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改革的道路与经验

2012-3-2 04:49|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3066| 评论: 2|原作者: 余治国|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只有国企可以避免甚至调节这样财富分配的失衡。国有资本可以增进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平等和公平，防止整个经济中的企业和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有效率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可以起到以下的积极作用：它可以使社会的资金积累不再是增加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私人财富和私人权力，而是变为由真正的社会代理人履行的职能。 ... ... ... ... ... ... ... ...

重庆的方向是改革的深水区（作者看重庆）　　

一、黑恶势力的大面积蔓延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在新中国建立之前，黑恶势力遍布多灾多难的中国。1949年后，曾经危害四方的旧中国黑社会在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攻势下土崩瓦解，黑恶势力在中国大陆彻底绝迹。这样的局面让很多国人只能在《教父》、《英雄本色》等美国或香港的电影中才能看到黑恶势力的踪影。

但自改革开放以来，黑恶势力却又死灰复燃，从经济特区及沿海开放地区开始逐步深入内地，到今天已经星火燎原之势。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曾经说过：“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体的生活际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生活际遇。”在一些地区，人们已经深刻地体会到到黑恶势力大面积蔓延的严重后果。

在一些城市，黑恶势力只手遮天。2010年4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重庆的“涉黑”案件审判》白皮书显示，重庆自2009年6月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该市法院一审受理以“涉黑”罪名起诉案件41件687人，其中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10件281 人，二审受理23件478人。截至　2010年3月31日　，一审审结30件，判处罪犯520人，二审审结13件219人。在这10个月期间，重庆“涉黑”案件一审审结数相当于2007、2008年两年“涉黑”案件结案数之和。

白皮书指出，“涉黑”的29件案件共涉及24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涉案的24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有13个注册成立公司或企业，公司规模达到3家以上的有5个，资产亿元以上的达5个。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公司面目向合法经济领域渗透，或表面以合法企业形式存在，实际从事黄赌毒、高利放贷等犯罪活动，或以犯罪手段实现垄断经营。

中国社科院　于建嵘　教授将黑恶势力分为两种类型，分别为官员的黑恶化和黑恶势力的官员化。官员的黑恶化是指党政官员向黑恶势力蜕变，这种蜕变不仅表现为他们作为黑恶势力的背景而存在，而且还表现为他们的施政行为在方式和性质上已具有黑恶势力的特征。在重庆涉黑案件中，54%的涉黑组织有“保护伞”，24名国家工作人员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被审查起诉。“保护伞”涉及多个公权力部门，其中公安干警17人，党政及其他部门具有一定社会管理职能的人员5人。“保护伞”包庇、纵容行为主要包括不履行查禁职责、泄露办案信息、安排自首立功掩盖“涉黑”组织犯罪事实、直接运用手中权力阻挠他人查禁等。其中最为典型便是重庆公安系统内组成以文强为首、包括20多个处级以上警官、100多警员的黑帮团伙。文强团伙为多个黑社会组织充当保护伞。此外，还有公检法机关从上至下的公务人员大面积沦为黑恶势力的骨干成员。

黑恶势力的官员化指一些黑恶势力的代表人物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进入体制内获取合法外衣，并运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从事犯罪活动。后者，黑恶势力通过种种手段漂白自己，为自己谋取政治资本。王立军曾这样说过：“重庆的一些黑恶组织已有合法外衣，以商养黑，以黑富商。”重庆市涉黑涉恶团伙首犯和骨干的很大一部分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比如，重庆黑恶势力头目黎强是重庆市人大代表，陈明亮是重庆渝中区人大代表，王天伦是重庆大渡口区政协委员。个别黑恶势力人员甚至能在上级部门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遥控区县级党委政府，插手人事调整。

在一些乡镇基层，情况更为严重。在东南沿海地区，赌博之风盛行。某些省份无论在乡镇还是在城市都有大大小小的赌场，上至7、80岁的老人下至6、7岁的儿童都沉浸于滥赌之中。有些赌徒一赌千金甚至万金、十万、百万金。赌博有赢便有输，赢家为了追讨债务，招募起一批亡命之徒，组织黑社会团伙。而当地从上至下的公检法部门的公务人员却与这些人狼狈为奸，瓜分利益，从而形成了一个滋生壮大黑恶势力的恶性循环。

