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关于四人帮“组阁”和“江青有野心”问题。 这次会议主要谈“四人帮”的问题，但毛主席却只字未提“四人帮”的“组阁”和“江青有野心”问题。这就给我们很多思考的空间。 所谓“组阁”，就是四届人大的人选问题。总理和人大委员长的位置，由朱德和周恩来继续担任，是毛主席事先就打招呼的，比如，毛主席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对此，江青等人并没有反对，也没有提出其他人选的意见，但他们不赞同邓小平的任职是比较明显的。至于推荐王洪文当副委员长，是可能的，因为此时王洪文已经是党的副主席。至于国务院各部部长人选，应该是政治局具体决定的，也不存在江青组阁问题，但作为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同志，在政治局讨论时提出自己的意见，或直接向主席汇报自己的建议，不能算他们几个人“组阁”或“有野心”，更不能上纲上线为“篡党夺权”（中发[1976]24号文件语）这种说法，要把毛主席摆在什么位置？难道江青等人是要夺毛主席的权？显然不是这么回事。 关于毛主席说“江青有野心”的批评，笔者查到六次： 第一次是：1974年11月12日，毛主席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这是邓小平到长沙与毛主席谈话时向毛主席告江青的“状”的同一天的批示（见《年谱》第6卷第557页） 第二次是：1974年12月23日-27日，毛主席在长沙听取周恩来、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汇报时的谈话中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年谱》第6卷第562页） 第三次是：1974年11月19日，江青写信给毛主席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个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毛主席给江青的复信：“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年谱》557-558页）九大后，撤销了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分管一摊，唯独江青没有分工，在这种情况下，江青要求工作，也在情理之中。至于毛泽东不给她分工，而要江青“研究国内外动态”是有更深层的考虑。 第四次是：1974年11、12月，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托王海容、唐闻生向毛主席转达她的意见，要王洪文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毛主席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来自王海容、唐闻生1976年10月17日揭发材料） 第五次是：1973年11月2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犯“右”的错误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又说：毛泽东“对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明确表示：‘不要’”。（《毛传》下，1671页）。而《年谱》对这件事的记载是：“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是‘错误路线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之后，江青将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对此，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年谱》6卷507页）。《毛传》和《年谱》对这件事的不同写法（出处也未注明），显然，内涵不同。按《年谱》的写法，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不是江青本人和姚文元要求进常委，而是“将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这就是说，是有人有这个提议，而不是她本人的“要求”，她将有人提出的“意见”，报告毛主席，这是个组织程序和组织原则的问题，她不能不报告，她这样做，并不能认为是江青本人提出要当常委的“要求”。如果《年谱》的记载是真的，那么显然《毛传》就是有意篡改了这件事的原意。 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两点，值得怀疑。第一，作为江青如此伸手要官的严重问题，中央在最早公布的“罪证材料”里，并没有提到。只是在“罪证材料之一”第97页上，有一幅写着“3. 要江青当党中央主席的反动信”的影印件。而写这封信的时间是在毛主席逝世之后，而不是1973年。第二，如果真存在有人提出增补江青、姚文元为常委的提议，为什么不讲清楚是谁的提议，江青对这个提议是什么态度，她对毛主席又说了些什么，是赞同这个提议，还是反对这个提议，对这些重要的情节，这两本书都隐去未提。笔者分析，如果江青赞同这个提议，这两本书的作者是不会不写进书中的。 第六次是：1975年初，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王海容、唐闻生——笔者注）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她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我们报告毛主席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们又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来自唐闻生、王海容1976年10月17日的揭发材料。“罪证材料之一”第21页） 我们具体分析一下毛主席这六次批评。第一次是可信的，因为有毛主席的文字批示。但毛主席只是不让江青去管四届人大的“组阁”工作，并没有说“江青有野心”。第二次，是毛主席对周恩来和王洪文说的“江青有野心”，但有四点不详之处：（1）如果毛主席真的在1974年12月与周恩来与王洪文长沙谈话时说过此话，为什么“五三会议谈话”没说？（2）说这句话的时间不详。《年谱》列出毛主席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总共是4天，即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说“四次听取周恩来和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汇报”。