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江青与邓小平的分歧与斗争。 “五三会议谈话”，毛主席主要是批评江青等四人，没有直接批评邓小平，但对邓小平也是含蓄、委婉地敲了警钟，例如“不要小题大做”，和反复强调“三要三不要”。然而，就在这次谈话后的5月29日，仅仅间隔26天，邓小平就抛出了一个与“三要三不要”分庭抗礼的“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的纲领。 文革后期，在落实政策、解放老干部阶段，毛主席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思想，重新起用邓小平，并委以重任。江青同志开始想不通，有抵触，如反对邓小平参加联合国大会。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后，江青做了检讨，并主动缓和与邓小平的关系。然而，邓小平忘恩负义，本性难移，借毛主席病重之机大搞翻案活动，于是，江青同志再次挺身而出，奋起反击邓小平刮起的翻案风。 我们今天回顾那段斗争的历史，江青提出的“第11次路线斗争”，如果不是指周恩来而是指邓小平、叶剑英的翻案风的话，有什么不对呢？1975年11月2日，毛主席同毛远新谈话时，针对邓小平转刘冰的信，就指出：“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年谱》6卷第619页）毛主席逝世后这38年，不正是邓小平第11次路线错误的延续吗？ 1977年7月16-21日政变后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提出：“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们党历史上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事实上，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次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不是王、张、江、姚，而是邓、华、叶、汪。 本来，邓小平文革初期被打倒以后，毛主席多次讲到，邓小平历史上没有被捕过，没有写过反共启事，因此邓小平与刘少奇还是有区别的。毛主席的这个态度，江青是清楚的，所以，邓小平写给毛主席的信还是江青给转交的。 关于江青对邓小平的认识、态度和关系，她在1976年3月2日打招呼会议期间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是这样说的： “为了‘风庆轮’，前年就跟他斗了一场。他骂我，政治局的会不欢而散，一个多月开不起会来。后来他不得已到我那儿道歉，说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块，我说话走火了。我说没什么，邓小平同志。就这样，就算完了。” “我根本不知道有邓小平什么事，特别我还挺迷信他，他一直对我都比较讲理，通情达理的，我说他能团结人。他是骗了我。这个认识过程多长啊。到了‘四大’（指四届人大）以前，商量名单，毛主席（在外地）告诉家里，要政治局讨论。毛主席非常尊重政治局。自从邓小平到了政治局，政治局就成了一个摆设，像个花瓶。他不给思考时间，文件事前不发，发了也来不及看，到会上去一大堆，根本来不及看，他就说，政治局通过了，就送毛主席，强加给毛主席，然后就利用他陪外宾能见毛主席，又说，这是毛主席的，来镇压政治局。” “我这个认识过程很长，他作了不象样的自我批评，我就又觉得，还照样迷信他。他采取什么方法？他利用会见外宾的机会，主动找我谈话，其中最突出的两次。一次，他说周总理的病怎么样，出了多少血，不得了啊，我当时以为他是关心周总理。另外一次，周总理比较危险，可能动手术，他就跑到我身边说，不得了了，怎么样危险，最重要的问题要有一个第一副总理。我说，那还不是你嘛。同志们，当时毛主席传话回来了，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不仅这个，连总参谋长，党的副主席都是毛主席提的。我觉得邓小平这个人连旧社会那种所谓起码的做人道德都没有，更何况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员。” “邓小平把咱们的原油，咱们的石油，连煤炭，棉布统统压价出售。如果给了第三世界缺油的国家，那还情有可原，他是卖给那些大资本主义国家。燃料我们自己缺呀。所以我说他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叫他汉奸，正确不正确？我们的毛主席还在保着他啊，我说话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们最近还发现了高产的油田，都拿走了，都拿给外国人去了。煤炭，棉布压价出售，我们八亿人口，这不是出卖，不是汉奸行为？所以我说他连一个起码的爱国主义者都不是。” “邓小平这种买办资产阶级破坏生产是历来的。他进口了好多外国设备。有的设备根本没有处理三废，现在毒害人民。就是这个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邓小平，他对第三世界一点兴趣也没有，就是对美国，西德，第二世界有兴趣。简直是一副奴才相，在我们面前可凶了。我曾认为他是一个团结的因素。”…… 笔者认为，江青的这个讲话，还是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她对邓小平的认识过程。 江青和邓小平的矛盾与分歧，主要是围绕对文革的态度展开的。打倒江青等人后，特别是邓小平重新上台后，邓小平自己，以及执政的修正主义当局明确表态，反对文革，否定文革，并且做了个决议。而毛主席和江青，正是担心邓小平要翻文革的案而展开了与邓小平等人多年的斗争。 例如，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中央在大寨召开全国农业大学寨会议上，邓小平在大会开幕那天大讲“整顿”，就是不讲文革和批林批孔问题。 江青也在会议期间，在大寨同文艺界、新闻界一些人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讲毛主席评《水浒》。她说：“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么架空的呢？