大量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异化为黑恶势力。　于建嵘　教授在湘南调查时，有一位年轻的现任副镇长就非常自豪地对他说：“在我这里只要不杀人放火，嫖娼赌博都可以。许多事情白道搞不定，我可以用黑道来了解”。据　于建嵘　教授的调研，作为中央政府代理人的乡镇政府官员，反斥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为“黑文件”，甚至轻蔑地斥之为“狗屁”。为了榨取农民的血汗以自养自肥，乡镇官员置国家长治久安于不顾，豢养纵容社会上的黑恶势力，并给他们披上“执法队”、“工作组”的合法外衣，手恫吓和强迫农民。这些黑恶势力漠视法纪、为非作歹。他们或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或敲诈勒索，不劳而获；或寻衅滋事，打架斗殴；或丧尽天良，残害无辜，甚至对抗法律，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

在一些地方，恶霸和地头蛇控制基层组织的情况已十分严重。黑恶势力通过村委会的“民主选举”窃取权力，控制农村基层政权。甚至一些县级政府都被地方上的黑恶势力直接掌控，国家权力被私有化的现象屡见不鲜。

黑恶势力的大面积蔓延，尤其是一些城乡政权的黑恶化，表明国家机体发生了严重的结构性退化，标志着国家政权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正如薄熙来所说的，“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黑恶势力的为所欲为乃至于对国家政权的渗透，以及基层干部的奢侈腐败和施政行为的暴力化和土匪化都会让民众对国家政权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从而使得政府的社会控制和动员能力迅速下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个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民众对执政者的拥护和服从。如果不遏制黑恶势力的发展，任由其蔓延，将会动摇国本。因此，重庆所进行的艰苦的打黑行动，是稳固国本、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措施。

二、黑恶势力的经济根源是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平等　　

从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国曾经历了一段黑社会犯罪的空白期。1990年开始，犯罪团伙急剧增多，并且日益向黑社会组织演化。2000年开始，黑恶势力蔓延的情况更加严重，全国犯罪发案数为367万起，比1999年增加63%。

黑恶势力的形成在于，形成一定的反社会、反主流价值观的组织，通过非法手段谋取高额的经济收益。王立军指出，“犯罪团伙充分利用社会特别是转型社会政府控制力局部偏弱、经济体制新旧交替尚不完善等‘有利时机’，迅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发展壮大为黑社会组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评论资本家追逐利润：有50%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用这句话形容黑社会组织对经济利益的疯狂攫取，也是十分恰当的。”

为了赚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在一些官员的“保护伞”下，黑恶势力的触角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比如在重庆，建筑、客运、物流、采矿、娱乐、餐饮等行业，由于行业规模较大、利润较高，成为黑恶团伙竞相拼抢、垄断的对象。而生猪、肉类、海产品、蔬菜、酒类批发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行业，由于是生活必需品且市场潜力巨大，也成为黑恶团伙觊觎的对象。

黑恶势力还渗透到金融领域，试图控制一个地区的经济与金融命脉，比如非法放高利贷等。黑恶势力成立各种财务公司、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典当行等，以合法外衣掩盖高利贷等非法经营活动。有的黑恶团伙还利用高利贷来吞并企业。有的黑恶势力成立所谓的高科技公司，购买国外先进科技设备，高薪雇用国内技侦专家，对部分企业家、官员实行跟踪侦查，并利用所掌握的信息实施敲诈。有的黑恶势力以危及人身安全、扰乱企业正常生产进行威胁，强迫企业家参与赌博。有的黑恶势力在夜总会安置摄像头，对参与娱乐的企业老板和干部全程录像，并以此要挟实施敲诈。有些组织严密的黑恶势力合作密切，将目标共同对准政府和企业，对拉哪些企业管理者或官员下水、如何拆迁等进行明确分工。

黑恶势力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贫富差距过大，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平等。比如，血汗工厂的盛行将导致沿海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巨大不平等，将导致少数人暴富与多数人的贫穷，这必然会引起黑恶势力的形成。中国社科院在　2011年2月24日　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称，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1/3，新生代农民工“共同犯罪、团伙犯罪突出”。比如，被广东媒体称为“砍手党山村”的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只有区区2千人，但因为抢劫被刑事处理的有100余人。这个村庄参与犯罪的年轻人差不多已被抓尽，在整个上映乡保守估计有300多名名年轻人在珠三角与长三角两地抢劫被抓。在这些人看来，进城打工只会受气歧视，而混社会、搞抢劫才能生活得光鲜有钱、不再受人气。

