质和无产阶级宪政这一形式的一致性。好像一谈宪政，就是资产阶级宪政。毛主席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宪政，这是正确无误的。新民主主义宪政已经包涵社会主义宪政、无产阶级宪政的实质。这个道理，和毛主席说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致的。问题的严肃性在于，不懂无产阶级宪政，实际就是不懂无产阶级专政。在经历了社会主义重大挫折的今天，尤其是这样。

    …………

    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体现。这绝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更不仅仅是暴力。

    列宁在建国后不止一次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暴力，甚至主要不是暴力，而是劳动人民管理国家。这是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转换的新的深刻思想。但是，长时间里，我们没有理解、学习和宣传列宁的这一思想。

    四十年前，在毛主席的理论指示启发下，我曾宣传过列宁的这一思想，结果带来的是一场失去自由的政治灾难。然而，自那以来的中外共运史证明，列宁的这一思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特别是在今天，它尤其是我们研究建设无产阶级国家制度，防止修正主义蜕变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落实为切实可行的反修防修的政治制度，这是共产党人当前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

    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的推动下，我们一直苦苦地思索这个问题。例如，我从保存下来的写在笔记本上的一篇最后签署1968年6月12日的不完整的文章草稿中，看到我的这样一段话：

    “巴黎公社的优点就在于他的政府实质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公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之避免使公社改变颜色。恩格斯在导言中曾精辟地阐述这个问题，他说：‘公社一开始就应当承认，获得统治权的工人阶级不能继续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获得的统治权，它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保证自己有反对自己的代表和官吏的权利，宣布他们每个人都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恩格斯称，这是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是的，这是真正的民主，广泛的民主，这是‘不让国家和国家机器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的‘正确的办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扬了巴黎公社的这一革命民主传统，广大群众发动起来揭露一小撮混进党里、政府里的走资派，罢免他们，批判他们，同时按照情况给以合理的处理。这是大民主，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民主。许多坏人正是在人民群众的雪亮的眼光中被揪出来的。这种民主绝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绝不是停止不发展的，而是要求越来越广泛的。在这种情况下为少数人服务而不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修正主义分子是站不住脚的。地、富、反、坏分子更休想翻天。

    公社还规定，‘不分职位高低，所有公务人员的工资同其它工人工资相等。……这样就可靠地防止了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这显然不是一般经济措施，它的政治意义远超过其经济意义。它首先是对剥削阶级的剥削机器的反对，其次又是对一切剥削思想的反对，第三，防止公务人员走上特权阶层的道路。而一切修正主义国家都明显地违背了这个原则。

    ‘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承受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的一面’，……而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尚未成熟以前，又不可能完全抛弃它。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怎样呢？

    我们说，无产阶级国家是最后的国家形式，因此，它每朝前一步，每巩固一步，实际也是朝消亡走近一步。利用国家机器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的一面’，实际就是创立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的过程。旧的国家机器是没有民主的，是靠集权维持统治，最发达的民主共和国也不过是少数人民主以实现其集权统治。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彻底的，是属于人民的，它的集权正是建立在这种民主基础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权利越大，这个政权越可靠，越巩固。无产阶级的民主实际是过渡到新的自由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桥梁。它的目的一经实现，民主也就无所谓民主了。我们绝不用和剥削阶级一样担心人民群众起来会毁掉一切。这里可以回忆一下列宁的教导：‘当人们都达到自我改造……（注：这里显然省略了引文）’所以，无产阶级国家是没有怕群众的道理的，相反，它应当尽一切力量使人民群众起来管理自己。实现的条件就是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

    这次运动中革命委员会的出现，就是巴黎公社这个原则的发展。广大的基础组织是通过协商、普选产生的，而这些人的责任就是完成党和人民委托的任务，并受监督。不称职随时都可能被罢免。关于这个问题，还要好好研究。

    文化大革命揭露的问题告诉我们，官吏的位置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位置而不能成为混饭吃、养尊处优的位置。许多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因为这样一条路线于他有好处，同时，他感到推行什么路线也好，只要保住饭碗就行，至于于革命，于无产阶级，于人民，于马列主义是否相符那就不管了。今后不行，精简机构是个方法，同时，要加强自上而下的检查和自下而上的监督，没革命干劲的罢官。最近一个时期，愿意读大学的人少了，原因不过是大学毕业没有特权可捞。这说明改革制度，杜绝特权阶层产生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好办法。使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只有模范带头，只有吃苦在前的义务，那时，钻营利禄的人混进来恐怕要少些的。这个问题还要学习巴黎公社。

    毛主席说：改革国家机器，最根本的一条是联系群众。实现这一条，首先要端正干部的思想，使他们明确他们不是群众的上司，而是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他没有权利奴役人民，却有权利受群众监督，为群众好好办事。做点好事是他的义务，做不好事是他的错误。有了这样一个基本思想才不会高居于群众之上，才有可能去联系群众，否则，只能是口头上的，甚至是虚伪欺人的，而真正那样，将是非常危险的。”

    我想，引用这样较长的一段产生在1968年的文字，恐怕不是多余的。它至少说明，文革绝不就是搞“打砸抢”，造反派绝不就是搞“打砸抢”。正像毛主席在文革中说过的那句话，我们是真正想创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是真正想改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是真正想解决反修防修的问题。我们结合运动实践，认真读马列毛，认真思考，努力提高自己的马列毛主义水平。

    同时，这段文字也说明，我们今天思考这些问题，并不是偶然的，这是整个斗争历程带来的思想历程的必然结果。反修论，始终是我们认识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