他把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对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岗位。”王海容、唐闻生的揭发材料说：江青在大寨的讲话评《水浒》是“影射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架空毛主席’。”（《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笔者认为，江青这番话的意思讲得十分鲜明，矛头所指是邓小平，而非周总理。“宋江上山以后”就是暗指指邓小平复出，那时周总理已经住院治病，政治局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是邓小平“架空了毛主席”。江青还真是火眼金睛，看透了邓小平。大寨会议后，邓小平陪同外宾会见毛主席时，向毛主席告江青的状。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自然不便批评邓小平，而批评江青“不懂事”，“文不对题”。对江青的讲话，毛主席表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而邓小平将他在会议开幕那天的讲话稿送给毛主席审阅时，毛主席则批准印发会议代表。我们如果把时间跨度放长一点，再来分析这件事，就会发现，毛主席这样处理江青与邓小平的关系，并不能说明，邓小平就对，江青就错。果然，不久邓小平翻文革案的尾巴就暴露无遗了。 1975年9月下旬，毛远新来到毛主席身边，成为毛主席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9月27日和11月2日，毛远新两次向毛主席汇报情况时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特别提出：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年谱》6卷619页）毛远新的看法，与江青的看法是一致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毛远新和江青的观察、预感和分析是对的、准的。 毛远新这些话，引起一直担心文化大革命被否定的毛主席的重视和警惕。 这期间，邓小平看到毛主席和周恩来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并且错误地估计，他已经骗取了毛主席对他的信任。此时，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由此，邓小平借解放老干部、纠正冤假错案、整顿军队、铁路和调整文艺政策等之际，肆无忌惮地否定文革，翻文革的案，同时攻击和打击江青等文革的骨干力量。 这期间，邓小平背着毛泽东，以成立编辑《毛泽东选集》小组的名义，组织起一个与毛主席对抗的舆论工具——国务院政研室（据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所著的《十二个春秋》透露，事先没有报告毛主席就私自提交政治局通过）。然后，邓小平利用国务院政研室四处煽风点火。名义上是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实际上是向毛主席施压，要挟毛主席。然而，邓小平操纵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诬告迟群和谢静宜所谓“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由邓小平转交，从而激怒了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刘冰等人的意见代表了邓小平等一批对文革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人。 1975年10月19日，毛主席在会见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年谱》6卷614页）仔细分析毛主席这段话的含义，笔者理解，是毛主席在批评攻击江青的邓小平等人利用毛主席“批了江青”这件事，刮阴风点邪火，实际上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文革和毛主席。 毛主席为了挽救邓小平，给邓小平一个台阶下，要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样，既可以用来统一认识，又可以使他有个转变立场的机会，但邓小平却采取了顽固对抗、死不悔改的态度，以“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为托词，拒绝主持作这个决议。这使毛主席彻底失去对邓小平进行挽救的信任和希望，同时也看穿了邓小平要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搞修正主义，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也承认：“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427页） 事以至此，我们党与邓小平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于是，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群众运动，也就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展开。在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指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年谱》6卷619页） 回过头看，江青批评邓小平要“架空毛主席”、“迫不及待”、“要代替毛主席”，事实不正是这样吗？同时也可以看出，毛主席批评江青等人的深刻用意。 以上所列举的毛主席对江青同志的几次批评，江青同志都是虚心接受的，并非是《文件》所说的是抵制、篡改和对抗。