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改革的道路与经验

第二章 重庆国企改革的道路与经验　　

从重庆轻工“五朵金花”之一的衰败看国企私有化改制的失败　　

多年前，重庆有一家国有的陶瓷公司与奥妮洗发品、北盛玻璃器皿、重庆啤酒和重庆冷酸灵牙膏并称为重庆轻工“五朵金花”之一。这家公司曾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视察和题词，还被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选定为“国宴瓷”，被外交部确定为“国礼瓷”和“国徽瓷”。

但好景不长，这家企业连续多年亏损严重，欠下数家银行3亿多元债务，于2005年底停产，只能靠出租厂房设备存活。停产后，一家2003年方成立的私营企业租赁了几乎所有厂房和机器设备，并接收绝大多数原企业职工。2003年8月至2006年8月，原国企董事长一直身兼这家私企第一大股东，两个身份并存时间长达3年。此人直到2006年才辞去国企董事长一职。原国企1000多名职工中，大多已转至新私企工作，但还是遗留了社保、公积金等问题。2010年9月，上百名职工围堵原国企大门，诉求上述问题。当地政府历时1个多月，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维持秩序、调查研究、接待上访。

这家企业是薄熙来就任市委书记之前重庆国企改制的典型。重庆市国企改制从1995年开始启动。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很多国企管理者与私营企业主们窜通一气，故意搞垮国企，把很多生产资料偷偷地以超低价格卖给私企老板，而他们则从中得到好处和回扣。通过内外勾结和蓄意破坏，众多企业负债后进行所谓的资产重组和拍卖，把国企的设备和厂房都转到私人手中。当年的国企高级管理者，摇身一变又成了私企的老板或股东。

曾经为全国十大罐头厂之一的重庆国营罐头厂破产并拍卖，1万多工人被强制买断工龄自谋出路。该厂包括主厂区在内的　55000平方米　土地、　46115平方米　房屋、罐头生产线、454台（套）设备在内的主厂区内资产，起拍价约6000万元，对于主厂区外的资产，包括　49259平方米　左右的土地及土地上的附着物、　21476平方米　左右的房屋、罐头生产线和320台（套）设备、19辆车辆等，起拍价约1200万元；此外其他资产，合计4600万元左右。在实际的破产拍卖中重庆国营罐头厂所有资产仅以2500万成交，竞买成功者为一沿海私企。

我国最大的钢铁厂之一重庆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拥有上万名职工，其前身就是原国民党第二十兵工厂。抗战期间，大批抗日军火如手榴弹、地雷、八二迫击炮弹壳、飞机炸弹、中正式步枪管及枪榴弹筒等即生产于该厂。新中国成立后，重庆特钢被誉为“西南工业之母”。这个特大型国有企业。从98年开始，重庆特钢工人被强制下岗，买断工龄。这些下岗工人由于年龄与职业的关系，在就业市场处于劣势，他们中的大部分成为失业人员，少部份找到工作，也只能做擦皮鞋、清洁工、做保姆等极低收入的工作以糊口养家。

　2005年7月4日　，重庆特钢宣布破产。　2005年10月7日　，数千工人在重庆市政府附近集会，重庆特钢工人打着“我们要生存”的牌子在市政府附近进行了游行。与2008年薄熙来解决重庆的哥罢工事件不同的是，当时的重庆社会秩序完全被文强等黑恶势力所控制。文强等人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倒打一耙将特钢工人的行为污蔑成有意破坏重庆的社会秩序，要“必须全面恢复重庆的秩序”。

重庆出动数千警力，调动了包括重庆警备区、重庆机动武警师、江北区警校士官生等军警力量维护秩序。由此导致严重的冲突，造成2名退休妇女和1名7岁儿童死亡，百多人受伤，当场抓捕的9名工人于2005年底以“扰乱交通秩序和破坏公共财物罪”被判刑劳教。　2007年7月9日　，重庆特钢宣布破产。资产11.407亿元拍卖，拍卖的资产包括土地约4916亩，房屋面积约　639194平方米　，机器设备、车辆、物资及其对外债权、股权等。原厂约有1.8万职工被强制买断工龄，彻底失去所有保障。

整个重庆市的中小规模国企几乎全部破产，资产拍卖给私企，工人改制前先下岗，企业彻底破产后被强制买断工龄。一些没有出现亏损的重要国企，均引入自由经济，吸收私人股份，成立合资公司。1995-2007年改制期间涉及下岗职工、买断工龄职工、强制提前退休职工一共约120万人。

