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对马克思的“再发现”,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提供了对目前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一种辩护。托马斯·弗里德曼、马丁·沃尔夫这些鼓吹和赞美全球化的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记者反倒比今天所谓的“左派”——形形色色的凯恩斯主义者、干涉主义者、福利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们更千百倍地接近马克思原版思想,正如辩证唯物主义者对马基雅维利和李宗吾的理解和尊重远甚于孔子和基督一样。这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有《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这本书创造的“马克思的复仇”这一短语已经在国内马克思研究界成为行话。这本书集中传达的要旨事实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种历史合理性的辩护。CCP肯定是非常欢迎这本书在大陆的翻译出版的。 其二,是国内新左派思想的理论基础,立足点是中国崛起,重点放在中西两种社会结构、模式、制度差异的历史源流比较上。汪晖、韩毓海、黄纪苏、王绍光、杨松林(邋遢道人),包括李零、张木生他们的观点和主张,都是来自这一理论基础。他们的西方前辈有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冈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乔万尼·阿里吉(《漫长的20世纪》、《亚当·斯密在北京》)等等。其理论要点,如果同样概括为一个精炼短语,那就是同为他们这一派代表人物的香港岭南大学学者许宝强一本书的名字——反市场的资本主义。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两个概念,中国古代社会历来是市场经济,不存在改开以后才开始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中国近代的落后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萌芽被掐断的问题,而是由于美洲白银的发现等一系列世界历史性的地缘结构变化而丧失了货币主导权的问题。因此他们关注的重点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而是民族国家的主权之争。他们最关心的理论课题自然就是:民族国家、第三世界、地缘政治学、全球史、战略金融,等等。他们在国内代表性的著作有《五百年来谁著史》、《人间正道》等等。李零和张木生的书也与此接近。张木生,不论他背后真实潜藏的政治动机为何,至少其立论基础——其力图把人们视线转移到的方向——是西方的霸权。这就是他们那一伙在书里一再说的所谓“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软道理”服从“硬道理”。在他们看来,所谓小道理、软道理,就是中国内部的社会矛盾问题;而大道理、硬道理,则是西方发达集团的国际霸权及其创设的不公平政治经济秩序。可以看出,这种认识正是今天乌有之乡的主导思想,也恰恰是苏拉密的反面。 2012/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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