除了上面讲到的江青同志的诚恳检讨外，江青在1974年11月12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还表示：“只要认识到，一定坚决改，而且用行动来补救，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1974年11月19日，江青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检讨自己：“我愧对主席的希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年谱》6卷557、页） 在检讨自己的同时，江青也向毛泽东倾诉了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与自己的疑惑：“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唔。”这最后的几句话，江青并非是讳疾忌医，而是对毛主席为什么如此严厉的批评她以及对毛主席掌控全局的洞察力和斗争策略的理解和感悟。 江青性格刚烈、处事爽快，口无遮拦，城府不深，但她爱憎分明，言行一致，对毛主席、毛泽东主义、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共产主义事业，绝对是忠心耿耿。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这里还需要落上几笔的是，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三人的关系，虽然被毛主席批评为“小宗派”和“四人帮”，但他们没并没有搞阴谋诡计，更没有背着毛主席进行反党活动，因为他们在捍卫文革、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立场一致、志同道合，才比与其他人更亲近一些。总的看，他们是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如果搞阴谋诡计，他们就不会在“十·六政变”中毫无准备而束手被擒了。参加审判“四人帮”的审判员汪文风就说过这样的话：“在审问过程中，他们（指“四人帮”）倒没有出现相互推诿、相互揭发的现象，足可以见他们关系之铁。”（《南方人物周刊》：《教师汪文风：从“童怀周”到审判江青》）如果说毛主席健在时，他们这种“铁”的关系，不利于团结大多数，而在修正主义篡党夺权之后，他们的这种“铁”，则是患难之中的“铁”，是反修意志坚定的“铁”，因而是令人钦佩的“铁”。 五、关于毛主席批评江青的历史资料可靠性问题。 在历史资料的取舍上，修正主义当局和“史官”们出于他们反毛、反文革的政治立场，采取的是“双重标准”——对掌权的修正主义头子及其路线、政策，是“隐恶扬善”，而对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江青等马克思主义者，则是“隐善扬恶”。为了搞臭江青和“四人帮”，有关毛主席对江青等人的批评，几乎是“挖地三尺”，甚至不惜夸大其词、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甚至凭空捏造；而毛主席对邓小平等人的批评、对江青等人的褒扬与客观评价的资料却竭力隐瞒和删除。无论是中央文件的“罪证材料”，还是《文稿》、《毛传》、《年谱》都存在着这种倾向。 例如《文稿》，本来编入的内容，应该是毛主席亲自撰写的文章、稿件、信件、批语等，以及经毛主席本人审定的报告、讲话、谈话的正式记录稿。《文稿》的“编后记”也声称：“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谈话记录稿，根据本书的编辑方针，一律不编入。” 然而，事实上，他们是怎样做的呢？毛主席《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文稿》13册第394-399页）共有八个部分。除了第二部分，即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有毛主席的手稿外，其余七个部分都是谈话或讲话的记录摘录，都没有经过毛主席的审定。 其中 1.毛主席肯定没有审定的： （1）“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2）“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3）“毛主席知道以后，愤怒地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以上三部分，不是出自毛主席逝世后唐闻生、王海容写的揭发材料，就是“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谈话记录稿”。 2.自相矛盾。比如“放屁，文不对题”这句话，《文稿》正文里说是华国锋报告中央后毛主席说的，而注释里却说是邓小平汇报时毛主席说的。 3.采信孤证。王海容、唐闻生联名写的揭发材料引用来的所谓毛主席说的几句话。这些话是不是毛主席说的，毛主席的原话是怎样的？既没有正式的记录稿，又没有旁证，就凭王、唐的一个揭发材料、一封信，就能确定吗？修正主义当局，为了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采信编入。 4.断章取义。比如： （1）“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段话，故意删去了“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等重要的字句。 还有以下几条，也是这样，对毛主席的谈话砍去前言后语，东摘一句，西引一句，甚至在注释里也没头没尾的加上一句。这样七拼八凑而成的所谓“文稿”，怎么令人信服呢！ （2）1974年7月17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又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主席两次讲：“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3）1974年11、12月，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托人向毛主席转达她的意见，要王洪文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毛主席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1974年12月23日，毛主席又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4）1974年12月24日，毛主席批评他们说：“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5）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他们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 5.