国企私有化改制的唯一的着眼点是产权激励机制。其实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不是不负责任的一送了之。哈佛大学　钱德勒　教授指出，企业竞争力不在于政府、企业家个人品质或文化，而在于企业的管理和组织的体系。组织能力即企业整体的组织能力，包括企业的物质设备和人的技能。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技能，这些技能结合起来是决定企业组织能力的关键因素。

从理论上讲，私有化将使以国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向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转变。江泽民同志曾指出：“离开国有制为主体，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经济。”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　2011年6月20日　在上海交大的党课上指出：“我认为他（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 国企私有化改制的实质是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主张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

从实践上看，经济私有化并非灵丹妙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批判和反思过程中，积极推行私有化改革，使社会主义旗帜改弦易辙，造成国家分裂和严重的社会动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搞“休克疗法”与国企私有化，使得国家经济发展大幅倒退，国家实力大大削弱，社会秩序动荡，人民生活陷入困境。20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奉行西方新自由主义而进行全面私有化改革，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如果在中国推行私有化改革，其严重性不可估量。首先改变的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江泽民曾指出：“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国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国企私有化将在从根本上颠覆共产党的根基，，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使国家陷入历史灾难。

其次，更为严重的像苏联那样，高官蜕变成为压榨普通老百姓的大买办和大资本家。就像社科院　左大培　教授在《不许再卖》一书中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内的那些‘权力资本精英’极力要把中国共产党变成一个特权资产阶级掠夺人民的党。党员中的那些使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帮助资本家掠夺人民的政府官员，以及积极对自己领导的单位实行经营者私有化“改制”的企业和事业单位领导。那些身为‘企业家’或事业单位领导而又积极推行经营者私有化“改制”的党员干部，亲身实践着‘将特权化为资本’，不仅成了市场经济中的‘精英’，而且自己就在直接干着以特权掠夺人民的勾当。而党员中那些以自己掌握的权力帮助资本家掠夺人民的政府官员，有的自己就在贪污受贿，或者利用权力损害人民利益而使自己发财致富，有的则使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帮助别的资本家掠夺人民财产。实质上就是要将中国共产党变为掠夺人民的特权资产阶级代表……权贵私有化的企业‘改制’将原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变成了货真价实的资本家，而这些原国有企业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共产党以信奉共产主义而得名，现在这个党的党员却靠掠夺人民的财产而变为货真价实的资本家，这就清楚地表明，权贵私有化的‘改制’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相冲突。这样的权贵私有化令人怀疑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更令人质疑中国共产党要的是什么样的先进性。有反对这种‘改制’的工人指责这样作是‘把共产党变成了私产党’……党的组织和党员纵容甚至自己去实施权贵私有化，这不仅是将共产党变成了资本家的党，而且是将共产党变成了掠夺人民的富豪俱乐部。这样的党所具有的‘先进性’，只能是在为掠夺者服务上的先进性，是抢先掠夺人民财产的‘先进性’！”

经济理论家对市场作用的认识比初级经济学教科书和普及读物的认识更无知　　

耶鲁大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约翰·罗默曾这样写到：“经济理论家对市场作用的认识比初级经济学教科书和普及读物的认识更无知。”在他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好的地方是市场机制，而不是它的私有产权。市场并不必然作为经济中的普遍现象产生技术革新。　　

比如冷战期间，在苏联和美国的国防和航天工业中，革新一直是惊人的，而且几乎完全是由国家的指令而不是由竞争产生的。互联网也是美国军事情报战的产物。20世纪5、60年代，美苏双方为了实现各自的战略意图而进行着军备竞赛。美国军队最担心苏联的飞机绕道北极前来空袭。在美国军方的授意和资助下，1951年，号称第二海军的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著名的林肯实验室，专门研究防范苏联轰炸的措施，而他们的主要研究项目就是“远距离预警”。这个“远距离预警”系统，是由军方主管并操纵的一种中央控制的网络结构。但苏联卫星上天让中央控制式网络受到怀疑。1964年3月，保罗·巴兰发表的《论分布式通信网络》提出，要建立一种没有明显中央管理和控制的通信系统。在这种通信系统中，每一个点都可以和另一个点建立联系。这样，破坏网络中的任何一个点都不至于破坏整个网络。如今的互联网便奠基于此。　　

