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桥有了，路何在？
5月30日22时，中革军委作出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的部署：
林、聂、刘、彭、杨、董、李、罗、何、左、刘、陈、宋、邓、蔡：
A.我一军团先头部队昨已攻占泸定桥，敌向天全退。刘敌约一旅昨向岩子上我干部团阵地攻击，并迂回我右侧高山，我干部团退守铺沙岗。
B.我野战军以迅速过河集中天全地域、寻求作战机动之目的，定明三十一日开始行动如下：
⒈一军团（缺两个团）应向天全（泸定桥至天全二百四十五里）前进，行程可走七十至八十里，在门坎上、昌河坝、两路口之线，并侦察天全方向敌情及其附近地形、人家、给养条件，电告军委。二师应留一个团并带电台在化林、龙八布之线继续警戒，以掩护干部团北进。刘参谋长则留泸定桥待归总部。
⒉五军团仍归林、聂指挥，其主力应经泸定桥跟一军团后跟进，宿营地点由林、聂规定。五军团应另留一个营，以主力在泸定桥西岸前出至二里[坝]向康定警戒，以一个连监护铁索桥。
⒊军委纵队前进至泸定桥、沙坝之线。
⒋三军团进至芝泥坝、楂维、科五之线。
⒌第五团应赶至摩西面。
⒍九军团、游击队及干部团第三营均归罗、何指挥，进至湾东、施药坪之线。
⒎干部团（缺第三营）沿河北岸进至德拖地域，向来路严密警戒，并扼阻追敌。
C.各部须沿途补充粮米。
朱
三十日廿二时[1]
这个部署是在什么地方作出的？有关史料各说不一，笔者考据起来很费了一些功夫。
据时任军委三局政治委员的伍云甫日记记载，军委纵队从湾东进至磨西面后休息了几个小时后继续出发，5月30日晚宿磨杠岭东麓的奎武村。[2]而毛泽东当时的警卫员陈昌奉、阙中一则回忆说：5月29日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在磨西面宿营，30日凌晨4时从磨西面出发去泸定，“出发后就接到通讯员送来的捷报，说泸定桥已绘打下了”。当日下午4时左右到达泸定桥，在沙坝村天主教堂外的一棵大树下听取了红一军团首长汇报的战斗情况，因为天主教堂里住着伤员，毛泽东等没有进教堂而只是在树荫下休息几个小时……[3]
陈昌奉还回忆说，毛泽东没有在泸定城里住宿，而是直接去了化林坪。[4]
这个回忆说到这儿可能就有点问题了，从行程上看也不太可能：从磨西到泸定桥约120里，毛泽东等凌晨出发能在当日下午到达，那就已然算是“收早工”了。在泸定休息俩小时后还要继续赶路到化林坪，那就还得跑七八十里山路——还得走夜路，这番鞍马劳顿实在是有点大了去了不说，而且毛泽东他们那天根本就进不了化林坪！——30日那天红一师一部跟追川军第四旅第十一团杨开诚部残部占领了盐水溪，然而在向化林坪抑攻时受挫，所以现尔刻化林坪的主人仍然还是川军第四旅第十团上校团座谢洪康。
更重要的，这个回忆与30日22时中革军委作出的那个部署内容，不洽。毛泽东等不可能在那个部署还没有改变之前，就贸然奔另一条道而去！如此，笔者或可确认：30日晚上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应该是住在泸定或泸定附近——而且还不止住一天，而中革军委30日22时的部署，有可能是那天在磨西跟湾东赶来的军委纵队汇合后一起行动的朱德总司令等人作出的。[5]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部署是朱总司令的个人意图——这个意图很可能日前在磨西宿营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军委领导人的共同决定之具体化。
这个部署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标示了中央红军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的路线——实际上也就是泸定守军李全山团的溃逃路线：红一军团为前卫，由泸定经四湾、五里沟，翻越马鞍山，进至门坎山、长河坝、两路口[6]]一线，红五军团随后跟进……
而就在毛泽东等到达泸定桥之前的30日上午时分，林彪、聂荣臻、刘伯承等就已然作出了一个朱德总司令当晚22时部署意图有所不同的“临机措置”：红六团当日由泸定出发，赶赴龙八埠、盐水溪，与李聚奎所率红一师一部相互配合，攻占化林坪。陈光率红二师主力亦随后跟进，打通化林坪-飞越岭这条“川康要道”。[7]
时任红六团政治委员的邓飞老人回忆道：
我团刚刚进到泸定城休息，就收到了团侦察员送来的情报。情报说：敌军在冷碛、龙巴铺（今兴隆），化林等地有两团的兵力驻守．为了阻击红军北上，敌军在泸定桥一带布防一个旅三个团，是新五师第四旅，旅部驻在龙巴铺。三十八团驻泸定、咱里、盆道一带。团长李全山。已被红四团于夺取泸定桥后击溃。十一团驻冷碛、海子山一带。团长杨开诚，亦被右路红军红一师击溃，退往龙巴捕。十团驻龙巴铺、化林坪、飞越岭一带，团长谢洪康。以上敌人均属于国民党二十四军刘文辉部。
由于四团已经完成了夺取泸定桥的重要任务，所以我们意识到我团即将担负前卫任务。我和朱水秋团长商定，要各营连抓紧时间吃饭、休息。并要带一顿饭，等侯命令，准备出发。早晨八时，我们接到骑兵通讯员送来的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搂的手令：
“朱、邓：你团进至泸定桥后迅速吃饭，稍加休息，于上午十时出发，经冷碛，尤巴铺、化林坪、飞越岭向天全前进。中途遇敌应坚决消灭或击溃之。我师指挥所和五团随你团后跟进。我野战军主力随后也从泸定桥通过。”
五月三十日，遵照师首长的命令，我团按预定时间出发。