又说“12月27日晨三时，同周恩来单独谈人事安排和理论问题。”而《毛传》的记载是：“周恩来在12月23日下午到达长沙。王洪文也另机到达。24日，在毛泽东住地，周恩来、王洪文同毛泽东会面。……从这天起到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三次谈话，又同周恩来单独谈一次。”（《毛传》1711页）。《年谱》说从12月23日到27日与周恩来、王洪文谈了四次，又同周恩来单独谈一次，而《毛传》却说，从24日起同周恩来、王洪文谈三次。这里记载少一次。23日没有谈。毛泽东批评“江青有野心”这句话，究竟是同周恩来单独谈话时讲的，还是同周、王两人谈话时讲的，不详；具体是哪一天讲的，也不详。像这样重要的谈话，周恩来、王洪文不会不记住日期。（3）另外，在《周恩来年谱》里有这样的记载：“（1975年）12月8日，（周恩来）在和王洪文的谈话中，提醒他记住毛泽东1974年在长沙谈话时关于‘江青有野心’的告诫。”另在国防大学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卷）第336页《在最后的日子里——记病重住院期间的周恩来同志》（作者高文谦）是这样记载的：“1975年12月间，在同王洪文谈话时，他一再告诫王要记住毛泽东1974年底在长沙同他们两人谈话中关于‘江青有野心’的那段话。”同样一件事，两本书却说法不同。（5）如果说，毛主席是与周恩来、王洪文两人讲过“江青有野心”这句话，那么，笔者查看四人帮的三大本“罪证材料”，王洪文的检查交代材料和江青的检讨里，都没有提到毛主席的这句话。《毛传》（1737-1738页）写道：1975年6月14日，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这次会议上，大家主要对于‘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四人帮’的问题，‘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的问题，提‘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等，进行了批评。会上，春桥、文元同志对于在讲话、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有片面性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江青同志除了在四月二十七日会议上对批判经验主义问题上承担了责任、作了些自我批评外，这次会议上也谈了一下‘四人帮’的历史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会后电话告我，她还要给主席写书面的自我批评。我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在批林批孔、赞成批‘走后门’、两次大会没有向主席报告，对赞成‘批判经验主义’问题、‘四人帮’、‘不抓大事’问题上作了些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开得一般。就我个人看，会议上对于四位同志（包括我）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6月28日，江青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说：“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她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等。她在这份书面检讨中还写道：“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三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 如果毛主席真的说过“江青有野心”这样的话，江青即使不做自我批评，也会做出解释的，但在她的检讨中，笔者都没有发现提到这句话。 至于第四次、第六次的批评，是来自逮捕“四人帮”后，唐闻生、王海容的揭发材料，她们在被“审查”和交代问题的情况下，有没有专案组“施压”、“诱供”或本人在压力下“编造”的可能？前面讲到的徐明清在逼迫下作伪证，说江青是叛徒，就一例。总之，唐闻生、王海容的揭发材料，是没有可信度的，是需要画个大大的问号的。 第三次，属于正常的党内生活；第五次的“迫不及待”的反批评，不能脱离此话的前因和前提。 5．关于调整文艺政策问题上对江青的批评。 “五三会议谈话”谈到了文艺界的问题不多，而此前和此后一段时间，围绕调整文艺政策问题，毛主席谈的不少。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多次煽动一些人，对江青同志进行攻击。 对于毛主席在调整文艺政策上的批评，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毛主席并没有否定文革中对“文艺黑线”的批判，没有否定文艺革命的成就和江青同志的贡献。我们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开始的。领导这场斗争的是毛主席、党中央，江青同志的作用和贡献是积极而坚决地贯彻了毛主席的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的文艺路线，从而使文艺战线出现了改天换地的新局面。用江青自己的话说，她只是一名“流动的哨兵”；用群众的话说，她是高举毛泽东文艺旗帜的“旗手”。 审判江青的时候，有人造谣，说江青在法庭上说过“我是毛主席的一只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笔者查看了《文件》、《毛传》、《年谱》都没有写上这句话，如果真有，他们是不会放过的，因为这是污蔑江青的最好证据。显然这是有人制造的谣言。敌对势力用“狗”的形象来贬低江青同志和毛主席，可制造这个谣言本身也说明，在敌对势力的心目中，江青是忠于毛主席，而不是背叛毛主席的。 在批判“文艺黑线”问题上，江青同志冲锋陷阵，得罪了许多人，用毛主席的话说，是“积怨甚多”。但这毕竟都是毛主席的主张和党中央的决定。例如： 1962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同华东的省、市委书记谈话中对戏剧提出批评：目前的戏剧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 1963年9月27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戏剧要改革。他说：“过去的戏总是那一套，帝王将相，小姐丫环，保镖的是黄天霸，搞这一套不行。要推陈出新，出什么？要出社会主义。