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技术“的几点备忘 我们所说的技术（technology）是什么？我认为有三种意义： 第一，技术与科学（science）紧密相连。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同科学有着一样的政治属性：技术就是决定（或者仅仅是意识到可能性）将知识以某些实际的方式应用，而且这里的知识及其实际应用都由政治过程引申而来。但不同于科学，技术是一个相对抽象的东西：它只是一种可能性，探知到某部分知识可以被用来产生实际用途的可能性。当有人说一个城市的大气污染是由于现代技术导致的，在这里他所谓的技术显然指的是这个狭隘定义以外的东西。 第二，它将研发过程（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囊括在内，比第一个定义更宽泛。广义上来说，研发过程是在两个逻辑相反的方向上展开：（1）通过实验得出新的科学知识成果，然后回答：如果我们把这个新的知识应用于实际，会有哪些实际的效果？（2）从已知的实际问题出发，实验导向基于新知识的新的解决方案，并进一步回答：我们是否可以应用新的科学发现，为实际问题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可以被视为寻求做某事的最佳工艺条件（technique）。近一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术语体系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对知识的研发和应用属于某种艺术形式（forms of art）。事实上，直到19世纪末，经济学家通常用“工业艺术“（industrial arts）来指代我们此处所说的“工艺“（technique）。资本主义的专利法中依然保留了这个源自古希腊式的提法，将专利权与“艺术的进步“相连，因此研发的产品被统称为“发明“（invention）。由此我们应该意识到，对于艺术的形式、内容和发明的选择是被政治控制的，据此研发工作显然关系到选择何种政治道路。不过仅仅囊括研发还不足以匹配我们通常所说的技术的意义范畴。在此，发明创造尚未被应用或普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也尚未得到评估。 第三，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一词从第二种意义延伸到囊括了对研发工作成果的全面实施或“创新“。哈佛大学技术项目（Harvard University’s Program on Technology）的梅斯特内（E. G. Mesthene）给技术下的定义是：“出于实际目的而对知识进行的组织……”⑧当这样定义的时候，技术就处在与西方现代社会广泛合作的关系中。因为，对组织化知识的应用涵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实际生活的所有方面——从应用于军工的硬件设计到国家公园中对休闲活动千篇一律的刻板设计。 所以“技术“是自主的吗？艾吕尔（Jacques Ellul）⑨和其他人一直以来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在此自主意味着超出了政治的范畴。在我看来，在以上三个定义中，技术都不是自主的。正如在任何时空中，组成科学的要素必定反映了那时那刻特定社会文化中的世界观和政治结构。因此在第一个定义中，技术必然也是在文化（政治）层面被决定的。在一个给定的时空中，应用知识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地反映出那个社会的政治结构。在第二个定义中，对技艺的研发更明显地反映出在一个特定文化情境中资源配置的意图——一个高度政治性的决策过程。比如，北大的哲学和经济学教授告诉斯迈思铁路在意识形态上是中立的；解放前它为帝国主义服务，但解放后也会同样为共和国服务。这只是一半的真相。因为这种说法排除了发展铁路的意图和意识形态效果，铁路被含蓄地视作中立自主的基础设施。事实上，19世纪在中国建造铁路和在亚洲、拉美及非洲其他地方建造铁路一样，都是用于对那些区域的殖民掠夺。因此，铁路设计的路线及其后来的走向当然包含意识形态的后果。 在第三种意义上，技术被理解为与一个社会中的规则共存的过程，因为这些规则参与了某项发明技艺被推广到全社会的过程。在这里，技术的推广应用显然更是一个政治行动的过程。因此，在上面三个意义中，都不可能将技术的物化视作自主的过程。 认为技术自主中立这一看法本身就是具有政治性的，而且是反动的。将技术的物化看作一个普世的过程则必然导致人们将技术视作某种自动发生的东西，而这一过程与人们的共识无关，也就不可能意识到人们有对这个过程进行控制的可能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我们常常看到人们抱怨“技术“带来的环境污染，其实“技术“不过是替罪羊。真正需要为环境污染负责的是生产污染的这个社会系统。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这应归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策和组织方式，并最终归咎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对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的批判竟然不是针对资本主义体系，而是被错误地转移到针对以休闲替代工作的乌托邦方案上。反过来呢，“技术“作为口号又被用来合理化和掩盖这些帝国主义的政策。总之，“技术“被当作资本主义一切弊病的药方，展示给人们。这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正如麦克德莫特（McDermott）所言： 如果过去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么今天技术就是受过教育的公众的鸦片，或者至少是那些为技术唱赞歌者的鸦片。没有任何其他主题像技术一样，被人们如此普遍寄予厚望来改善人类的境况，特别是美国人。这些千禧年般的希望被各式作者讲述，万变不离其宗。一份关于这些承诺及其先知的有代表性但不完整的清单包括：贫困的终结和永久繁荣的加冕（李昂·凯瑟琳［Leon Keyserling］）、人人平等的机会（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大幅度提高个人自由（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大多数人工作被休闲取代（罗伯特·西奥博尔德［Robert Theobald］）、沙漠居民的淡水（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永久但无害化的社会革命（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智慧对权力的胜利（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和意识形态的终结（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⑩ 可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除了那些对技术的反动应用以外，关于技术自主性的观念往好了说是有问题的，往坏了说就是支持了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文化。资本主义对技术的使用（以机器不断增长的复杂性来说），已经与人的异化相联系，比如对人的专业分工和在官僚结构中对人进行科层制的组织。此外，西方过去四个世纪以来，技术的用途一直跟“人主宰自然“结下不解之缘。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对自然的污染已经很明显了，甚至威胁到了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但是，“每个问题都将有一个技术进步的解决方案“只会使得西方进一步企图主宰自然，进而带来更为扭曲的发展。