巴尔扎克曾经讲过，每一笔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凡是在贫富差距极大的地方，就能看到黑恶势力的极度蔓延。比如台湾社会贫富悬殊日趋严重，2008年，台湾最富有的5%与最穷的5%人群的平均所得相差66倍。从1998年到2008年，台湾地区全部家庭可支配所得增长4.6%，其中，最富有的20%家庭可支配所得增加7%，而最穷的20%家庭的所得则减少2%。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黑帮多达1000多个，其中有组织形态的126个，成员5800多人，实际人数至少达数万人。“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大黑帮的势力已经国际化、企业化、集团化、合法化、多元化，以公司名义出现或作掩护，介入诸多经济领域，不再仅仅从事黄赌毒。今天台湾利润最丰厚的黑道事业，就是与白道勾结，涉足建筑业、影剧娱乐业以及新兴的卫星、有线电视和网络。台湾地方议会有黑道背景的超过总数的1/3，有黑道背景或犯罪记录的各县市议会正副议长更超过95％。

在所谓民主化后的俄罗斯，垄断财阀一夜形成，贫富差距急剧拉大。黑社会也随之卷土重来，泛滥猖厥，走私军火、贩毒、操纵体育赛事、开拓色情市场。俄罗斯黑社会在地区间和国际上拥有强大的关系网，已经侵入俄罗斯经济的关键领域，掌控着大约500个重要的经济实体。意大利是欧洲地区差异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黑手党的势力范围已渗透到了全国的各个经济部门，控制着全国约20%的零售商和15%的制造商。黑手党从事贩毒活动、高利贷、敲诈勒索、绑架、诈骗、走私等犯罪活动。在该国的南方城市，80%以上的商人不得不向犯罪分子缴纳“保护费”。

贫富差距过大使得一些生活艰难的社会底层的民众铤而走险，加入黑社会。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导致部分民众心理失衡，一旦有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使，极易被黑恶势力所利用。比如在重庆，早些年的国企改制导致大批工人下岗，由于再就业困难，大量的失业工人及其家庭形成了出相当规模的失业群体。这庞大的失业群体成为滋生黑社会的温床，为黑社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力军。

因此，要彻底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就必须要缩小贫富差距，消灭社会分配不公平的行为。重庆在保持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同时，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并改善民生，就是为了还社会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环境，铲除黑恶势力形成与蔓延之根。就像王立军所讲的，要“实现社会公平，达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社会效果，不仅仅是结果的公平，更重要的是要保障各阶层居民享有平等的机会，其中最基础的是实现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公平。合理的社会结构，是抑制犯罪包括有组织犯罪的基本前提。要针对中国独特的区域、城乡、贫富等三大差距共存现状，坚持“补低、扩中、调高”的基本政策取向和思路，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通过税制改革、税务法制完善，调节过高收入……针对行政资源客观有限的情况，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以及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合。重点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强化基层组织管理工作，牢牢掌握基层社会管理权，铲除有组织犯罪萌芽可资利用的土壤。”

三、治国先治吏，必须要遏制政权内卷化的现象　　

黑社会要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无可避免地要采取与掌握着行政权力的官员合作的方式，在政府中寻找代理人，把黑变成白。手段主要有让官员或一级政府享受到黑色经济发展成果，还有就是帮助政府官员做不能公开做的违法事件，比如野蛮拆迁。这也就是所谓的官员黑恶化。

随着黑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黑社会势力会不满足于通过其在政府的代理人来实现秩序，而是直接掌控地方政府，以政府的力量来使黑色经济和黑色秩序彻底合法化、公开化。一些政府官员也不再满足于间接获得黑色经济的好处，而要通过黑色秩序直接获取经济利益。此时，黑社会与政府合二为一，联合形成黑恶势力。这就是黑恶势力官员化，换而言之即黑金政治。一般的腐败官员主要是经济腐败，但卷入黑金政治中的官员却是政治与经济双重的腐败。

2000年开始，中国不仅已出现了典型的黑社会组织，而且在局部出现了黑金政治这样的一种政治现象。一些掌握了合法的政治权力的政治人物实际上已成为黑社会组织的组成部分。政治人物利用暴力和贿选等手段控制地方政治势力，进一步取得官职或民意代表的位置。代表黑恶势力的政治人物，通常在从政过程中，常又以贪污等方式来回馈黑道的支持。例如，河南商丘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李铁良公开给该市公安局长写信，称如果公安局开始打黑，他就在10天内取对方的人头。更有甚者在广东，黑恶势力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如果说内地黑社会大多是和地方政府的一些腐败官员有联系，是属于暗箱操作，手法隐秘，而且还不是那么直截了当。那么，广东的黑社会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半公开组织。

重庆检察机关打黑有这样一个经验：黑社会现象的严重程度与官场腐败现象的严重程度呈很强的正相关性。也就是说，官场腐败越严重，黑社会现象越严重，反之亦然。其实，保护伞的形成是以官场腐败为基础的，即先有官员腐败，后有黑社会保护伞。

