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正确分析和认识毛主席对江青同志的批评与表扬 修正主义集团歪曲和夸大毛主席对江青同志的批评，并以此为借口，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和陷害江青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的认识之所以长期没有转过弯来，也是出于对毛主席的高度信任，而对修正主义集团的这些谎言信以为真的缘故。 其实毛主席对江青同志既有批评也有表扬，其中的批评也是从教育、帮助和爱护江青的目的出发的。在处理和解决江青与邓小平等人的矛盾和分歧的问题上，毛主席既有亲者严疏者宽的良苦用心，也有团结大多数和斗争策略方面的考虑。时间大多集中在1974年至1975年，而这个期间，正是邓小平复出后大搞两面派、欺骗毛主席，进而大搞翻案活动的时期。因此，对于毛主席对江青同志的批评，我们一定要联系那段历史背景，了解毛主席是在什么场合，因为什么，是何用意，以及对毛主席的批评，有没有被人做手脚等方面加以分析，以达到辨别真伪，分清是非，恢复江青同志的名誉和历史本来面目的目的。
这四种主要资料中应该说《中共中央通知》及所附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和《文稿》是最早公布的，应该具有权威性。其他资料可以从中进行比较和了解毛主席的批评、批示的背景情况。 中发[1976]16号文件，一共有六部分，在前三部分中，列出了毛主席从1974年1月-1975年5月，17个月的时间，多次批评江青和“四人帮”。原文如下(顺序号为作者所加)： 一、一九七四年一月，他们背着毛主席，也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三箭齐发，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1974年2月12日，毛主席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二、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毛主席在答复江青的信中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三、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又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主席两次讲：“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四、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江青的信上指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五、一九七四年十一、十二月，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托人向毛主席转达她的意见，要王洪文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毛主席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又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来自王海容、唐闻生的揭发材料） 六、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毛主席批评他们说：“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七、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指示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但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却违背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教导，公然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把经验主义作为当前的主要危险，大做文章。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在姚文元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批判了他们的错误，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八、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他们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毛主席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毛主席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在反复讲了“三要三不要”之后，毛主席说：“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过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九、我们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就指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就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采取果断措施，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消除了党内一大隐患。 十、一九七四年十月，“四人帮”背着党中央政治局，私自派王洪文去见毛主席，告周恩来总理的状，妄图利用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组织他们的“内阁”，遭到毛主席的痛斥。以上就是我们看到的中央文件最早公布的毛主席对江青等人批评的最初版本。此后公布的三份四人帮所谓“罪证材料”和出版的《文稿》、《毛传》、《年谱》，只是在这个最初版本框架下的增增减减。 “文稿”（第13册第394-399页），以《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为题，列了八条，都是摘自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下发的《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和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转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之三） 《文稿》新加的两条内容： 一是：一九七五年初，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她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我们报告毛主席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们又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注[3]：原外交部唐闻生、王海容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揭发材料） 二是：一九七五年九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毛主席批准的议题是全国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江青却在大寨大讲《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影射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架空毛主席”，并且无理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同志识破了江青的阴谋，及时报告了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以后，愤怒地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注[6]：王海容、唐闻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信中说，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之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要求汇报一些问题。