我们采取了战备行军队列——非战斗入员由供给处主任胡弼亮率领，在全团的后面跟进。战斗人员的行军次序是：一营、团部、三营、二营。政工人员分别下到各营，团的党总支书记张国华和一营长曾保堂同前卫一连前进，时刻做好打仗的准备。那一天是阴天，我团全体指战员步履匆匆先后经过了大坝、瓦窑岗、挖脚、甘露寺、幸福坝、向阳坡于下午三点多钟接近冷碛。这时，天空下起小雨。[8]
邓飞的这个回忆也有一个问题：左权、刘亚楼率红五团还在沿大渡河西岸赶赴泸定的路上——中革军委当日22时部署中要求他们31日到达的位置是“磨西面”[9]，所以他们得到的这个“手令”只能是师长陈光一人签署，而且手令中的“五团”应为“四团”，“天全”应为“汉源”。
史载：30日那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还在泸定召开了一个碰头短会。
会议决定两件大事：
㈠中央红军将走雪山一线，避开人口稠密地区；
㈡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10]
会后不久，陈云由当地地下党组织护送，经成都、重庆前往上海。
陈云到上海后，使用“廉臣”的笔名，假托一个被俘国民党军医的身份，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在中国共产党驻巴黎党组织办的《全民月刊》上发表，同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向海内外介绍和宣传了红军长征的伟大业绩。同年10月15日，陈云又在共产国际书记处执委会会议上作了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报告。
在这两份历史文献中，都将安顺场和泸定桥发生的战斗作为典型事例道出。[11]
同一天里，蒋公也得悉了泸定发生了战事的信息，但对“匪之动向”的判断却与中央红军方面的意图大相径庭：“昨日朱匪已到泸定攻城，其主力必出丹巴乎”，而且认定：“朱毛残匪之末路不出三途：⒈由康北经青海甘州窜内蒙。⒉由康定丹巴入川西，与徐匪会合后，经松潘西区入甘肃临潭县或西固或定西靖远出宁夏。⒊由川北经嘉陵江、昭广、陇东出宁夏以至内蒙。以俄寇与第三国际决令其入藏或入新疆。彼为本身利害计，不愿引起世人之注目也。”[12]。
31日，朱德等率军委纵队到达泸定桥与毛泽东会合后，应该掌握了更为详尽的道路信息：马鞍山小道崎岖难行，“秋冬春三季积雪”[13]，连牲畜都难通过，沿途人烟稀少，大部队就粮非常困难，只有那些买不起骡马的脚伕们才背负茶包往返此间[14]。而经化林坪、飞越岭那条“川康要道”的情况则相对要好得多，这条道至少还能行骡马，而且一出飞越岭就可以直下宜东，威胁汉源县城（今清溪镇）……
当晚22时，中革军委致电各部首长，同意了林、聂、刘日前的“临机措置”：
我野战军以攻占化林坪，迅速前进清溪，各个击破两刘（刘湘、刘文辉）部队约三个旅，并迅速控制富林渡口，拒阻中央军北渡之任务，定明六月一日行动如次：
一军团（缺第五团）及五军团于攻占化林坪后即战备前进至坭头地域，并准备二号攻占清溪，以一部续向富林前进；军委纵队进到化林坪；三军团赶到甘露寺、泸定桥之线，并全部渡河完毕。九军团等部赶到魁五、磨西面之线。[15] 这个新的部署还对中央红军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的路线作出了改变：取消红一军团经马鞍山去天全的行动，红一军团乃至中央红军主力将经化林坪、飞越岭东进至汉源（今清溪）及富林地区，以“拒止中央军北渡”——与蒋公互换一下攻守的角色。这一来可能是抱有在继续北进前拿下汉源城（今清溪镇）以获得物资粮草的打算，二来也是因为计较着中央军追兵临近的日程，准备将其拒止于大渡河南岸而赢得在此间从容转向北进的空间与时间：中央红军夺取了泸定桥的信息这几天里肯定会送达蒋公耳中，蒋公有可能会更加严厉地督促中央军各部加快“跟追”步伐，以求压迫中央红军在大渡河上游峡谷地域以“根本剿灭”！而“朱毛”的这番盘算真还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就在“朱毛”做出这个部署的当天，蒋公真就给薛岳发了一了个旨在“加快步伐”的“世巳手令”：
薛总指挥：
一、残匪艳午已到泸定与我守城刘部激战中。
二、大树堡之匪全向泸定退窜。
三、杨森部正向安顺场上游推进中。
四、匪踪既明，我军前进不须如前日各电之持重，应令李抱冰纵队除酌留防守冕宁守城部队之外，其余直向康定急进。兄率其余各部经越嶲至大树堡候令。对于德昌、西昌不必留队防守，惟在越巂须酌留一二团兵力候令再撤。切盼灰日（6月10日）以前能到达大树堡集中，如何！
中正，世巳手令。[16] 看来这一天里蒋公瞅明白了“朱毛”的动向，恐怕也瞄出了刘自公那几个双枪兵肯定挡不住“朱毛”冲过大渡河向“徐匪”靠拢的苗头，所以才令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不再“稳进”而是经大渡河上游峡谷向康定“急进”，同时也令薛岳部主力集中在“宁雅正道”方向。准备压迫“朱毛”于他老人家已然扯松了的那条口袋的袋底——“名山、芦山、天全、雅安”地带，与前来接应的“徐匪”一起打包处理，予以“聚歼”。
与蒋公初衷不同的是，直到这会儿，他老人家仍然在“随匪转移”，毫无主动性可言！
站在“剿共”的立场，他老人家给薛岳开出的时间表尤其令人沮丧：6月10日（灰日）将主力集中于大树堡。而薛岳按这个手令作出的部署则是：“吴纵队欧（震）师江日（6月3日）从西昌出发，虞日（6月7日）到越嶲，此后经海棠、平夷铺（平夷堡在金口河附近，绕远了，疑为“大树堡”之误——笔者注）、富林，限元日（6月13日）追达汉源（今清溪镇）。梁（华盛）师支日（6月4日）由西昌出发，循欧（震）师经络前进，限寒日（6月14日）到达汉源（今清溪镇）”，“周（浑元）部除万（耀煌）师留一旅驻西昌，分派一团驻泸沽，建碉守备，维护交通外，其余鱼日（6月6日）由西昌出发，经越巂循吴（吴奇伟）部经路，限铣日（6月16日）到汉源”，