要提倡搞新形式。旧形式也要搞新内容。” 1963年11月，毛主席对《戏剧报》和文化部两次提出批评。他说：“一个时期以来，《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果不改变，文化部就要改名字，改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1963年12月12日，毛主席对文艺界的批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 1964年8月，中宣部提出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毛主席看了后批示：“可能不止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使这些修正主义的材料公之于众。” 1965年，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就全面展开了。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上海举行“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青提出：“在文艺工作中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我们一定要进行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搞掉这条黑线”。毛主席对这次座谈会的“纪要”修改了三遍，增写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 江青同志的所作所为，都是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决定而进行的。所以，八个样板戏才能应运而生，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才能取得辉煌的胜利。 其次，要正确理解毛主席提出的“调整文艺政策”。十大以后，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收尾阶段，各个方面都在落实政策。在文艺方面，毛主席认为，要解决一下文艺作品过少的问题，可以放宽一点，做到有张有弛，张弛适度。例如，1975年7月14日，毛主席同江青谈话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我们怕什么？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年谱》6卷598页）这个时候，正是邓小平恢复职务并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他借机煽动一些人给毛主席写信，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所以就出现了毛主席对江青的批评。一位原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他撰写的《十二春秋》回忆录中就有详细地介绍。《创业》的编剧张天民写的申诉信、《海霞》导演的上告信等许多批评江青的信件都是由邓小平一手建立起来的国务院政研室的人背后做工作，动员他们写出来并由邓小平转送毛主席的。该书写道：“政研室自成立那天起，实际上就是拉开了一个架子，准备同‘四人帮’唱对台戏。” 在如此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面前，江青同志估计不足，对毛主席调整文艺政策的用意，认识迟，行动慢，加上邓小平在一旁煽阴风点邪火，显得很是被动。因此，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也就势在必然了。 然而，我们仔细分析这个过程，就会得出这样的认识，即毛主席的批评，并非是完全否定江青同志的贡献和对文艺黑线的批判和斗争，同时，毛主席对《创业》等影片的看法，也并不是完全肯定它们没有错误，而是“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年谱》6卷601页）正如张春桥所说：“无大错，还有中错、小错。”另外，毛主席对于影片《海霞》导演的来信，也只是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年谱》6卷602页）没有明确表态。由此可见，毛主席对这些来信的态度是有保留的，同时，对邓小平们如此密集地刮起攻击江青和“四人帮”的这股强劲的风，并非是没有觉察。 1964年6月16日，毛主席在谈到“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文稿》第11册，第86页）毛主席的这段话，哲理深刻，充满唯物辩证法，对我们正确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要调整文艺政策，为什么要批评和循循善诱地开导江青，无疑这是思想上一把开锁的钥匙。再看看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化、文艺舞台上“复辟”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以及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泛滥成灾，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最近剧作家徐兵在媒体上发文说：“电视剧行业越来越像生意，由创作转成娱乐，又从娱乐直接变成买卖！”（2014.9.23《北京晚报》）是啊，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不只是文艺界，各行各业，到处都是赤裸裸地买和卖！ 6．关于“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对江青的批评。 《毛传》说：“毛泽东还对江青等以‘第十一次路线错误’攻击周恩来，以及借‘批林批孔’大批‘走后门’的做法表示不满。”（《毛传》下，第1711页） 有关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得从林彪事件后，毛主席对周恩来同志的多次批评谈起。 第一次是批林批孔批“极左”问题。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毛主席支持下，周恩来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72年，周恩来同志协助毛主席，在内政、外交上，做了大量工作，毛主席是给予肯定的。但是，周恩来同志在批林批孔问题上出现了认识上的偏差。