从理论上看，经济学分析框架是一个自洽的、精致的逻辑系统。均衡分析是现代经济理论的主流思想和方法，同时也被作为经济学理论科学性的基础。均衡本质上是在经济系统的当外在环境和内在机制不发生变化时，系统状态保持不变。当发生外界扰动时，暂时偏离均衡的系统还会回复到均衡点。为了保证这个均衡点的唯一存在性、稳定性，经济学理论采用了大量脱离现实的前提假设和数学模型。

但是，实际的社会经济系统并非经济理论家脑中简化的模型，而是复杂的非线性动态系统。非线性动态系统具有各种非均衡的性质，比如系统存在多个均衡点的多重均衡性质。多重均衡表明经济演化的最终结果即使趋于定态，可能趋于的定态也并非唯一，具体达到哪个均衡可能取决于外界随机因素，这使得对演化归宿的预测面临尴尬。另外，多重均衡中有的均衡可能是低效率的，即经济演化最后趋向的结果可能不是效率最优的。例如，资产价格泡沫现象就是一种多重价格均衡。再如，经济系统可能出现的锁定指的是，当经济系统达到一个均衡态后，由于它在一定范围是稳定的，因而很难从中逃逸。如果系统不能跃出势阱，将锁定于其中。如恶性循环就是一种锁定行为。

在非线性系统中，还存在着分叉、路径依赖以及突变现象。分叉是一个动态系统的解发生的定性变化。例如，当经济外界条件发生变化并通过某一个临界值时，经济均衡的个数或稳定性的变化，经济系统常常需要在不同演化方向上做出选择，而这种选择具有随机性。路径依赖强调系统未来演化依赖于系统所处的现时状态，而现实状态是过去演化道路的终结，或曰历史的沉淀。因此，路径依赖是对经济发展具有历史性的反映。联系在演化路径扮演重要角色的分叉来说，尽管每次分叉对道路选择具有随机性，一旦选择做出就成了确定的历史，并制约未来的发展。突变是一类特别的分叉，当系统参数越过某一临界值时，系统状态发生跳跃性变化。典型的例子如资产市场价格崩盘。突变可以发生在不同的稳定多重均衡之间，也可发生在均衡和非均衡、非均衡和非均衡状态之间。

主流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格还曾用鲁斯曼-斯蒂格利茨悖论证明经济学理论的无知与颟顸。由于信息成本的存在，市场效率和竞争均衡是不相容的，价格信号并不充分。如果价格是信息有效的，就不会有人花费成本来收集信息并承担前期风险；而如果没有人去获取信息并据此决定其需求，新信息又不能被汇总或是以最快的速度体现到资产的价格中，于是价格就不会是信息有效的。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也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市场是完全的，商品就是同质的，厂商和消费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竞争就局限于商品数量，竞争就不可能完全。如果市场是竞争的，竞争的厂商及其商品的性质状态就是多维的，从而商品无法同质。因此，完全市场与竞争市场是不一致的假设，两者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无法相容。

从实践上看，私企效率高于国企也是一种臆想。其实无论是国企业还是私企，只要是股份制，都会面对着委托-代理机制。国企与私企的效率并不存在谁高谁低。只要制度设计恰当，国有资本代管机构会有足够的动力和能力去有效率地经营国有资本以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从历史上看，法国这样有着大量国有企业的国家同样建立了很有效率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实践则证明，国企效率高于私企。2000年，国有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全员劳动生产率指平均每一个从业人员在单位时间内的产品生产量，目前我国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是将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除以同一时期全部从业人员的平均人数来计算的）为45998元，私营企业为38060元。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87095元，比港澳台企业高30％，比全国平均数高19.2％。2004年，国企提高到90582元，私企为55722元。

看企业有没有效率，不能仅看眼前的经济效率，还要看长期的效率，特别是企业发展后劲；不能仅看一个单位或一个地方的效益，还要看它的社会效益和对社会制度的影响。一些经济理论家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入市场交换的主体必须是独立的，它拥有自主的经营决策权，并具有自己的经济利益，并能根据本身利益对市场信号自主做出经营决策，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既然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那么国有经济只有实行私有化才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但国内外市场经济的历史已经证明，国企能不仅能适应于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还是保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保障。。正如江泽民指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力军。只有国有大中型企业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成为市场的主体，我国的市场体系才能完备、健全和发展，才能确保市场的统一开放、有序竞争……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要保证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就是要不断巩固和加强我们党执政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我说过，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其道理就在这里。”

