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中共党内的一场风波

　　建立长江局和三月会议

　　十二月会议开始时，南京还没有陷落。会议最初规定：“王明同志到南京后回中央工作”，并指定他回来后主管统一战线部。因为南京随即陷落，王明又要去武汉。那时，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重庆，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主要党军政机关都移到武汉。全国各界各派爱国民主人士、社会名流和外国外交官、记者也大多集中在这里。王明不愿留在延安而急于去武汉，显然在他看来，只有武汉才是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周恩来后来指出他“十二月出去意在入阁”。毛泽东说他“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也是这个意思。

　　12月1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到达武汉。21日，同蒋介石会谈。同天，他们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蒋要王明“在汉相助”。(21)这样，他就在武汉留了下来。但蒋介石这天日记中只淡淡地写了一句：“与共党代表谈组织事，此时对共党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也。”(22)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他说“此时对共党要放宽”，同十一天前日记中所说“当暂使能与共党合作共同抗倭”是同一意思：那只是为了使中共能在抵御日军大举进攻时“尽其所能”的权宜之计。第二，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同王明相见，但日记中连王明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可见他对王明并不那么看重。周恩来以后也说：“当时蒋介石也不要王明，连个部长都没给他当。毛泽东同志说，要是给他一个部长当，也许情形更坏。”(23)周恩来还说过：王明没有被蒋介石选中的一个原因是：脚跟轻，腹中空，未为人所重视也。

　　两天后，也就是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在武汉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作出决议：“A.因代表团与中央局成分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合为一个组织，对外为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B.中共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的项英、博古、恩来、剑英、王明、必武、伯渠组织之。C.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以上A、B、C三项呈报中央政治局批准。”(24)

　　长江中央局成立后，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做了许多开拓性的重要工作。那时，国民党对抗战比较努力，与共产党的关系有所改善。中国共产党以各种形式向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提出种种建议，同他们进行周旋。1938年1月，国民党代表在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上提出“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主张。2月10日，周恩来见蒋介石，说明宣扬“一党运动”的严重后果。蒋介石说：“对各党派并无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其意仍在一党。”并当场答复蒋介石：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只有“联合中找出路”。(25)武汉当时又是各方人士相当集中的地方。以前，共产党处在遭受被“围剿”和严密封锁的条件下，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社会上不少人对共产党缺乏了解。这时，长江局利用各种合法条件同他们广泛交流，宣传党的主张，增进相互信任和友谊，还输送大批进步青年到延安和根据地去。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兼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利用这个阵地，开展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爱国救亡活动。长江局还负责领导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河南等省及东南分局、新四军的党的工作。这些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在战前由于“左”倾错误的恶果，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和破坏，有的已不存在，大多数地区还没有恢复或建立起党的组织。长江局在这些地区迅速重建各级组织，大量吸收积极分子入党，还完成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当年在长江局工作的邓颖超后来说：“关于抗战初期长江局组织是否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否影响了武汉的工作问题，我们应该承认有一点影响。项英是长江局的委员，他就是受了王明的影响。但是影响不大，不是全局性的影响，工作有缺点。当时长江局的民主与集中制不健全，分工如划线，各人管各人的工作。”(26)这是实事求是的分析。长江局所做的这些工作，对以后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王明在长江局时期的错误，正如前引周恩来指出的那样：“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短短的两句话，都说到点子上，而到武汉后表现得更为突出。

　　长江局成立的第三天，12月25日，王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随后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这样一个用中国共产党名义发表的《宣言》竟没有报中共中央批准。它在强调巩固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性方面是正确的，但在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原则上却比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的日标后退了。《宣言》宣称：“我国军民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先生领导之下”，“开始形成了我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家军队”，并且提出要“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做到“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27)

　　同一天，王明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得恩时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先生精明坚决、雄才大略，力能胜任领导全国抗战”，又说：“抗战以来，中国在各方面已有相当进步，例如政府开始成立全中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同时，开始建立了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的基础，更有重大意义”。(28)

　　两天后，他又写了一篇《挽救时局的关键》，在强调必须更加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合作时写道：国共两党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29)