当他谈到江青在大寨会议的讲话时，毛主席说：放屁！文不对题！然后接着说：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政治局）没有多少人信她的。〕，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注[7]:这是毛泽东在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的汇报时作的指示。)，打击了“四人帮”的反动气焰。 《毛传》（1949-1976）（下卷），在论述毛主席对江青的批评，专设了一章，即第四十一章，题目是“批评‘四人帮’”。这一章共26，864字。在这么长的文字里，介绍背景和观点铺垫就占去绝大部分篇幅。真正涉及毛主席批评江青的文字并不多，其中大多为《文件》和《文稿》已经刊出的内容，但介绍的比较详细，也有新的内容：一是批林批孔夹杂走后门问题；二是关于江青反对邓小平出联大会议问题；三是批林批孔批“现代的儒”的问题；四是，在1974年７月17日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她算上海帮呢！”点出了“四人小宗派”，同时在会上也说了“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五是，长沙告状问题，加了新的内容；六是，毛主席在支持周恩来、邓小平组阁（人事安排），批评江青王洪文的同时，又提出“理论问题”，“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七是增加了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八是，在第四十二章，对1975年5月3日夜，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更多一些。特别是提到毛主席对江青等人的批评中，提到：“不要小题大做，我看问题不大”等非常重要的话。这对于我们分析江青等人所犯错误的性质，是十分关键的依据。 《年谱》上的毛主席对江青等人的批评内容，与《毛传》大体一致。也有毛主席说的“不要小题大做，我看问题不大”等非常重要的话语。 从《文件》、《文稿》、《毛传》、和《年谱》所记载的毛主席对江青等人是批评，集中在“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冲淡批林批孔”、“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凤庆轮事件”、江青给基层“送材料”、调整文艺政策、反对邓小平出任出席联大代表团团长问题、“长沙‘告状’”与四届人大“组阁”问题、“江青有野心”、以及毛主席与江青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毛主席的这些批评既有在各种报告、来信上的批示，也有和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工作人员的口头谈话记录，还有“粉碎四人帮”后的各种揭发材料。总的看，出处比较零散、杂乱，疑点比较多，所针对的事情也不尽相同。笔者认为，毛主席的批评比较集中、具有代表性的批评是1975年5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五三会议谈话”。 （二）关于“五三会议谈话”背景。 1975年1月中旬四届人大召开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从军队到地方，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工作。 《毛传》在第43章写道：一月二十五日，邓小平“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的领导干部作《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他指出：‘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军队被搞得相当乱’。为此，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这是在四届人大以后，实际上主持国务院和军队工作的邓小平首次发表的重要讲话，锋芒直指‘文化大革命’以来地方和军队普遍存在的‘闹派性’的顽症。这篇重要讲话，打响了他领导全面整顿的‘第一炮’。接着，邓小平便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 “当邓小平有力地推进全面整顿的同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仍是这时整个舆论宣传的中心。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公开发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社论提出：‘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这是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录编辑的。此前，中共中央在经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中，要求各级党委 ‘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这类材料，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从二月底到四月中旬，现存档案中没有一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或写有批语的文件。这种状况在以往是罕见的。这段时间内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就在这时，控制着全国舆论宣传工具的‘四人帮’，借宣传‘学习理论’的名义，掀起了一阵声势很大的反对‘经验主义’的浪潮。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大谈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在讲话中，张春桥没有一个字提到克服派性的问题，反而指责一九七二年前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并以要接受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为由，影射攻击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同一天，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写的一段话，强调‘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谎称：‘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批判‘经验主义’，攻击的矛头明显地对着周恩来。在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被批评‘犯经验主义错误’。这以后，周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在这方面作过多次自我批评。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张、姚在此时打出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号，他们的用心不言自明。……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写道：‘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四月一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宣称‘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被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后沉默了几个月的江青也到处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 四月十四日，毛泽东结束了他九个月的南方之行，回到北京。 