“本部及周旅，微日（6月5日）由西昌出发，经越巂在梁师后跟进，删日（6月15日）到汉源”。[17]
这将帅俩，还在按步就班地挪棋子儿啊。
而“朱毛”这边的动作，就麻溜多啦！
不麻溜也不成，他们得赶紧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否则危殆处境依旧。
注释
[1]《朱德关于我军迅速通过大渡河向天全地域集中的部署致各军团电（1935年5月30日2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1～第3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伍云甫日记》，《红军长征日记》第195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
[3]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革命历史调查小组王永模、梅俊怀、文荣普]1975年8月7日访问阙中一记录；1975年8月29日王永模、梅俊怀、文荣普访问陈昌奉记录，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4]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革命历史调查小组王永模、梅俊怀、文荣普1975年8月29日访问陈昌奉记录，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5]根据时任军委三局政委的伍云甫日记记载，1935年5月30日晚，军委纵队在奎武宿营（《红军长征日记》第195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朱德年谱·上》（新编本）第501页亦称，朱德5月31日与军委纵队一起抵达泸定县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6]门坎上，即门坎山的音译；昌河坝，即长河坝的音译；两路口，今名新沟。位于二郎山东麓。
[7]邓飞口述，文有仁记录：《红六团过泸定》，《泸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57页。
[8]邓飞口述，文有仁记录：《红六团过泸定》，《泸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57页。
[9]《朱德关于我军迅速通过大渡河向天全地域集中的部署致各军团电（1935年5月30日2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96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1]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刘统整理注释）第41～第43页；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报告》，《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刘统整理注释）第10～第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12]《蒋中正1935年5月30日所拟“注意”事项》，《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四年五至七月（上）》（[台湾]高素兰编著）第170～第171页，国史馆2008年11月初版。
[13]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第25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14]高上佺：《二郎山公路选线的由来》（《天全文史资料·第3期》第19页）称：由天全到泸定的行人都是走的翻越马鞍山的山路。其山悬岩峭壁、路陡难行。尤其冬季大雪满山，山顶的雪锅岗积雪满山，路又很窄，行人稍有不慎，即落入几丈深的雪窖?中，直待第二年夏季雪化时始能见到尸体。翻山后还须经过二十四盘，坡陡路窄，人行其间，如在走壁，一般视为畏途。
[15]《朱德关于攻占化林坪致各军团、军委纵队及干部团首长电（节录）（1935年5月31日22时）》，《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50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16]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168～第169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17]薛岳编：《剿匪纪实滇黔川南追剿》第67～第68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1月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