美国籍日本学者弗朗西斯·福山1995年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按照一个国家的人民内部相互信任程度的高低，区别了两类国家及其相应的文化：一种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其社会内部具有高度的相互信任，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能够相互信任、相互合作，这样的国家就很容易从民间自发地发展起巨型的企业和生产上的广泛分工，因而在20世纪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另一种则以中国文化为代表，在这种文化中信任度低，人们对并非自己亲属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进行有组织的合作，使这些国家的私营部门无法集聚足够的资金和技术人才来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更无法建立和经营需要大量资金和管理人才的巨型企业。比如在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以市场经济为主的沿海地区，大多数企业规模比较小。因此，国有企业才是我国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主要力量。

“八大投”重振国企雄风　　

2000年之前，重庆国企大面积陷入困境，70%以上的企业发生严重的亏损，国有资产负债率超过80%，其中一半是坏账。到2003年重庆国资委组建时，全市国有资产总量仅有1700多亿元，分散在60多个企业集团，1500多个企业中。

如果按照一些经济理论家的观点，重庆绝大部分的国企完全应该一卖了之。但是，重庆国企改革的思路却另辟蹊径。薄熙来指出：“如果我们的改革最后把过去的一套彻底否定，把西方的一套原原本本拿来，我觉得这不叫改革。也就是说，不完全把西方的那套经营模式纯而又纯的私有化的东西给拿过来，我们应该有国有的东西，而且应该从国有这个东西里边汲取它体制上的精华，发挥它机制上的优势，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更灵活有效，在目标上应该体现为广大的民众更好地服务，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优越性，这就是有声有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改革的成功。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应该本领更大一点，比资本主义的更优越。”

重庆根据以往国企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抛弃了国企私有化改制的教条主义行为。自2002年起，重庆市政府以国债注资、土地储备收益注资、存量资产注资、规费注资、税收返还注资等手段来增加国企的净资本金。在此基础之上，重庆市政府牵头整合各类分散的国有资产组建了重庆的八个城建和企业重组改制的投融资平台——“八大投”，即重庆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务控股和水投公司，形成了“国有投资集团-市场-建设”新型投融资模式。“八大投”在2002年的起步资金仅200亿元，至2009年初，重庆”八大投”资产总额达4000亿人民币，负债率55%，净资产2300亿元人民币。

匈牙利经济学家提出过关于软预算的问题，即企业出现亏损或赤字，也有资源补入，企业并不需要靠自身来偿还。而重庆从制度建设上保证了国有资本代管机构拥有足够的运行效率，避免了陷入软预算约束的困境。

根据规定，“八大投”管理有3个原则：一是要求资产负债的平衡，任何时候“八大投”资产负债率不能超过60%，50-60%是合理的运行空间。二是要求现金流平衡，“八大投”都有还本付息与项目投资支出的压力，因此，必须要保证每年、每个月、每天现金流必须保持平衡。第三是要求投入和产出的平衡，如果这个投入是一个市场化项目，投入产出的平衡就是投入和以后30年的回收能够平衡，如果是政府拨款类的项目，投入和以后政府每年的拨款最终要平衡。此外，“八大投”还有“三不”原则：第一，政府财政不为“八大投”做担保。第二、“八大投”相互之间不许做担保。第三、“八大投”的资金不少与政府的专项有关，不能把这笔钱借给其他的公司或者用做其他的用途，各大投资集团之间也互不担保，集团内规费资金专款专用、不交叉混用。

“八大投”将原来政府直接举债为主的投资方式，转变为由投资集团向社会融资，通过市场，形成国企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投融资格局。重庆国资凭借“八大投”强力整合土地等各类资源，以时间换空间，使经营利润和资产增值收益连年翻番，每年贡献市级财政上百亿元。并且还对重庆的金融企业和国企实施一系列的债务重组，推动当地一大批国企上市，使重庆国有企业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龙头，培育和推动重庆资本市场的发展。

重庆国有资产迅速向优质企业集中，管理的集约程度、组织化程度大为加强。原本重庆市属国企集团70个，每个集团还有几十家子公司，每个公司资产不到1亿元。现在国有资产从1700亿元增长到1.1万亿元，集团数却从70多个变成了32个，每个集团下属企业数不会超过20个。集团的法人数原来是2000个，现在是600个。

重庆38户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突破9000亿元，净资产超过2500亿元，负债率稳定在60%左右的合理范围，经营性国资总量由2003年的全国第19位升至第4位。国有资产的分布方式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原来重庆国资中有80%是工商企业，现在变成了40%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集团，30%的金融企业，30%的工商企业，这使得重庆的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极大增强。