毛主席逝世后下发的中央文件也在造假。 例如《文稿》第13册中： （1）“对电影《园丁之歌》的评价（1974年11月）”、（2）“关于知识分子的两句话（1975年5月3日）”、（3）“对‘四人帮’文艺政策的批评（1975年7月）”等，这些“文稿”在篇末均注明“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但都是毛主席既不可能圈阅，更不可能审定的。因此，在严肃的史料价值上，是没有可信度的。 6.在上述毛主席对江青的批评中，很大一部分是选自毛主席逝世后王海容与唐闻生的揭发材料。这两个人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本文在“所谓‘江青是叛徒’”一节里引用了1976年4月25日“章含之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王海容参与诬告江青”的问题。其中有章含之与王海容、唐闻生的对话：“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笔者认为，章含之的这封揭发信是可信的。第一，是写给毛主席；第二，是在毛主席逝世前，而且毛主席应该是见到了这封信；第三，这封信是来自中共中央转发的“四人帮”罪行材料（之一），有章含之亲笔信的影印件。 我们从这封揭发信就可以看得出来，王海容、唐闻生的确是在毛主席逝世前，就被邓小平拉过去了。 据曾任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组长的汪文风撰文称：“王海容、唐闻生也怪鬼的，见毛主席的身体一天天不行了，就往平反复出的领导人身边靠。毛主席知道了，说：‘这两个小耗子，看见我这只船要沉了，就跑到别的船上去了。’1976年4月25日，乔冠华夫人章含之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密告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章含之称，邓小平带话给王海容、唐闻生，说康生想见她们，王、唐后来要‘替康老传话’，‘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章含之还称，‘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可以推测，毛泽东指责王、唐这两个‘小耗子’，应是在收到章含之的告密信之后。”汪文还说：“几个‘小人物’，为争夺靠近主席身边的那个地位，就是在主席面前说别人的不是，你争我夺，把主席气坏了。有一次毛主席特别下令，不许那两个‘小人物’到他那里去，还叫毛远新收回了存放在这两个‘小人物’处的亲笔手稿。”（汪文风：《从“童怀周”到审江青》，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版，152-155页） 汪文风的说法是否真实呢？我们还可以从江青在法庭的辩护词来加以分析和佐证。江青说：“王海容、唐闻生‘两只耗子’，看到毛主席的船要沉了，就往邓小平的船上跳。”（马克昌主编、中国长安出版社《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 》第八章 初审江青） 7、反映文革这段历史的许多中央有关部门保管档案材料，还没有公开。江青在辩护词中就说：“你们这个法庭根本就不敢把事情的真相讲清楚。他们（华国锋、邓小平）的一些表态和检查就在我的保险柜里，你们可以去拿嘛。为什么你们不敢把他们传过来对证。”这就是说，许多对江青有利而对华国锋、邓小平们不利的历史档案材料被他们给隐藏、封锁了；是否销毁，也很难说，因此上述有关毛主席批评江青历史资料的真实性，人们自然有理由怀疑。 六、毛主席对江青的批评，体现了对她的信任、帮助和深切地关爱 品味毛主席对江青的批评（除修正主义集团编造的“批评”外）更体现了毛主席对革命战友和革命伴侣的深情和厚爱。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毛主席在这方面也是全党的榜样。文革初期，1966年7月8日，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中就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的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这些话，一方面是毛主席严于解剖自己，一方面在帮助、教育江青要有“自知之明”。此外，毛主席把有批评林彪内容的这封信还让周恩来转给林彪本人看，这体现了毛主席高度的原则性和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胸怀。 毛主席历来对己严，对人宽。对己严也包括对自己的亲属。批评江青多一点，对毛主席而言，是情理中的事。例如，同样是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分配工作，对江青，就严格，只让其看《大参考》，研究国内外动态，不要多管事，而对其他人要求工作的则大开绿灯。1972年7月21日，陈云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写信：“请求中央根据我身体情况，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毛主席在第二天就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就说“主席对我是严格的，主席对于我首先是严师。当然喽，他不像有些人把着手那样教，但是对我非常严格。许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主席的为人，我想同志们也许比我知道的更多一点。我们在一块生活，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候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什么社会上的小广播，也谈一点，但很少。