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中共党内的一场风波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解决王明问题的条件，无论在中共党内还是共产国际方面，都已渐趋成熟。中共中央决定从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举行政治局会议，为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

　　这次政治局会议开得十分隆重。第一个议程是由王稼祥作关于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这在某种意义上确定了会议的基调;接着，由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博古、项英、高岗分别代表八路军、北方局、中共代表团、长江局、新四军、边区作工作报告，由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分别作专题发言;9月24日，由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经常委讨论过的题为《抗日战争与民族战线的新阶段新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

　　毛泽东先讲了这次会议的意义，强调共产国际指示不仅是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而且是六中全会以至七大的指导原则。他接着说，我们的责任是要向全国人民解释三个问题：“第一，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或是短期的;第二，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第三，怎样进行持久战与争取最后胜利。”对抗日战争的形势，他说：“在武汉沦陷后将开始进入新阶段”，“军事意义上是相持阶段。政治的情况特点有两方面，更进步，也更困难”。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他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斗争性”问题，说：“统一战线下，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适合情况的必要斗争是须要的，对付顽固分子，推动他们进步是必要的。”最后，他提出十一项任务，指出这是“党的任务，也是全民族的任务，即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任务”。(50)

　　十个报告、发言和毛泽东长篇报告后，政治局展开了讨论。周恩来在发言中说：“我完全同意国际指示与泽东等同志的报告。”“我们拥蒋抗日、拥护三民主义是巩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但我们必须在保持党的独立性的原则之下。”(51) 9月26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了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30来人，这是党的六大以后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张闻天在9月29日致全会开幕词，他说：“在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是非常紧张的。国际上和平阵线和侵略阵线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国内武汉的抗战正处在最紧急的关头。我们是处在抗战的新阶段前面。如何使我们在中国民族抗战中发挥先锋作用，坚持已经进行了一年三个月的抗战，并增强我们的力量，这是这次全会要讨论的问题。”(52)

　　王稼祥在全会上再次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与会的中央委员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53)

　　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在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他系统地谈了从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八个问题。

　　在《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中，他说：“战争的长期性决定合作的长期性。”“这里就发生了各党之间互助互让的问题。”“统一战线中有什么互让呢?有的。我们曾经在政治上作过一些让步。那就是停止没收土地，改编红军，改变苏区制度，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让步，这是为了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全民共同对敌的必要步骤。”“互助就不是互害。损人利己，在个人道德是不对的，在民族道德上更加不对。因此，无理的摩擦甚至捉人杀人等事，无论如何是要不得的。共产党是绝不应该以此对待友党。而如若友党以此对待我们时，我们也决不容置之不理。”

　　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说：“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胜敌，并须是长期坚持，这是确定了的方针。但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或自由权，也同样将破坏团结对敌，破坏统一战线”。他还着重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使其一切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4)

　　周恩来在中央代表团报告中，叙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剖析了国民党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复杂的两重性，指出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应该是坚持抗战高于一切，坚持党的政治上的独立性。张闻天在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中说：“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不是在造成同志们怕犯错误的心理，而是在教育同志们能够正确的执行党的路线与运用策略”，“但这一切绝不能放松对真正机会主义倾向与机会主义者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巩固党的必要条件”。(55)

　　会议进行过程中，广州、武汉在10月21日和27日相继沦陷。

　　11月5日、6日两天，毛泽东在全会上作结论，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战争和战略这两个根本问题。

　　对前一个问题，他再一次说：“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他没有点谁的名而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说：“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对后一个问题，他从中国的国情和历史发展进行分析，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56)

　　这两个问题，正是近一年来同王明争论的焦点所在。

　　由于这些问题上的是非已经分清，毛泽东对王明的错误，用正面说理的方式来进行总结;对王明本人采取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以后，他曾这样说明：“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57)

　　确实，毛泽东从抗战开始以来一直坚持的那些正确主张，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已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拥护。彭德怀在这次全会上的发言中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58)

　　全会除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政治决议案》外，还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定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和其他一些文件。文件中规定：“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各中央委员如果没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党外发表言论与文件。”“中央委员如有违犯纪律及有重大错误发生，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及政治局得依其程度之大小给以适当处分。”(59)这显然也是总结王明在党内向中央闹独立性的严重教训后提出来的，并且作出有关纪律处分的严格决定，以儆效尤。这在党的建设历史上也跨出了一大步。

　　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全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和中原局(刘少奇为书记)，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仍为书记);对北方局作了调整，以杨尚昆为书记。王明留在延安，不久担任中央统一战线部部长，对中共中央的实际工作不再发生重大影响。

　　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进入新阶段后的任务，并作出全面的规划。它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因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这丝毫不是夸张。

　　结语

　　中国共产党内的这场风波，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后发生的。国共两党从十年内战到合作抗日，是很多人原来没有想到的大转折。随着客观局势的急遽变化，许多问题摆在人们面前，需要相应地作出新的考虑。