当西方的技术专家来到一个发展中国家展示如何使用他们那些小玩意的“诀窍“，他们就展示了号称自主的技术威慑力，由此必将资本主义的技术后果移植到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和实践中去。在它的每一个定义中，“技术“在当下各国人民的政治现实中都是一个反动的词汇。只有在抱持不同世界观的社会主义中，技术才能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发展出一套完全不同的建设性的价值。 在应对自身的组织结构和政策问题时，中国人民完全能够处理好技术发展带来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问题是，中国人民是否意识到从资本主义引进技术和产品可能带来的后果？中国人民经常认为，他们在技术发展的很多方面落后于西方，但他们有信心因社会主义制度而迅速赶上。可是如果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以西方的尺度作为衡量标准，那么中国又如何“赶上“西方的技术发展呢？因此中国的愿景应该是经由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将西方甩在身后，这将是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和不可通约的技术发展道路。在资本主义的技术发展中是没有社会主义道路的。就像在西方从未有过人性从自私向无私转变的先例——正如“文化大革命“预示着的转变——那么中国也不必将自己的物质成就束缚在西方的标准中。试图以那样的方式发展将预示着资本主义道路的复辟。 四、发明、投资和折旧：文艺与经济活动的共同进程 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明了文艺领域新生事物被创造和普及的辩证过程。新生事物来自人民群众的经验，而人民群众在使用新生事物的过程中，改造它的同时也改造自身。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群众通过创造新的文艺而改造了自身。通过改造自身的文化，群众走出旧有的生活方式——说话、演唱、思考、劳动的方式。通过走出旧的生活方式而发展出新的生活方式，群众最终抛弃了原来固有的生活和观念中的某些部分，将自己转变为新的主体，进而创造新的社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立了无产阶级政治将要在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中挂帅。而且据说以后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也要实现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明显，演员和文学艺术家们已经在这场政治挂帅的革命中被改造了，但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改造并不明显。就像斯迈思在北京大学的访问表明，可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们依然在机械、教条地间接照搬源自资本主义思想的文化遗产和陈词滥调。我指的是他们对技艺和技术的政治属性的看法。北京大学的专家认为技术是自主的和非政治性的，这与广电系统的负责人和清华大学的技术专家的态度截然不同，而且他们表现出抗拒在这个主题上进行任何对话的可能性。 从本质上来说，经济理论在处理技术问题时不应该跟毛的文艺理论有什么不同。我们把在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活动称为发明，而产生创造性活动的过程，不管是在经济生活还是在其他文化领域，除了来自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必须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发明创造的普及过程通常被经济学家称作创新，是新的发明应用在人群中被逐步采纳的过程。 因为发明总是离不开工具、机器或者某种物质产品，所以在扩散的过程中，这些发明被改造的可能性，或者它们的使用方式被改造的可能性，也许远远小于在文学和艺术中的情况，尽管这个说法本身也需要进一步推敲。但是，一旦发明应用于生产生活，不管它们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品，肯定会改变并改造它们的使用者。可见技术使用的后果是，群众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他们逐渐走出旧的生活方式，抛弃了原来固有的生活和观念中的某些部分，将自己转变为新的主体。在经济学术语中，折旧指的是用新产品置换旧产品的功能。在实践中，人民群众在新消费品上的投入，比如自行车，当然也在某种程度上置换了旧有的交通方式（比如火车、汽车，甚至步行）。 只要考虑到在生产资料领域的创新问题，就没有理由怀疑要密切关注在经济生活领域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必要性。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技术的异化效果在创新中被注意到。但是当涉及消费品生产领域时，对于无产阶级政治是否要在创新决策中挂帅，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思考，依然是一个问题。 最初，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应有的关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将注意力放在生产关系问题上。这种关注在任何时代都是正确的，特别是当社会的生产潜力尚且不能给所有人提供充足的食品保障、服装、住房、医疗和其他文化服务时。但是在20世纪后半叶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力量并不是以为人们提供足够的食品和服务为基点，相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食品和服务，而是挣扎在贫困的牢笼中，这正使得资本主义声名狼藉。 因此，今日资本主义的力量依赖于对资本主义消费关系的成功发展11。这种消费关系鼓励人们去购买时尚消费品，以此来获得虚假的快感和上流社会体验，以及对逃避孤独和性冲动的满足。人民的消费欲被两种机制驱使：一是物品本身的吸引力，这是生产中选择设计和材料的主要目的，以及售卖时包装的设计和生产过程中对产品耐久度的刻意控制；二是广告和市场营销的技巧。 为实现资本主义体系的存续（比如保持利润率在一个稳定的高水平），消费关系确定了产品设计中要有一定的折旧和破损性能（obsolescence and self-destruct qualities）。只有这样，产品才能在一个明确的相对短的时间内过期或者破损，从而必须被置换。材料和制作工艺因此被严格控制，以实现商品的核心部分会在短期内损坏。比如，一台家庭洗衣机昂贵的核心部件被设计成预期七年内更换，消费者就必须买一部新的。所以大体上对于“意识形态工业“的理解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可以将包含其中工业部门分为两类，一部分生产消费品和提供服务，另一部分运营传媒机构、职业教育、市场营销和广告。必须强调，资本主义面向大众的产品和服务，其设计、制造与出售，并不首要服务于消费者，而是为了将人们禁锢于“老鼠赛跑式的残酷竞赛中“（rat race）——人们努力工作以买到足够多的消费品，进而产生满足资本主义系统所必需的足够利润，如此人们可以保住工作，进而可以继续努力工作。一句话，今日资本主义得以存在是依赖其文化工业的胜利，这包含了全部消费品工业，在这里，一直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马克思的追随者在经济和哲学领域对于理解今日之垄断资本主义如何运作的认识尚未“赶超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