他认为，林彪的主要问题是“极左”，因而多次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纪要》，1972年8月1日、2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1972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这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八月初，周恩来发表关于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批透极左思潮的讲话，江青当即表示反对，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几天后强调批林“不要过头”。（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2年8月8日）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被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十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有关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报道文章，江青等人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追查批极左的“背景”，组织文章进行反击。十一月下旬，中联部、外交部在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有待进一步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即遭到江青等同志的竭力反对。十二月一日，张春桥在要求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写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写下批语：“应批林彪卖国贼的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张春桥、江青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972年11月30日、12月4日）江青等如此直接地向周恩来提出批评，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即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而不是“极左”，如果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势必导致否定文革。 12月5日，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王若水在写给毛主席的带有挑拨性的信中说：当前报纸宣传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希望得到您的指示。报纸上一直是提“排除‘左’右干扰”，这个提法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究竟“左”的干扰是主要的还是右的干扰是主要的呢？王若水还把周恩来与张春桥的不同意见和看法写到给毛泽东的信里。12月6日，毛主席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12月15日、16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王若水的信。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表态了。 12月17日，毛主席召集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开会。谈到当前形势时，毛主席说：“批极左，还是批极右？批极左思潮，还是少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天下大势，是一团漆黑，还是略有光明？……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经过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认识到自己认识上的错误，诚恳的做了自我批评。当然《年谱》和《毛传》在谈到这件事时与评论整个文革中发生的事件一样，都是站在否定文革的立场上，自然认为，周恩来批林彪的“极左”是对的，而毛主席和江青等人是错的，并认为周恩来是反对和抵制文革的。这个认识和立场，自然是受《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影响和左右。他们要和修正主义当局保持一致。 第二次是因为外交部的一份简报。1973年6月28日，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刊登了题为《对尼克斯-勃列日涅夫会谈的情况看法》一文。该文分析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所表现出的特点是“欺骗性更大”，“美苏主栽世界的气氛更浓”。7月2日，毛主席让王海容向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转达他对该文的批评意见。7月4日，毛主席同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指出：“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了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栽。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然后，毛主席让王洪文、张春桥管外交部的事，并说：“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交，免得上那些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致上他们的贼船。”“要跟线不跟人。”最后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这些话，毛主席没有直接对周恩来讲。7月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传达了毛主席4日的谈话内容。毛主席的这些话，显然是对周恩来的批评，并且语气很重。