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年7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王光美、刘源合着的书，书名为《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在这本书里刘少奇之子刘源（现为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上将军衔）对他父亲刘少奇和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的：“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有说不尽的毛泽东，就有说不尽的刘少奇。他们共同演出了惊天地而泣鬼神的许多大戏，其中有轰轰烈烈的三幕”：“第一幕是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共产党夺取政权、改造社会，毛刘亲密无间……”，“第二幕是毛泽东发动史无前例的‘经济大革命’即‘大跃进’。毛刘分歧，教训深刻。”“毛泽东的‘经济大革命’，给国家、给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和灾难”。“第三幕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毛刘分裂，革命一败涂地。‘人人参与，人人上阵’，‘人人受侵害，人人受愚弄’，人人受到物质精神的折磨。刘少奇蒙冤逝去，戏缺了主角，粉墨登场的，陪毛泽东玩了一场大闹剧。刘没能好死，毛也不得好活。真正忠诚的，毛费尽心机去迫害；欺骗利用他的，却无可奈何，再也无力无心去追杀。……临终，懵懂也悲，明白更悲。毛泽东的悲剧，缘于不能纠正错误；刘少奇的悲剧，来自不怕坚持真理。这一幕，随毛刘共同悲剧而告终。”刘源继续写道：“刘少奇做过多次著名的自我批评。经过这些年实践的检验，今天看来，那些检讨中列举的错误，几乎没有一桩能称为没有异议的错误。有的是欲加之罪，如‘支持林彪不够’、‘和平民主新阶级’等；剩下的甚至有功，如‘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合作化问题’、‘三自一包’、‘反冒进’、‘党内走资派问题’等等。这些年，我们还沿着他开创的道路走向成功。”刘源说：“毛、刘矛盾并非自‘四清’始，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刘二人在对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上就开始有了根本分歧。刘少奇认为，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是我们政治上的主要敌人，经济建设是全社会的中心任务，应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来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这个叫做‘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是相当长的。而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是主要敌人，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心任务是阶级斗争，通过不断改变所有制关系就能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分歧和矛盾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此后的各个时期。”（见该书124页）刘源在书中明白无误的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存在一条与毛泽东路线相对立的路线，即“刘邓路线”。他说：“刘少奇的面目真正恢复了，刘邓路线被肯定了。”（见该书 122页）刘源的这些话。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正确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功过是非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可以对照研究的资料。 以上可见，在刘少奇专案的问题上，不存在江青“迫害”刘少奇。按毛泽东的说法，江青同志不仅无罪，而且“批判刘少奇是有功的”。（见《毛传》（1949-1976）下卷，第1734页） （六）起诉书说：“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江青对她所组织、领导的反革命集团在十年动乱中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颠覆政府、残害人民的罪行，都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江青同志驳斥说：“党中央授予我一定的领导权后，我始终就在这个权力的范围内进行我的工作，这怎么能说我是非法的呢？这样说，你们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究竟置于何地？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中央的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批示？”江青同志批驳得好！这是事实，也是真理。 在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里，毛主席加了这样一些话：“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份注意这一点”。（《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579页） 江青同志坚定不移地执行了中央的这个决定和毛主席的这个思想。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不只是刘林，也包括邓、叶、华、胡耀邦、赵紫阳，以及此后的修正主义集团和他们所代表的新老资产阶级。38年来的历史进一步证明，《五一六通知》、毛主席的反修防修的思想和江青同志执行毛主席这一思想的所作所为，都是完全正确的。只要不是政治盲人，不是昧良心，不是死心塌地的走资派，看到今天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情况，就不会不认识到，毛主席是多么远见卓识！发动文革又是多么及时和正确，多么重要和必要！ （七）关于文革中一大批中央委员和各级领导干部被审查，被打倒的问题。 起诉书说：“江青、康生密谋诬陷、迫害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包括“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成员。起诉书说：“1968年7月21日，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信封上署明：‘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在康生亲笔写的这个名单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九十三名，有八十八名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名单中，列入‘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七名和‘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二十九名，绝大多数也先后受到康生等的诬陷、迫害。” 