如果偶尔涉及某一个干部，主席总是说什么人有大功哪！这个人怎么好啦！不怎么说人家坏话的。主席对干部爱护、宽大。” 参与审判江青的原中纪委官员汪文风2006年1月25日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彭苏采访时，介绍了江青对审讯她的人说的几句话。江青说：“你们开口闭口最爱毛主席，最崇敬毛主席，你们见过几次毛主席，你们跟毛主席谈过几次话，你们熟悉毛主席吗，了解毛主席吗？我，再不才，也跟毛主席生活了三十八年，是三十八年呐！” 是啊，作为毛主席的革命战友与伴侣的江青，她与毛主席共同生活了三十八年，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八年？这风风雨雨的三十八年，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毛主席健在时，那些反对毛主席、毛泽东主义、背叛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叛徒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们，就开始对江青同志，以及张春桥等同志进行诬陷和打击，大搞清君侧。毛主席逝世后，尸骨未寒，他们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继而施展各种见不得人的阴谋诡计，以“莫须有”的罪名，把由各种用谎言汇集起来的污泥浊水泼在江青同志的身上。为把江青同志搞臭，搞死，搞妖魔化，施展了各种卑鄙的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对江青同志，在政治上迫害，人格上侮辱，精神和肉体上摧残，可谓肆无忌惮，丧尽天良，事情做绝。 其中之一，就是造江青所谓反对毛主席，迫害毛主席，与毛主席感情不好的谣言。然而，历史是篡改不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谣言终于一一被揭穿，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仅举几例： 第一件事，所谓“约法三章”的谣言。这个谣言是说江青与毛主席结婚时所谓中央政治局有个“约法三章”，规定江青“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等。这个谣言流传很广，经常出现在一些报刊和书籍里。笔者前几年去毛主席的故乡韶山参观，滴水洞播放的解说词里就有这个所谓“约法三章”。其传播之广、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对这个谣传，曾给江青当过机要秘书的阎长贵同志认真地进行了调查考证。他曾问过人们普遍认为对毛主席了解最多的汪东兴、张耀祠，他们都说没听说过这件事。汪东兴说，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时，他不在毛主席身边，而在卫生部。汪、张二人均说：恐怕不是中央对江青有什么“约法三章”，而是毛主席本人对江青有什么限制。《毛泽东年谱》、《张闻天年谱》、《周恩来年谱》、《陈云年谱》都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着的，但对毛泽东和江青1938年11月结婚，根本没提到“约法三章”的问题。假如中央政治局确有所谓“约法三章”，千方百计搜寻江青“罪证”和负面问题的修正主义当局，怎么可能在这些《年谱》、《文稿》和《传》中不写上几笔呢？结论是：“约法三章”说，纯属子虚乌有的政治谣言，根本没有事实根据。 第二件事，所谓江青同志是在贺子珍与毛泽东没有离婚的情况下和毛泽东结婚的谣言。毛泽东的弟媳朱丹华给予了澄清。2006年11月、12月，朱旦华在接受撰稿人马社香采访时说：“我1937年‘八一三’上海开仗后，经地下党组织介绍去找过江青，联系一起去延安。当时江青得肺病正在医治，准备缓一个时候动身。这样就到1937年8月下旬以后了。当时贺子珍已经离开了延安。”“贺子珍在南昌休养时也对我说过，主席三次挽留她，一是到西安后，主席带口信和打电报；二是走到兰州，主席仍发电报挽留；三是贺子珍到苏联后，主席曾写一信：“我们难道就此分手了？”贺子珍回信：“就此分手。”贺子珍还说过，这封信是主席写在手帕上的，是主席自己用过的手帕。主席是个情感细腻念旧情的人，他一直想挽回贺子珍。1938年秋，主席和江青结婚，此时距贺子珍离开延安已一年多了。那时候，国统区和根据地都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正式结婚证，一段事实婚姻结束，再开始另一段婚姻，都是合法，也是合情的。主席对江青和对贺子珍一样，也是比较谦让的。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感情也不错。我们不应该因为江青后一段政治问题，就在这段婚姻上不客观。”“其实，主席对江青的爱意，更多的体现在某些志趣相投。他俩在京戏方面都有较高的素养，人人皆知。他们之间也有诗画唱和，我说的画主要指江青的摄影作品。主席对江青认真学摄影一直比较支持。上世纪50年代亲自请石少华做江青的摄影老师，主席特地邀请石少华到家里做客，郑重拜托。听说江青早年在上海就喜欢摄影，但摄影艺术的提高都是解放后的事了。”“我个人认为，主席是一位革命理想主义和诗人气质很浓的人民领袖，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国家长期战略布局上，他考虑得很深远；在婚姻感情方面，他也一直在追求一种诗词唱和的崇高境界。从年轻时起，他对爱情就是追求琴瑟相偕的战友关系。他对杨开慧、贺子珍都体现了这种追求；与江青之间，客观地说也体现了这种追求。”“主席对爱情婚姻都是非常认真的，这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应给予理解和尊重。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些政治原因，在感情生活方面，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不加分析地将其简单化甚至妖魔化，这是对历史的极不尊重。主席去世几十年了，我总忘不了他在延安号召我们共产党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讲这‘五种人’，一个字一个字都是他从心底流出来的。