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北京的最近情况，特别讲到江青等大批所谓‘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他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最后，毛泽东要求将这个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四月二十七日召开会议，传达这个批示。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会上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江青等一九七三年以来屡次伺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的行径。对‘四人帮’发起的反对‘经验主义’的宣传，邓小平更是气愤地指出：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江青等认为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是一九七О年‘庐山会议的再现’。会后，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攻击邓小平、叶剑英等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信中还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江青也给毛泽东处打电话。接电话的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了。她当时留下一份有关这个情况的记录：‘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一九七五年五月。”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亲自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直接表明他的态度。” 周恩来没有出席4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但４月29日和30日他先后同邓小平、华国锋、吴德、陈锡联、王洪文等谈话，了解会议的详细情况。５月１日下午，他再次约王海容、唐闻生长谈。２日，他又嘱秘书将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以及其他登有反“经验主义”的报刊文章找出送给他看。 ５月３日晚10点45分，召开了这次政治局会议。 从以上《毛传》介绍的这一大段文字的“五三会议”背景看，《毛传》的作者是偏向邓小平等人的，但也暴露出，围绕“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所发生的分歧，核心和要害问题，还是对文革的态度问题。邓小平打着“整顿”和“消除派性”的旗号，在逐步地否定文革。江青、张春桥等则以反对“经验主义”为名，揭露和反击邓小平等人否定文革的翻案倾向，出发点是好的，但没有抓住“批修”这个要害问题。作为统揽全局的毛主席，权衡利弊，从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侧重批评江青、张春桥等，把“经验主义作为主要危险”是不准确，也不利于批判修正主义、维护安定团结。同时，作为聪敏过人、洞察秋毫的毛主席，不会不发觉邓小平们否定文革的苗头。毛主席批评“四人帮”，也有对邓小平等人做进一步观察和考验的余地。例如，对于在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对江青、张春桥肆无忌惮地围攻，毛主席能没有感觉吗？江青给毛主席打电话（张玉凤接并转告毛主席）反映这次会议“围攻”她的情况，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这句话，就是双关语。笔者理解“把问题摆开了”，就是矛盾双方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已经暴露清楚了。毛主席的这番话，没有让张玉凤转告江青，也没让“传达”，这说明，毛主席此时已经心中有数了。 （三）正确理解毛主席对江青等人批评和目的，以及江青等人发生错误的原因与性质。 “五三会议谈话”是我们正确领会和理解毛主席对江青等人的批评的内涵、目的，以及对江青等人所犯错误的性质等，最重要、最有说服力的依据。 笔者认为，毛主席“五三会议谈话”的重点是“三要三不要”，核心是反修防修，“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是重中之重，也可以说是“三要三不要”的核心和纲。再说，“三要三不要”，并不是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的。毛主席从九大到十大，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个“三要三不要”。细细品味，“五三会议谈话”，许多是双关语。“三要三不要”也不仅仅是针对江青等人的批评、警示和要求，也是针对所有政治局成员，以及全党的警示和要求。笔者认为，毛主席对江青等四人的批评，主要是“三要三不要”的第二句，是团结问题，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问题，当然，也不排除含有斗争策略上的考虑。 下面，笔者对毛主席“五三会议谈话”做几点粗浅地分析。 1．关于“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 这是毛主席首先提出的话题，并且在整篇谈话中，说得最多的。围绕这个问题，毛主席由浅入深地说了四层意思。一是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人思想不一致”，所以提出来，与大家“商量”，以达到统一思想、“安定、团结”的目的；二是主动承担责任，并做自我批评：“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注：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三是指出这些报告、文章和经验材料的错误在于“说了经验主义”，“没有说教条主义”，而“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毛主席还回顾党的历史，谈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此前几天（1975年4月22日）毛主席已在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道：“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笔者理解，“五三会议谈话”，毛主席并没有完全否定对经验主义的批判，是“提法”不完整，不能只批经验主义，而不批教条主义。尽管经验主义也是修正主义的一种表现，但在“提法”上总的还是应该提反对修正主义，集中批修正主义才对。《文件》把这件事上纲上线到“违背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教导，公然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是不对的。毛主席的批评，没有这个意思。毕竟毛主席把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包括”在修正主义范畴之中，并把经验主义列在教条主义之前。四是江青等人批判经验主义，矛头对向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因而与邓小平等形成对立局面。毛主席从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严厉批评江青：“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毛主席的高度原则性和“亲严疏宽”的博大胸怀。五是强调，解决这些问题，“要用教育的方法”，要“安定团结”，“不能过急”，“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笔者认为，这是双关语，对立分歧的双方都可以从自己方面去思考。