7月5日，周恩来在给外交部的信中说：“你们和美大组没有认真研究，在6月28日写的那个不对头的《新情况》（153号）。我应对此事负有责任。”7月15日，周恩来在报送的外交部《<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一文。周恩来在附信中说：“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泽东批示：“检讨不用送了。”（《年谱》6卷第487页） 第三次是因为1973年11月下旬在处理中美会谈上表现“右”的问题，再次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十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这以前，基辛格在二月访华期间，毛主席会见了他，双方就世界局势以及中美、中苏关系等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基辛格在十一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沟通，并达成默契。毛主席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这使毛主席感到不快。 以后几天里，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但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周恩来未能及时报告。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就在这时，毛主席听取了外交部有关人员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十七日上午，毛主席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主席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从当月二十一日起开了几次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等批评周、叶，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毛泽东在了解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笔者认为，毛主席在组织政治局成员批评、帮助周恩来、叶剑英的“右”的错误，同时也对江青等人的“过头话”加以批评，目的是通过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政治局内部的团结。 在这件事上，有两个情节值得关注。一个是在开会批评周恩来同志期间，有人给毛主席写信批评江青和张春桥。批评张春桥“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做一个政治局委员十分勉强，做一个政治局常委根本不行”；批评江青的“错误”有八个方面之多，主要是文艺工作方面。这些来信，带有明显的贬低和攻击江青和张春桥的倾向。11月25日，毛主席将这两封“群众”来信印发政治局成员并在来信上写道：“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年谱》第6卷，第508页） 另一个情节，是毛主席在观察邓小平对批评周恩来的态度。最近，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传（1904-1974）》编写组撰写的《邓小平复出》一文这样写道：“邓小平复出工作已经半年多了。毛泽东还在观察他，特别是观察他的政治态度。”接着，该文介绍了周恩来因为在中美会谈中“右”的错误，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过程后，写道：“12月9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批评江青‘自己才迫不及待’。邓小平列席了政治局会议，也作了发言，但主要的话题是怎样看待国际战略形势问题。毛泽东非常关注邓小平在会上的态度，当他得知邓小平在批评周、叶的会上作了发言后很满意。”虽然，《毛传》、《年谱》没有介绍邓小平参加批评周、叶的会议，《邓小平复出》一文也没有展开讲邓小平发言的内容，但笔者分析，既然毛主席在观察邓小平的政治态度时感到满意，就说明邓小平的发言对周、叶的错误是批评了的。《毛传》、《年谱》和《邓小平复出》一文所以不写，是有意回避和隐瞒。 第四次是再次批评“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毛主席在1973年12月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毛主席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显然，毛主席的批评还是针对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因为，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叶剑英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 以上就是毛主席批评江青所说的“第11次路线错误”这句错话的来龙去脉。《毛传》、《年谱》在评论这件事上，不仅把矛头指向江青，而且也指向毛主席。他们站在那个反毛、反文革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错误立场上，来评判是非，因而认为周恩来批林彪路线是“极左”批对了，毛主席批评周恩来是批错了，甚至还认为，周恩来对毛主席的批评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抵制等等。例如，曾经给周恩来当过机要秘书的纪东，在一篇题为《周总理的一次“国骂”》文章中，就认为，1973年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几次批评是错误的；王若水给毛泽东的信是“勇敢之举”。还说周恩来为此发了脾气，骂了人。作者绘声绘色地写道：“总理说：‘把王若水的那封信和有关材料拿来。’……我答应着：‘好的。’便顺手从那个小茶几上把毛泽东批示过的登载的那封信的《人民日报情况汇编》和有关材料拿了出来，递到总理的手里。总理从第一页开始，一页一页翻看。翻得很快。几份材料翻完，猛地朝办公桌上拍了一下，劲儿很大，连桌子上的茶杯都跳了一下，接着把茶杯‘啪’地朝侧右后方摔去，我听到一句：‘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声音不大，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看到总理双眉紧蹙，两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着椅背，两眼怒视窗外。”