除了“八大投”之外，在重庆国企改革中，由重庆市国资委直接操控的重庆渝富这样的国资管理机构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于　2004年3月18日　正式成立，公司注册资本19亿元，由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监管。

重庆渝富肩负着为重庆国有企业数百亿元不良债务“解套”和为国企发展提供资源支撑的使命。渝富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贷款，利用27亿元整体收购了重庆1160户国企在中国工商银行的157亿元不良贷款本息，再由各企业回购销账，一举破除银企债务问题，成功解救国企，同时为银行降低了资产不良率。

重庆渝富解决了一大批老国企的遗留问题，有效盘活了资产。目前已成为横跨证券、银行、保险、担保、租赁等行业的金融控股企业。其运作模式是：以市政府划拨的土地和商业银行股权作为注册资本金，通过抵押贷款打包收购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债权，同时储备国企环保搬迁或破产之后的土地，用土地的增值弥补打包债权的亏损。重庆国企得以迅速剥离坏账，重振旗鼓。

比如，现在竞争力极强的重庆市属重点国企重庆机电集团，原本资产负债率超过110%，仅在中国工商银行的不良债务就达25亿元，企业年度亏损上亿元，职工生活困难，群体性事件时常发生。经过渝富公司的抢救，重庆机电成功研发我国首台百万千瓦级核电上充泵，打破国外长期垄断；收购英国精密技术集团公司，多项机床技术跻身世界一流水平；与中石油联合组建的金融租赁公司即将挂牌。

到2009年，渝富公司帮助国企处置不良资产300亿元，提供周转资金200亿元，资产规模由成立初期的50亿元发展到400亿元，有力地推动了市属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公司参与了西南证券、重庆商业银行、重庆农村信用联社、安诚保险、三峡担保、进出口担保、园区工业担保、银海租赁、渝创担保等地方金融和金融服务业的组建、重组、入股，并介入了ST东源、ST重实、ST长运、四维瓷业等上市公司的清欠、股改、重组、注资和托管等工作。根据重庆市政府和市国资委的部署，渝富公司还参与了对市属工业、科技、风险投资等行业的注资。

在各种国有资产代管机构的有效运作下，重庆市不仅加强了投资调控，还保持投资规模合理增长，更注重于优化投资结构。根据规划，重庆要以国资为主力，实施“大投资、大基地、大支柱”战略，推动工业高端化、高质化、高新化。今后将投入1万亿元以上，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机械装备制造、重化工三大板块。大力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多管齐下扩大消费，增强消费拉动力，培育消费热点，打造消费平台，优化消费环境，扩大外来消费。加强自主创新，争取突破一批领域的关键技术，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而达到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的战略目标。

以国企带动私企发展　　

江泽民同志指出：“国有企业承担着国家计划所确定的重大任务，支持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在保障供给、繁荣市场、调节分配、稳定社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企为重庆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坚强的保证，尤其在私企的发展与市场的繁荣上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在市场信号一时缺损、其他资本不愿进入的领域，在投资风险大、其他资本不敢投入的领域，在关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新型经济领域，重庆通过国有企业先投先试，激活市场信号，搭建市场平台，为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比如重庆的高速公路，国资就起到了激活市场信号的作用，某种意义上成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只手。黄奇帆说过：“重庆的基础设施领域从来都是开放的，有些事苦于没人来投资，招投标都没有人来。例如修高速公路——不像广东、上海修高速公路，许多私营企业去追逐，因为那里高速公路效益好。重庆的高速公路　1公里　投资七八千万元，在边远区县甚至要八九千万元，而征地那么贵的上海，修一条高速公路　1公里　也就3000多万——重庆每建　100公里　高速公路，几乎要打　60公里　的隧道或者修　60公里　的高架桥。高成本，但是车流量只相当于沿海的1/3。投资大两三倍，车流量小两三倍，这就是赔本的买卖。招投标都没人来。在没有人干的领域里面，‘八大投’只能承担起开山铺路的重任。”

重庆这几年修了　1500公里　的高速公路，全部由国有的重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承担。当初有关部门招商时，外资与私营企业都不愿意出钱来修。由于独特的山城地理形态，在重庆修高速公路，每　100公里　就有　60公里　的隧道、桥梁，每公里投入高达8000万元，比东部地区高一倍，而运行初期的车流量只有东部的1/3。

包括高速公路在内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及民生项目耗资巨大，前期收益较少，投资回报较慢，着重短期利益与资本较少的私营企业望而却步。重庆“八大投”起到了这些建设项目的排头兵作用。“八大投”资产总额不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