　　当国民党方面狂热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时，1938年2月10日和22日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先后发表王明起草而署名毛泽东的《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它的主要内容虽然是驳斥那种鼓吹“现在国民党应该实行‘一党专政’”的言论(30)，但它不仅没有报经中共中央批准，而且完全没有征得毛泽东本人的同意。在发稿当天，才致电中央书记处称：“此稿所以用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一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起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及事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请原谅。”(31)这样目无中央的做法，前所未见。在王明看来，十二月会议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共九人，除正在接受批判的张国焘外，在延安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康生、陈云四人，在长江局的有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四人，他认为已可同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为所欲为了。

　　就在这些日子里，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联席会议在2月6日决议：“建议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日期二月廿二号。”(32)第二天，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央书记处，提出“最近时局中发生许多新的严重问题”，建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33)次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

　　那么，时局到底发生了哪些“新的严重问题”呢?主要是指两点：第一，日本侵华战争的作战中心要迅速打通津浦铁路，夺取徐州，然后截断陇海铁路，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夺取武汉。战局日趋严重。第二，国民党方面一再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在1月17日发生新华日报馆被捣事件，政治局势日趋恶化。

　　中央政治局会议于2月27日至3月1日在延安举行，通常称为“三月政治局会议”。

　　王明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他再次肯定十二月会议，说：“我感觉前次政治局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但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在党内的教育不够，没有许多新的论文解释。其次是前次政治局会议没有写成一个决议，同时对国民党提议的意见也没有写出来，这是政治上的损失。”

　　对国共关系，王明说：“现在蒋介石等国民党不承认国共合作，不许新华日报登国共合作，不许登共产主义、共产党等。即陈立夫也认为只有共产党投降国民党。国民党认为军令统一，只有服从国民党军委的命令。所谓军政统一，便是人事的统一，八路军干部要由他们调动。”怎么办?他却说：“我们认为统一军令是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山西军队：八路军四块[元]半，山西军六元半，中央军是九元二角，供给是不统一的)、统一武器。”“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现在大公报认为国家要有超党派的国家军队。关于统一军队问题，需在党内外进行教育。”

　　对“关于统一政府与拥护中央政府问题”，王明说：“现在边区要开放党禁，允许国民党的公开活动，现在特区不允许国民党活动是不好的。”“八路军新占领的区域还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还是服从中央政府的。”(34)

　　毛泽东在次日发言。他说：“我只讲军事问题，先说军事的长期性。”他指出：“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如何取得最后胜利是没有解答的，这是人人都要知道的问题。”(35)军事问题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毛泽东作了详细的分析，实际上就是不久后发表的《论持久战》的初步论述。

　　会议的最后一天，王明作结论后，毛泽东再次发言说：“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这时，他已明白不能再让王明离开延安到武汉去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明白。会议付表决，以五票赞成、三票反对通过决定：“政治局决定王明同志同凯丰同志去武汉。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即回来(如估计武汉、西安交通有断绝之时则提前)，凯丰同志留长江局工作。”(36)

　　王明回武汉后，对“留一个月即回来”的决定置之不顾，留在武汉不走。他一到武汉，就在3月¨日写成一篇没有报经中央同意而用他个人署名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

　　《总结》一开始就宣称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对目前时局和党的工作问题完全一致”。

　　在回答“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时，王明写道：“需要建立统一的国家军队。”它的基本条件有七点：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怎样作战?他要求“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用了“普遍地”几个字，也就是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得以运动战为主，那就推翻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

　　王明在《总结》中还写道：“国民党现在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陕甘宁边区政府是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之一，服从统一的中央国民政府”;各地的群众团体也“应向政府机关登记，并接受政府的领导”，“以达到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统一”。(37)

　　不知什么原因，这篇东西写成后搁了近一个半月，才在《群众》第19期上刊出。这时早已超过了三月政治局会议对王明留武汉一个月就回的决定，但他仍不返回延安。

　　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不久就正式刊印出版。这是科学地指导全国抗战的军事理论纲领，其中也澄清了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中散播的种种错误论点。7月上旬，中共中央电示长江局在《新华日报》上刊发这篇文章。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加以拒绝。中央又要求可以连载，王明仍拒不执行。以后，周恩来等以《新群丛书》名义印成单行本，随新华日报附送并正式销售，在大后方产生巨大反响。

　　王明这类目无中央、自作主张的事情很多。8月6日，毛泽东致电王明、凯丰：“致参政会贺电，《新华日报》改易了一些文句，与我发致该会的及在解放报发表的不符，对外显示了一点分歧，似不甚妥。尔后诸兄如有意见，请先告后方，以便发时一致。”(38)

