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青年抗议浪潮——资本主义统治遭遇重大的合法性危机

　　【四、海外青年抗议浪潮高涨的原因及其趋势】

　　（一）如何看待网络在青年抗议中所起的作用

　　有人认为，“维基革命”或“推特革命”的出现，使“旧的政治组织不再重要，传统左翼的组织动员机制已没有影响力，青年们不需要领导者，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既无时间也无意识等待接受任何政党的指引。”但事实上，现在每天都有许多呼吁举行抗议行动的网页或信息出现在网络上，但能够组织成为现实抗议行为的则少之又少，而能够形成大规模抗议行动的更是凤毛麟角。

　　在当代社会，信息的传播在组织社会运动方面固然十分重要，但缺少物质准备，如参与人员、组织机构和舆论营造，光是有网上的呐喊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在奥巴马2008年的竞选中，网上募捐和网络拉票活动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离不开他的竞选团队在线下的苦心经营。“阿拉伯之春”的开展，“一方面突尼斯事件使人们获得信心，另一方面埃及活动家开展了一些系统性的工作，如在一些很少有人接触到互联网的地区散发传单并高举标语牌。”尤其要注意的是，在埃及“革命”的幕后推手中，有许多组织都得到西方长期的人员培养和资金支持。“占领运动”、学生运动的开展也离不开大量社会主义者和激进主义活动家的推动，更别说工人阶级对这些抗议运动的实质支持了。

　　此外，网络看起来是“虚拟的”，实则是有其物质基础的。服务器、光纤电缆等这些网络的必备实体，是政府的管控对象。因而，既然信息技术可以被青年用为召集示威、发布组织信息的工具，那么政府也可以通过监控网络和手机的信息平台，掌握青年动态，甚至在必要时采取非常手段切断这种信息途径。2011年英国骚乱平息后，英国政府旋即着手抓捕网络“肇事者”并将其判以重刑，“英国首相卡梅伦呼吁，英国警方和情报部门应专门研究限制微博、社交网站等媒体的使用，一旦发现骚乱者利用这些网络工具策划暴力、动乱和犯罪，要下令中断网络的社会服务。”

　　尽管信息技术的运用已经成为当下海外青年抗议活动区别于之前社会运动的一个新特点，但所谓的“旧的政治组织已经无关紧要”的断言和“维基革命”的说法，其实是掩盖西方国家正在加紧利用网络进行线上“软实力”、线下“硬实力”控制的烟幕弹。简言之，信息技术决不可能取代物质手段和现实斗争，但弱者必须善用网络，以取得最广泛的支持和同情，并使其转变为现实的物质力量。

　　（二）透过青年抗议认识西方民主的虚伪本质

　　本次海外青年抗议浪潮，在南北国家都有爆发，但际遇却大为不同。

　　加拿大魁北克学生抗议运动是该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学生示威运动，但直到爆发100天时，西方主流媒体几乎都只有零星报道，罢课斗争只能主要通过网民零星地对外宣传。这是西方国家对付本国抗议的第一手，即新闻封锁，避免示范效应。而当阿拉伯地区的青年抗议活动兴起时，迅即得到西方主流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全程追踪，不遗余力地鼓吹是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时候了。

　　2011年穆巴拉克为控制局势曾切断埃及网络及通信服务5天，西方媒体认为他完全是把“笨手笨脚的专制带进了21世纪”但在西方要求更严厉地管控网络的呼声不断，2010年美国参议院提出《网络空间国有资产保护法案》被指将授予总统“必要时”随时切断网络的大权。2012年，英国针对骚乱的发生提出《通讯数据法案》草案，“新的提案要求英国的通讯公司保留更多的数据细节，包括访问过的网站，哪怕站点中的页面已经不存在了。”

　　西方国家对付本国抗议的第二手，体现在新闻报道的调门上。主流媒体将本国抗议称为“迷失一代”的泄愤行径，而将“阿拉伯之春”称之为“阿拉伯觉醒”，法国和欧盟还将自焚身亡而引发“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小贩列为“英雄”。同样是在阿拉伯国家，当君主专制的巴林、也门等国发生青年抗议时，西方国家却不像对待利比亚、埃及等世俗国家那样同样待之，而是低调处理，不予支持。西方国家的“新闻自由”，只有在报道对立国家的负面新闻时才会充分体现，其实质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