江青驳斥说：“你们所说的那个所谓诬陷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事情，简直是有史以来的奇谈怪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各级机关和部门的领导人提了很多的问题，揭发出许多历史上的丑行，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向康老要一个有问题的人的名单，就成了所谓的诬陷的证据。难道说，革命群众揭发的那些问题，都是我江某人炮制出来的吗？难道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的揭发材料，也是我江某人策划搞的吗？明明是党中央给他们定的案子，我看了材料给人们讲一讲，就成了我江某人的诬陷，这能说服历史和后人吗？我这里还只是说就算你们所说的材料是假的这个前提上，更何况党中央整理他们的每份材料和定的案子都是正确的呢。照你们说来，文化大革命十年来，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这场运动中，所有揭发出来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等等，统统都是假的，统统都是冤案、假案、错案，都是我江某人策划的，这可能吗？这岂不把你们的能力和才华都抹杀了吗？我江某人真要有这么大的本事，我怎么会坐到这个被告席上来呢？我这样一讲，可能人民群众就能看清事实了，你们这个特别法庭搞的这一切，就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地精心制造出来的大冤案。你们所采取的手段，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然后扩大范围，把我搞臭。天地良心，你们的良心哪里去了？我还是毛泽东的妻子，你们就敢于如此，可见王洪文为什么到了法庭，到了这个地方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据史料介绍，当时作为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同志，分管组织和干部工作，而中央文革小组又是直属中央常委领导的中央办事机构，康生把审查情况的名单交给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此事毛泽东同志也会知道），有什么过错？修正主义集团污蔑、责难江青同志，完全是鸡蛋里挑骨头。 再说，整党、审干、清理阶级队伍，反修防修，是毛主席、党中央所决定的，不是江青或其他哪个人的问题。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前的1968年10月5日，毛主席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周恩来、康生、江青等在座。在谈到清理阶级队伍时毛主席说：“失败的阶级还在挣扎，……不能丧失警惕，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大概还有半年到一年搞清理阶级队伍、整党，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得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年谱》第6卷第202页）为什么要整党、审干、清理阶级队伍，其目的与意义何在，毛主席的这段话说得很明确。江青同志不过是坚决地贯彻了毛主席这一思想而已。 笔者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在初期的群众发动、审干、整党和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正如毛主席所说：“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所以这需要领导。”（《年谱》第6卷第202页）初期的群众揭发，的确存在一些不实的情况，一些同志被误会和冤枉，甚至吃了皮肉之苦，但在文革后期的落实政策和解放干部阶段，凡是搞错了的，大多给予甄别、平反，得到妥善处理。大多领导干部得到“解放”并被重新重用，这其中就包括名列第二的走资派头子邓小平——当然，他后来又变化则另当别论。这个过程和事实，修正主义集团是歪曲和否定不了的。 （八）所谓“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罪行”。 起诉书说：“1966年10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搜查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叶群让吴法宪把江腾蛟找来北京，对江腾蛟说：“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等五个人的家，……”。“1974年至1976年，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指使迟群、谢静宜利用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些部门和上海、辽宁等地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帮派体系骨干秘密串连，互通情报，并搜集一些省委领导干部的讲话记录和省委文件，编写《走资派还在走》、《情况反映》等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骨干的指挥、煽动下，冤狱遍于全国。各民主党派，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 江青同志反驳说：“林彪指使叶群和他们的小分队去抄郑君里、赵丹他们家的事情，我回顾了很久，这是林彪的罪恶和阴谋的一部分，郑君里和赵丹的死，我是在这里才听说的，你们把这些强加在我的头上，难道不是和林彪一样地对我的迫害吗？吴法宪那个王八蛋是他的走狗，他的话怎么能作为凭据呢？他早就对我和张春桥恨得咬牙切齿，这是人所共知的。我再在这里申明一遍，林彪和他的小分队对郑君里和赵丹以及对秦桂贞的事情，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们也拿不出像样的证据来。我倒是怀疑，你们已经和吴法宪这类人串通好了，有意要陷害我，不然，为什么你们至今不让我和郑君里家里的人好好地对质一下事情的经过？” 还有一条，说江青迫害劳动模范时传祥和她的保姆。江青否认。江青被捕后，看守她的女兵说过这样的话：“江青在秦城监狱，除了专案组的提审之外，惟一能够日日相伴的就是这些青春年少的女兵们。在审判前，没有一个亲人去看她。即便有看她的人也只能通过观察孔，时传祥的夫人、江青的上海保姆都只能这样。”（2012-08-17多维历史：《江青在狱中》）时传祥的夫人和江青的上海保姆能够去监狱看望江青，就说明她们与江青的关系是很好的，是很有感情的，所谓江青迫害时传祥和她的保姆，根本就不存在。 至于所谓的“冤狱遍于全国”。完全是对毛主席领导的文革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恶毒攻击、否定和污蔑性的政治术语。