　　这是国共两党在历史上的第二次合作。它同大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合作相比，有着显然不同的特点：第一，它是在中日的民族矛盾处于压倒一切地位时形成的。一个民族遭到敌人侵略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有合作抗日，才能挽救中华民族。这就决定了这次合作能够比较长时间地保持下去。第二，它是在两党经历了十年内战的生死搏斗后重新合作的。十年里，共产党人的血流得太多太多了，这种伤痕难以很快消除。合作抗日期间，国民党仍力图限制以至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不能不时刻保持着戒备。这就给第二次国共合作带来很大的复杂性，包括严重的斗争。第三，它是在国共双方都有自己的军队和政权的情况下合作的。国民党有着全国性的政权和强大的军队，所以很自大，合作是不平等的。共产党也有自己的军队和政权，并且在敌后迅速壮大，这是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因此，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一直成为两党矛盾的焦点。

　　这些特点，使中国共产党面对许多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一些问题相当棘手，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并闯出一条路子来。

　　要合作，而且是相当长时间的合作，正如毛泽东所说：“互助互让是必需的。”停止没收土地，改编红军、改变苏区制度，这些对共产党来说都是非常大的让步。它是必要的，不这样做就不可能换得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也就不可能在生死存亡关头挽救中华民族。问题在于：让步的底线是什么?在合作的同时是不是有斗争?哪些让步是容许的，哪些让步是不容许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些是缺少足够经验和没有把握的新问题。在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表面上还作出一些友好表示时，尤其如此。事后看来很清楚的事情，在当时却不易作出判断。这是王明打着共产国际旗号、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能在党内产生不小影响的根本原因。

　　但中国共产党此时毕竟已走向成熟，并没有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时的惨痛经历。抗战开始才一个多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就明确提出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问题，告诫人们不要忘了“大革命教训”。在十二月会议上，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以后，在争论中又恰当地把握住斗争的方式和火候，始终用事实来教育人们，最后使问题水到渠成地得到解决。

　　不仅如此。由于在这场斗争中有了不同意见的比较，促使人们更深入地去思考，对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必须坚持以游击战为主这些根本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更自觉地坚持这些原则。

　　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这样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或大或小的思想斗争，辨明是非，逐步深化对客观实际的认识，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走向胜利的。

　　【作者简介】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原会长、研究员，北京 100017

　　【注释】：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9日。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2日。

　　③《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0、311页。

　　④[英]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1929—1943)》，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536页。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8页。

　　⑥王稼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10月8日。

　　⑦《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页。

　　⑧张闻天在十二月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记录，1937年12月9日。

　　⑨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12月9日。

　　⑩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1日。

　　(11)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10日。

　　(12)蒋介石日记，1947年12月11日。

　　(13)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13日。

　　(14)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12月10日。

　　(1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1月13日。

　　(16)十二月会议记录，1937年12月10、11日。

　　(17)《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1页。

　　(18)《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19)薄一波在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第十次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2月11日。转引自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88页。

　　(20)《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1页。

　　(21)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致洛甫、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37年12月21日。

　　(22)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21日。

　　(23)《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1—312页。

　　(24)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第一次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12月23日。

　　(25)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致毛泽东、张闻天意见，1938年2月10日。

　　(26)《邓颖超谈长江局及其妇女工作》，《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3页。

　　(27)《群众》周刊第1卷第4期，1938年1月1日。

　　(28)《王明选集》第5卷，[日本]汲古书院1975年11月发行，第77、80页。

　　(29)参见《群众》周刊第1卷第4期，1938年1月1日。

　　(30)《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新华日报》1938年2月10日。

　　(31)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史》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13页。

　　(32)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第九次联席会议记录，1938年2月6日。

　　(33)《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史》上册，第396页。

　　(34)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记录，1938年2月27日。

　　(35)毛泽东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36)三月政治局会议记录，1938年3月1日。

　　(37)参见《群众》周刊第19期，1938年4月23日。

　　(38)毛泽东致陈绍禹、凯丰电，1938年8月6日。

　　(39)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记录，1943年10月14日。

　　(40)任弼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报告大纲)，手稿，1938年4月14日，第3、8、9、12、13、14、21页。

　　(41)徐则浩：《王稼祥传》，第294页。

　　(42)《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

　　(43)《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44)《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新华日报》1938年9月8日。

　　(45)王稼祥：《我的履历》(1968年)，转引自徐则浩：《王稼祥传》，第296页。

　　(46)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1月13日。

　　(47)《王稼祥选集》，第141页。

　　(48)《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49)《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

　　(5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8年9月24日。

　　(51)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月25日。

　　(52)《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页。

　　(5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16页。

　　(5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23、630、631、632、646、658、659页。

　　(55)《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版，第455、456页。

　　(5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7、539—540、543、552页。

　　(57)《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63页。

　　(58)彭德怀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0月23日。

　　(5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7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