　　第三手体现在经济援助的区别上。无论是“占领运动”还是学生罢课，要想坚持下去，精神和物质的援助都是必不可少的。只要在西方国家有利益需要的地方发生动乱，马上就会有西方各种基金会、人权团体的支持接踵而至，但发生在它们本国的抗议只能主要靠个人捐助来维持。

　　埃及“革命”是“阿拉伯之春”的重要转折点，其幕后主要推手“4月6日青年运动”成员，曾远赴塞尔维亚向参与推翻米诺舍维奇的塞尔维亚青年运动(简称“Otpor”意为“抵抗”，该组织得到西方国家支持)取经。该组织还与海外埃及人成立于卡塔尔的“变革学院”、“埃及民主学院”(该项目旨在促进埃及人权及选举监察，获得美国拨款援助)密切合作，筹划抗议活动。

　　西方国家在对待本国和他国青年抗议上的区别对待，赤裸裸地显露出西方民主的双重标准和局限性，它所追求的不是真理和自由，而是对二者的绝对控制，以便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

　　（三）各方政治势力对青年的争夺

　　某些阶级、种族或群体受到歧视和压迫，是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压迫在社会生活领域的自然延伸。这种歧视和压迫也是阶级矛盾的一种表现，但它带给被歧视者和被压迫者的认知，不可能是直接将矛头对准资本主义制度，而通常是将不满和愤怒发泄给整个社会和不相干的人们。而统治阶级也善于利用此种情绪转移阶级矛盾的焦点，例如将社会问题归咎于移民政策、福利政策等因素，这使鼓吹种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极右翼势力尤其是新法西斯主义政党近年来有崛起之势，而某些恐怖主义势力也利用这种情绪寻找青年为之效忠。这两种势力都鼓吹以极端手段解决问题，营造社会不满情绪，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巨大。在近年的挪威枪击案和美国连续发生的严重枪击案、爆炸案中，主角都是年轻人，挪威枪手还自诩为极右翼组织“圣殿骑士团”的一员。据称是“欧洲圣战组织基地秘密小组”成员的四名英国籍巴基斯坦裔人，为了报复英国参与对阿富汗及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制造了2005年伦敦大爆炸。

　　此外，强烈的不满导致的自发抗议，最具突发性和破坏性。最初是对黑人青年被警察滥杀的抗议，之后演变为英国2011年的大规模骚乱，被视为“对社会现象不满而引发的综合性‘泄愤’行为”。(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课题组：《英国骚乱的原因及启示》。)可见，抗议行为如果得不到正确的指导和组织，极可能发展成单纯的“泄愤”——骚乱。在希腊2008年的“骚乱”中，除了无政府主义团体在“美丽的城市，美丽的燃烧”口号下尽可能地制造暴力外，还有便衣警察加入到暴徒队伍中去制造混乱。而政府则以“法律和秩序”的名义予以镇压。

　　目前，北方青年抗议活动还更多地局限于指责新自由主义政策和金融寡头的统治，提出诸如“不要左翼、不要右翼，要前途，要工作”“免费教育”等口号。这表明青年抗议活动，从整体上还不能从制度层面来审视斗争的对象和性质。这就造成了当前海外青年抗议的最大缺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矛盾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缺乏彻底的理论以指导彻底的运动，获得的力量支持也必将越来越少，在取得当局一定的妥协后便偃旗息鼓。这样，海外青年抗议活动的结果，往往要么被资产阶级选举政治所利用，如美国总统选举利用对“占领运动”的相关争论，要么被反动势力利用——进行政权更迭，如“阿拉伯之春”后的突尼斯、埃及，要么就是无法突破社会僵局，国家陷入动荡，有法西斯主义趁机崛起的危险，如希腊目前的形势。

　　总之，“面对着规律的、没完没了的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只能通过将越来越多的工人抛入匮乏和贫困来延续生存，年轻人面临的惨淡前景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带来的最显著表现。”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有可能给全体年轻人带来生存的尊严和个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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