谁都知道，文革主要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思想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学术权威，而对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哪里有什么“冤狱遍于全国”？！真正的“冤狱遍于全国”，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后的年代，不仅是“冤狱遍于全国”，而且是数以亿计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沦落为中外资本家的奴隶！江青她们当年说得对，“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逝世后，走资派不仅还在走，而且是快步走，跑步走。如民谣所说的“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九）所谓江青等“打击和诬陷邓小平”。 起诉书说：“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向毛泽东主席“诬告邓小平搞篡权活动，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诬陷邓小平是‘反革命两面派’、‘谣言公司总经理’、‘法西斯’、‘大汉奸’、‘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 “诬陷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江青同志反驳说：“我和邓小平之间有斗争，我从来不否认这一点。”“毛主席早就对我说过，要警惕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翻案活动，他们肯定是要翻案的，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条预见，由于华国锋这个坏家伙和叛徒的出卖，你们暂时地得逞了。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中国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人民是经过锻炼的，你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人民将来是不会放过的。” 江青同志说：“这个起诉书采用了没有的给我捏造，小事情给我夸大，别人的加在我头上。用这样的方法来制造了这起大大的冤案。你们开了这个头，好，后人就会群起而效之，你们将来也逃脱不了这样的下场。就是现在不会这样，将来也免不了这样，这是你们首先挑起来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江青同志没白被毛主席培养多年，她的政治敏感性就是强，她的政治觉悟就是高，她对邓小平的本质看得就是透。《红楼梦》歌曰：假作真来真亦假。假如今后有一天审判邓小平，“‘反革命两面派’、‘谣言公司总经理’、‘法西斯’、‘大汉奸’、‘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这几宗大罪，邓小平是逃脱不了的，并且还要加上“修正主义路线总头子”、“复辟资本主义的罪魁祸首”、“镇压和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卖国贼”。 关于本条涉及到1975-1976年邓小平大搞翻案活动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那场斗争，笔者将在后面的题目中继续论及。 （十）所谓“江青是叛徒”。 所谓“江青是叛徒”的罪名，从中央的文件、领导的讲话，以及报纸、书籍等大众媒体等炒作的沸沸扬扬。然而，假的就是假的。曾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的王文正后来谈到了这件事时说： “1934年10月的一天，江青在公园里与原青岛地下党的乐若（又名阿乐）联系时被捕，关入上海市警察局看守所。……江青在狱中一个多月后，由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保释出狱，后随徐明清（参加长征的老红军、建国初期农业部副部长王观澜同志的夫人）回浙江省临海县溪路乡的老家避难。后来，徐明清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妇女科副科长，为江青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写了自己认识江青的过程，以及江青入团、被捕、积极参加地下党的各种进步活动，与她一同去浙江老家避难等事实。”“徐明清证明，江青在被关押期间，没有叛变，并且在延安审干时已经有了结论。”然而，“十·六”政变后，华国锋等为了给江青罗织罪名，说“中央有关的专案组认为徐明清‘包庇’了江青的叛徒问题，经领导批准于1976年12月逮捕了她，送进秦城监狱关押。徐明清在秦城监狱里写了‘江青是叛徒’的揭发材料。1977年3月，徐明清的这份揭发材料被影印收入当时中央文件关于四人帮的罪行材料，并下发到各级党委。此后不久，徐明清被释放，她很快对她的揭发材料做了更正。1980年‘两案’预审调查时，王文正见到徐明清写的更正材料。徐明清在这份材料里，说明她揭发‘江青是叛徒’的材料，是由专案组人员口授，自己被逼迫执笔写成的。（笔者：实际就是刑讯逼供和诱供）因而她不承认能证明‘江青是叛徒’的问题。”王文正说：“徐明清这样做，无论从党性原则还是从人格方面来说，都是值得尊敬的。她不因为江青成了‘四人帮’而落井下石，她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江青受到全国人民共讨之，（笔者：应该是帝修反和资产阶级“共讨之”）即将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时，（笔者：不是历史的审判台，而是修正主义的审判台）能够站出来讲如此的话，这也是需要一定胆量的。至此，唯一能证明江青是叛徒的证明材料被推翻了。有关江青的‘叛徒’一案，到此已经很清楚了。”“后来，彭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汇报时说：‘现在能够证明她是叛徒的材料和罪证都不足。如果在法庭上提出，江青必然反咬一口，反会冲淡林彪、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这一点要向中央报告一下。’”（摘自《百年潮》2008年第4期：《江青不是叛徒》）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插曲。1976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里面有一封1976年4月25日，章含之写给毛主席的信，内容是：“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他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话。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话。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含之。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摘自1976年12月10日，中发[1976]24号《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第48-49页，影印件原文） 康生夫人曹轶欧同志八十年代后期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于所谓康生说过江青历史上是叛徒的说法断然否认。