六是在批评江青等人的同时，警告邓小平、叶剑英等人，“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这句话分量是很重的，是对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严肃警告。这等于说，在批评、帮助江青的问题上，谁“小题大做”，谁就违反了“三要三不要”，谁就是破坏九大、十大确定的路线，破坏安定团结。 2．关于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的问题。 毛主席说：“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毛主席还说：“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指王、唐），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他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摘自《毛泽东文革指示谈话汇编》1975年5月3日讲话记录稿全文。这个记录稿，比《年谱》内容多） 另据《年谱》记载：1974年1月25日，江青等人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迟群、谢静宜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将批林批孔与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军队系统对于批孔无动于衷和批判走后门等联系起来，矛头指向邓小平、叶剑英等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其间，江青、姚文元不断插话，说：“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要反对折中主义”，“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2月15日，毛主席阅叶剑英1月30日来信。叶剑英在信中根据江青等人在1月25日批林批孔大会上批判走后门的情况，提出将在空军34师当飞行员的孩子调回原部队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孩子已表示听主席的话到农村去。毛主席批示：“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年谱》第519-529页）虽然毛主席给叶剑英的复信没有提江青，但江青在1974年２月１8日，给毛主席写信做了检讨，说：“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 这一条，比较好理解，就是批评江青等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形而上学，片面性，眉毛胡子一把抓，没有抓住主要矛盾，没有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特别是，抓走后门这个问题，会伤人过多，还涉及到叶剑英等领导人，不利于安定团结大局。 3．关于“不要搞‘四人帮’”问题。 毛主席第一次称江青等人为“四人帮”，是1974年11月23-27日在长沙与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 “五三会议谈话”中谈到“四人帮”完整的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不要分裂，要团结。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这三条我重复一遍，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摘自《毛泽东文革指示谈话汇编》1975年5月3日讲话记录稿全文）在这段话中，毛主席三次讲“三要三不要”在顺序和字句上都有所不同：开头，毛主席把“要团结，不要分裂”单独说一次，放在三要三不要之前；接着毛主席讲“三要三不要”的三条，强调“不要搞宗派主义”，强调“自我批评”，强调“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最后，毛主席又重复一遍这三条。笔者分析，毛主席把“四人帮”的问题，视为不团结的问题，是宗派问题，而不是搞修正主义和搞阴谋诡计方面的问题。毛主席三次强调这三条，不只是针对江青等人，也是针对邓小平、叶剑英，以及所有政治局成员的。 毛主席早在1966年8月12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就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转摘自1968年4月27日《人民日报》）还说过：“世界上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这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8页）含义大致相同。毛主席提出不要搞“帮”和“派”的问题，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唯一一次。就是这次“五三会议谈话”也讲到“广东帮”、“湖南帮”，此前，毛主席还提出过周恩来、邓小平是“法国派”。（《年谱》第6卷第554页）诚然，党内有派毕竟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路线斗争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派别的斗争——马列毛主义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所以，毛主席历来既承认“党内有派”，有“山头”这个客观事实，但又一贯反对在党内搞小圈子，搞宗派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毛主席批评江青等不要搞“四人帮”，也是提醒、警告和反对邓小平等人搞帮派。 尽管毛主席明确提出和批评了“四人帮”，但“四人帮”的错误还不是路线上的错误。他们几个人是拥护毛主席，是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的。他们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刘、林、邓等人的错误路线上，观点比较一致，走得比较近一些。总的看，还是个认识问题，所以毛主席“五三会议谈话”说：“这次犯错误（指江青等——笔者注），还是自我批评。”“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也如“五三会议谈话”的注释上，毛主席批评邓小平所说的：“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毛传》说：“毛泽东的本意，是想让大家在认同‘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前提下，促进党内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安定团结’。”笔者认为，《毛传》作者的这个分析，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等人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却故意歪曲毛主席的本意，甚至利用毛主席“五三会议谈话”，断章取义，捏造所谓“毛主席遗志”，搞军事政变，陷害江青等人，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1957年5月，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出：“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423页）笔者认为，江青等四人，就属于“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人，而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则属于“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比较危险”的那一部分人。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一分析和论断的无比正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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