　　王明始终把工作重点放在大城市和同国民党上层的关系上，把武汉看得比延安更重要，将自己置身于中央书记处之上。中共中央准备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时，他又提出全会在武汉或西安举行。回国后这些日子，他俨然以领袖自居，言论行动处处自行其是，已令人忍无可忍。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说：“王明路线的特点是：(1)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2)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3)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4)有了上面三个基本问题的不同，因此就要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39)

　　王明的问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在共产国际的讨论

　　要解决王明的问题，需要取得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支持。三月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了解十二月会议以来王明种种表现和中国共产党实际情况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到莫斯科去向共产国际汇报，并代替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这次去莫斯科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受到大的阻碍，甚至可以说很顺利。这不奇怪，因为主要分歧本来并不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间存在。

　　1938年3月底，任弼时到达莫斯科。4月14日，他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

　　这份手写的报告大纲长达15000字。它首先分析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中国人民、政府与军队开始了保卫民族生存的自卫斗争，给了日寇以相当打击，造成中国从未有过的内部团结统一的局势。同时也指出：“国民党和政府对群众运动，还是害怕而未能充分动员民众”;“在军事上要取单纯正面防御作战方针”。

　　报告大纲接着谈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说国共两党的合作在西安事变后逐渐具体化，抗战爆发后这一合作日益进步。同时又说：“在统一战线中党应保持组织上的独立与批评的自由，但批评应当善意的，反对投降主义与关门主义。”接着指出：“蒋介石希望中国只有一个党，企图引诱共产党成为这个党中的一个派别。复兴社(国民党内的一个派别)中的顽固分子乃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军队’、‘一个政府’等口号，并勾结和利用托匪分子，对共产党与八路军作种种的进攻。”

　　报告大纲用不少篇幅来谈八路军在抗战中的作用，说：“八路军有着红军时代与工农群众亲密合作关系的优良传统，在抗日战争中与地方人民建立了极亲密的关系。”“由于八路军在平型关、广阳和在敌人侧后取得许多胜利，提高了一切军队与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信心。”“八路军在敌人占领的后方地区，开展着广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持久的根据地区——晋察冀三省交界边区。”它的结论很醒目：“八路军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仍然保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报告大纲特别强调：“巩固共产党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绝对领导，保持和发挥过去十年来红军的优良传统，提高一般指战员政治上、军事上和技术上的水平，阻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入。”(40)

　　一个月后，任弼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就报告大纲作了详细的说明和补充。在讨论时，王稼祥也发了言。他着重补充说明：这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一次统一战线的不同点，“即是同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破裂后的第二次合作，而且国共两党现在都有武装”。(41)

　　共产国际原来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以来的实际情况了解并不多，听取任弼时的报告后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王稼祥回国后传达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42)

　　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根据讨论结果通过两个文件：一个是内部的《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另一个是公开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

　　《决议案》用明确的语言写道：“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正是继续向前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同日寇作胜利的斗争的基本保证。”(43)

　　公开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刊登在《国际月刊》(俄文版)1938年8月号上。1938年9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它的中译文。《决定》宣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声明共产国际与中华民族反对日寇侵略者的解放斗争是团结一致的。”(44)这个《决定》，以简明的语言在国际范围内宣布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它的作用不能小看。

　　王稼祥到苏联原本是为了治伤。任弼时到莫斯科接替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后，他便在1938年7月初动身回国。行前，季米特洛夫同他作了一次重要谈话。王稼祥回忆道：“在我要走的那一次，他向我和任弼时同志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45)

　　王稼祥回国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王稼祥带回的共产国际书面指示中说：“要保持统一战线中各党派的独立性，说不要在统一中束缚自己手足，最低限度纲领是不能让步的。”(46)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传达季米特洛夫的话：“今天的环境中，中共主要负责人很难在一块，因此更容易发生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47)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的《决议案》和《决定》、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传达后，对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起了重大作用。陆定一回忆道：“这样，就把王明路线所以能够存在的第一个原因——共产国际的支持——取消了。”(48)中共中央“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的地位，虽然遵义会议后已在实际上解决，而这是第一次由共产国际正式加以肯定，它的意义自然非同小可。

　　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态度也高度肯定。他后来在中共七大会议上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