曹轶欧解释说：“我从来没有听康生和我谈起过这样的事。‘粉碎’江青等人后，中央派人向我了解这事，我是这样回答的：大约1974年和1975年间，康生陆续收到几封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信，说江青曾经被捕过。其中有一个女同志被定为叛徒，她曾经给江青写信求救，说江青是了解她的。于是，人们怀疑江青也是叛徒。但是我清楚：江青在三十年代的确被捕过，但是敌人并不知道她是共产党员，只说她是左翼人士。敌人找不到证据，只好把她放了，她并没有写过自首书。为此，毛泽东曾经让江青找康生和我谈过这件事情。毛泽东对康生说：‘江青积怨较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不敢把矛头指向我，只好指向江青、春桥这些人，他们在搞清君侧。说江青是叛徒，春桥是叛徒，还说你也是叛徒。其实你们都没有被敌人逮捕过，从何而来的叛徒？真正的叛徒是那些登报写了自首书的人，还有那些自首后领着敌人杀自己同志的人。确定这样的叛徒界限可以防止有人混水摸鱼。’康生听了毛泽东的话后，当即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以后，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办事的。一些文章里把江青骂了个狗血喷头，一无是处，这也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摘自《中华论坛》：《澄清谎言：康生从没有说江青是叛徒》发表于：2011-12-13 17:03:58。网址：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35/13/10/1_1.html） 至此，诬陷“江青是叛徒”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修正主义集团在诬陷江青同志是叛徒的同时，他们捏造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罪名，也是欲加之罪，不能成立。今天，历史老人已经昭告天下：真正的“叛徒”、“国民党特务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不是王张江姚，而是当今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 江青同志针对起诉书对她在三十年代的革命经历大泼污水的罪名，而在法庭上义正词严的怒斥修正主义当局：“好像我江某人在三十年代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现在你们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嘛，我究竟有什么样的把柄攥在你们手里呢？没有，没有，根本没有。江某人在三十年代的所作所为是光明正大的。” （十一）所谓“控制宣传舆论工具，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问题。 起诉书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通过陈伯达、姚文元，控制宣传舆论工具，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所举的事例是1966年6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1976年春，姚文元亲自修改审定发表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等文章，以及“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指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梁效’、上海的‘罗思鼎’、《红旗》杂志的‘池恒’和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唐晓文’等写作班子，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还有1976年“四五反革命事件”的宣传报道等。 关于这个问题，江青同志在《我的一点看法》和对起诉书的“批语”中没有正面批驳，也无需批驳，因为所谓“控制宣传舆论工具”的是毛主席、党中央，连一些重要文章都是经过毛主席亲自布置或毛主席亲自审阅、修改的。毛主席、党中央这样做的道理，就是保证对文革的正确引导和顺利展开，以达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而不是所谓的“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后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制造反革命舆论，妄图“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诬陷、迫害江青等同志的这些人。 总而言之，以上这些迫害江青同志的欲加之罪，就是江青同志所说的：“逮捕审判我，这是丑化毛泽东主席”，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篡改历史”。作为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忠诚战士和英勇旗手的江青同志，在十年文革中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一身正气，何罪之有？！ 三、江青有功 从杨开慧、贺子珍，到江青，毛主席的妻子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都是了不起的女中豪杰、巾帼英雄、党和国家的功臣。 论贡献，江青同志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参加革命的，属于红军时期的“老革命”。她经历了上海地下党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重要时期，经历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她同刘少奇、邓小平和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以及毛主席逝世后对毛主席，对党和革命事业忠贞不屈的彻底革命精神，是非常了不起的。 江青同志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对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一生。在中国革命的英雄史册上一定会浓墨重彩地写上她的名字和她的事迹。 正因如此，江青才遭到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嫉恨，成为他们重点打击和迫害的对象，置其于死地而后快。这或许就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的缘故吧。 文革后，邓小平再次上台，为了蒙蔽和欺骗全党全国人民，而采取“拥周反毛”的策略，否定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制造所谓周恩来反对毛泽东，反对文革，反对江青和“四人帮”的假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纵览波澜壮阔的文革历史，周恩来同志或许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总的看，他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文革，也支持和尊重江青同志。