黑恶势力本质上是官场腐败滋生的恶之花，是黑金和权力畸形结合的怪胎。因此，打黑不能光打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更要注重从根本上清除官场腐败这个黑社会滋生的土壤。黑社会是否盛行，在于政府本身。胡锦涛总书记早已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党对长期执政条件下滋生腐败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都要反对腐败，认识是清醒的。”薄熙来也曾指出：“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告诫全党，‘治国就是治吏’，还说‘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因此，要从根本上消灭黑恶势力，就必须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

但是，反腐败往往陷入政权内卷化的桎梏。内卷化描述的是一种不理想的社会秩序演化的状态。传统的力量在实际上占据了优势，并以非正式规则的形式决定变迁的性质，新的正式规则和程序经常被转化成某种因袭传统的不确定的制度。它好比水流中的漩涡，向前的推动力都被转化成做原地打转的运动，随着运动的圈幅在缩小，向前的推动力最终停滞、消失于漩涡的中心。内卷化具有两种特征：社会看似繁荣，但效率并未提高，仅仅是原有水平上的扩大和重复；原有的道德、规范、价值标准不再具有内在的吸引力而变成了表面文章，人们更多的时候是在表演。

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在研究民国历史时发现，在当时，地痞流氓、恶霸无赖等为非作歹之徒与地方政府的官员结成同盟，一方面，他们帮助地方政府盘剥农民，为国家搜刮资源，似乎是强化了国家能力。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利用与政府的联姻以为国家征收税费为名中饱私囊、横行乡里，造成国家政治经济资源的流失。他们对地方政府官员有极大的腐蚀作用，许多地方政府官员逐渐放弃了原有的政治角色，蜕变成身着官服的黑恶势力，不是管理并服务农民，而是渔肉农民。杜赞奇把这种国家能力看似增强实则衰退的矛盾现象称之为政权内卷化，即国家退化。政权内卷化虽然在短期内给中央政府提供了较多的税款，表面上增强了国家汲取资源的能力，但事实上是从结构上架空了中央政府，使中央政府失去了对地方政府的有效控制，最终丧失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能力。

在当代中国，死灰开始复燃，一些地方政权内卷化的现象也开始出现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具有公司的许多特征，官员完全像一个董事会成员那样行动，地方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担任管理企业的角色。地方政府尤其一些基层政府从公共机构逐渐转移成制造经济政绩的公司。一些官员们藉此来谋取名利、职位晋升或其他资源，甚至通过各种手段损公肥私，把公共资源作为商品与某些个人或集团进行交易。地方政权正逐步放弃自己的政治原则性，地方政权和黑恶势力这两种本来为对抗性的组织愈来愈有合谋和协作的倾向。国家资源的不断输入却无法带来治理效益的增长。虽然各级政府都向基层投入的巨额资源，但其中很大一部分被黑恶势力截留。官员向黑恶势力的蜕变对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但是，很多地方的反腐败斗争无非是少数上级监管多数下级。要达到控制目的只能加重对腐败的惩罚以达到威慑效果。但加重处罚往往反而促使黑恶势力势力的蔓延。对于这些官员来说，只要能摆平上级，再重的处罚也不会落到自己头上。甚至反腐部门也有黑恶化的可能，将反腐败权力用于搞腐败，以此和黑恶势力进行交易，最终变成腐败的保护伞。结果，腐败与黑恶势力不仅未能被遏制，反而大大扩张。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沿海一些省份的基层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数量反而不断增加，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其原因也在于此。

因此，要从根本上铲除黑恶势力和官场腐败，必须要遏制政权内卷化的现象。薄熙来指出，如果说贪污腐败是党的“致命伤”，作风蜕化则是“慢性病”，也会影响党的生命力。有些人虽然没有违法，但作风蜕化，如果不注意，照样会“病入膏肓”，最终致命。人民群众是最朴实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对那些松松垮垮、脱离群众的干部，当然看不起、看不上、看不惯。脱离群众是另一个严重问题。有的干部，心思不在群众，对老百姓疾苦视而不见，不屑于跟群众打交道。毛主席也曾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因此，要制止官场腐败，消灭黑恶势力，只能依靠人民群众。重庆的“打黑除恶”行动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就在于依靠人民群众。在这个行动过程中，人民群众寄来1万多封举报信，其中80%是实名举报。重庆的反腐败、反黑恶势力的行动完全可以被称之为是一场人民战争。

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70周年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权益。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各地政府都有必要学习重庆的经验与教训，一方面对官场腐败和黑恶势力实行专政，一方面要对人民群众实行民主。只能这样，才能防止腐败的发生和黑恶势力的蔓延，确保国家的稳定与政权的长治久安。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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