接着，该文写道：“在那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天下大乱的年代里”，周恩来是在“忍辱负重”。（2014年第７期《百年潮》转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非常岁月——回忆周恩来总理的最后八年》） 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谈一谈，毛主席与周总理的关系问题。自从毛主席与周恩来相识以后，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他们之间的革命友谊是深厚的，是经受了历史考验的。周恩来对毛主席是十分佩服和崇敬的，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写出《学习毛泽东》那样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毛主席对周恩来也是肝胆相照，相当信任。毛主席曾经无数次地表扬过周恩来，但也多次批评过他。周恩来是一个虚怀若谷、非常豁达的人，特别是具有谦虚谨慎、知错必改的高尚风格。例如， 1972年5月30日，周恩来针对批陈整风，致信毛主席说：“我要在批陈整风会上，根据主席去年视察外地谈话纪要上着重提到的中国党十次路线斗争问题，讲了一点个人今天的认识和我个人在历史上所犯了路线错误。”6月10日至12日，连续3天晚上，周恩来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作了《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年谱》6卷436页） 诚然，毛周之间，有过分歧，例如上述的几次批评，但从没有分裂过。这两位伟大的领袖人物，在他们逝世以后，走资派和修正主义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就故意制造毛周对立的假象，特别是无限夸大文革中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编造了许多谎言，以“拥周反毛”的手法，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以便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 事实胜于雄辩。大家还记得，周恩来逝世后，广为传唱的《三唱周总理》的歌词，第一段就是“无限忠于毛主席”。在周恩来逝世后，工作人员清理遗物时，在他的保险柜里，发现周恩来亲手写的：“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绝不会当投降派。”他告诉后人,不要把他与毛主席割裂开来……。（李菁：《周总理逝世前亲笔写下：我是忠于毛主席的》） 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伟人，是心心相印的。1976年1月8日下午，工作人员为毛主席读周恩来逝世的《讣告》，身在重病中的“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里渐渐溢出两行泪水”。14日下午，工作人员为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这无疑是对自己战友的深切怀念，以及对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强烈关注和深深的隐忧。（摘自2013-04-17环球视野：李慎眀：《为什么晚年毛泽东常常涌流泪水》）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伟大而纯洁的革命友谊，就连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是看得十分清楚的。例如： 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第一主任戴维发表声明说：“周恩来总理从青年时代起，就是，而且后来一直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共产主义者，他一生忠于毛主席是毫无疑问的。” 加纳《旁观者报》周刊的一篇评论说：“周恩来作为在历史性的（差不多是传奇式的）长征中同毛主席并肩战斗的英雄之一，他对他的人民及其伟大导师毛主席的忠诚是从不动摇的，这一点有很大的意义。” 伊斯兰卡《外交》月刊主编萨利说：“周恩来是不屈不挠的，坚定的革命战士，是毛泽东主席忠实的战友。” 前驻华大使马纳克在法《世界报》上撰文说：“他无处不在。他同重大的事情紧密相关。如果说毛主席制定学说，周总理则是把毛主席的学说变为历史的具体行动。” 美国《纽约时报》前副主编索尔兹伯里发表题为《对周恩来的回忆：他的思想开朗，他的心忠于毛泽东》的文章中说：“有一点是周先生从不含糊的：他完全地，彻底地献身于毛主席。他在谈到这位主席的时候，一再以一种毋庸置疑的真诚态度说：‘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他教给我们的。’” 尼泊尔《廊尔喀新闻报》发表社论说：“周恩来总理是中国人民斗争中的一位杰出的英雄。”“他不仅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也是把毛泽东的理论付诸实践的重要人物。” 日本《每日新闻》记者辻康吾在该报晚刊发表文章说：“自从井冈山以来，毛主席和周总理绝妙的配合，才是中国革命的真正领导力量。” （以上摘自《周总理和毛主席之间的伟大友谊牢不可破》） 毛主席与周恩来的关系，自然影响到江青与周恩来的关系。尽管在个别时间、个别问题上他（她）们之间有过磕磕绊绊，但从文革的整体过程看，周恩来、江青都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并且是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相互尊重、配合默契的。这是他们之间关系的主流。历史已经证明，毛、周、江之间的革命友谊，是任何人歪曲不了，也破坏不了的。 笔者时常在想，假如周总理再多活几年，毛主席去世之后，就不会发生“十·六政变”这样的灾难，周总理决不会允许华国锋、叶剑英和邓小平们的胡作非为，决不允许出现如钱学森所说的“丢掉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的悲剧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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