周恩来为文革的顺利开展，为打倒刘林两个修正主义集团，做出了别人很难替代的特殊贡献。这是一个铁的事实，是邓小平们所改变不了的。 回顾历史，在对江青同志的众多评价中，恰恰是周恩来同志，而不是别人，对江青同志的评价最全面，最客观，最正确。 文革期间，周恩来同志在多种场合多次赞扬江青同志的革命精神，面对那些诬陷和诽谤江青同志的各种谣言和秽语，周恩来同志总是挺身而出，坚定地站在江青同志一边，伸张正义，主持公道。 1966年11月28日，周恩来《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中说： “我在这里要提几句江青同志奋斗的生平。我们要晓得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的年月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当共产党员的时候，就遇到叛徒、假党员、坏分子、国民党反动派对她的迫害。她在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像鲁迅那样硬骨头似的敢于向迫害、压迫、摧残、诽谤、造谣的人反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所以当时江青同志战斗过的，如果把那些文章拿出来读一读，那都是红文章。至于有些反动派诽谤者写的坏东西，这不是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是这些黑帮、坏分子收集的台湾、香港、美帝苏修的材料。所以这样收集的这些材料，就是这些黑帮反动派、帝国主义者、特务所写的那些材料——诽谤的材料。这些人就是黑帮，所以我们要追究这些人。这些材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都是诽谤的材料嘛！鲁迅也遇到过嘛！何况江青同志那个时候既做地下工作，又做艺术工作，很不容易，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钦佩她。在抗日战争的初期，江青同志到了延安，成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恳的学生，她确实是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著作和思想，所以在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能勤恳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岁月里，还参加了我们解放战争。到了解放以后，这些黑帮分子，就是刚才说的，从大叛徒刘少奇起，刘、邓……等，一直到……一小撮二月逆流分子，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跟他们斗争，所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我们就看见江青同志的表现。一九六三年的戏剧革命，八个样板戏到今天还是光辉灿烂！在一九六六年，彭真起草的那个《二月提纲》的时候，正是林副主席委托江青同志所完成的在人民解放军进行的文艺座谈会纪要的发表，你们看一看，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红的，多么鲜明的对照啊！光辉的纪要，值得我们大家再重新学一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历史时期，江青同志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也是严格地要求同志，用毛泽东思想的尺度，来考察每一个同志，分清敌我的界限。当着是同志的时候，她非常诚恳热心地帮助同志；当着判明是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勇敢地把他端出来，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我不敢当，我还要学。因此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誓死保卫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誓死保卫我们的红卫兵，还要誓死保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 不久，周恩来《在接见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 “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物刘、邓……等等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出的八出样板戏，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到了1966年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内奸彭真写了个《二月提纲》，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托，写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谈纪要》，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大家都人手一册读过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贡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周恩来文革时期讲话汇编（1966-1975）》） 从以上周恩来同志两次讲话中摘录的内容看，周恩来对江青同志的评价很高，也很全面，既包括三十年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也包括建国后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既介绍了江青同志的主要革命经历，又介绍了江青同志在各个时期的主要贡献。笔者认为，周恩来对江青同志的这些评价，是真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的，江青同志是受之无愧的。 诚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江青同志也有这样那样的弱点、缺点，甚至错误，然而，看人要看主流，看本质，看世界观。江青同志的缺点、错误与她的优点和革命贡献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是瑕不掩瑜。 我们知道，文革期间，周恩来与江青也发生过分歧和矛盾，周恩来对江青有过批评，江青对周恩来也有过批评，主要在1972-1975年期间。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属于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本文后面还要谈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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