文如其人啊，主席一辈子就是这样做的。”（人民网2014-09-25《毛泽东弟媳 忆主席对江青的爱意》） 第三件事，是对江青在30年代革命经历的种种谣传。粉碎“四人帮”后，修正主义当局掌控的各种舆论工具，对江青同志在整个30年代的革命经历散布了许多或歪曲或捏造的负面报道和宣传。本文在前边论述江青有功的题目里，讲到文革期间，周恩来《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和《在接见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江青同志早期的革命历史就有充分地肯定，说她“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 作为江青同志的秘书阎长贵也发表文章说：“客观地讲，1930年代的江青是值得肯定的。那时她利用艺术形式，如演话剧、演电影，还写文章，为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妇女解放，以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她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特别是从上海到延安，是从比较安适的都市到十分艰苦的地方，更表现了她的革命性和进步性。江青所走过的道路，是当时进步青年共同走过的道路。张云生的《林彪秘书回忆录》和杨银禄的《我给江青当秘书》都说到这件事：1968年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除江青外，成员们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了一封签名信，信的大意是：附上最近发现的江青（蓝苹）于1937年在上海某杂志上发表的《我的一封公开信》，并说‘从这封公开信看， 江青早在19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了。签名者纷纷表示向江青学习。对这封信，毛泽东不仅画了圈，还亲笔批示：‘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从毛泽东对江青公开信的态度看，他确实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江青。再者，从江青的角度来看，她也不是为追求毛泽东才来延安的。已经披露的材料证明，江青到延安后所追求的第一个人并不是毛泽东，而且当时追求毛泽东的，恐怕也不只是江青一人。”（2011-11-17《南方周末》：《秘书眼里的江青》） 第四件事，是所谓“《红都女皇》事件”。1975年，反文革的势力为了搞臭江青，制造了所谓“《红都女皇》事件”。中发[1977]37号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把这件事给江青定为“里通外国，卖国求荣”的罪名。《文件》说：“1972年8月，美国人维特克访华。江青抗拒周总理的指示，私自同维特克谈话七次，长达60小时。她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肆意篡改历史，美化自己，贬低和诽谤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她大量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奉送重要军事地图和机密材料，里通外国，卖国求荣。”《文件》同时附了《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新华社揭发姚文元利用职权掩盖江青里通外国的罪行》和《原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的揭发交代》等三份揭发材料。后来，还流传毛主席闻知此事大怒，批示：“愚昧无知，孤陋寡闻，立即逐出中南海（有说‘立即逐出政治局’），从此分道扬镳。”这个谎言，一时间，以讹传讹，蒙骗了许多人。 曾任外交部新闻司和西欧司副司长、著名外交人士章文晋的夫人张颖写过一本《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沧桑文丛”之一，1979年版)，还在香港凤凰电视台的《口述历史》节目中作了一场关于“《红都女皇》事件”的采访谈话。她以事件见证人的身份披露了所谓“《红都女皇》事件”和“维特克事件”的真相。据张颖在书中的叙述，她澄清了三个谣传: 首先，她记忆中的“《红都女皇》事件”和“维特克事件”跟一些相关的传闻可以说是大相径庭，根本不是一件事。据张颖回忆：1972年中美关系发生转折后，维特克夫人提出访华要求。由于她曾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因而被认为是对中国友好、也对中国革命有所了解的人士。于是，经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推荐，中国对外友协邀请她于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赴中国访问，目的是满足她“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她们的贡献”。当时，中国驻外机构还建议她采访一些“最近被提拔到中央的妇女同志”。维特克夫人到北京之后，邓颖超、康克清等接见了她，并对她淡了有关中国妇女运动与中国革命等问题。当时在中国对外友协的接待计划中，没有安排她会见江青。按照当时的惯例，江青的工作与外事无关，一般不安排她单独接见外宾。不过，经维特克夫人的一再要求，中国对外友协请示周恩来，让他决定是否同意江青会见维特克夫人。对此，周恩来于8月10日批示说：“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江青见到周恩来的批示后，于8月12日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维特克夫人，陪同人员有姚文元(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海容(外交部部长助理)、张颖(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以及丁雪松。就在这次谈话中，江青流露出要让对方为自己写传的愿望。显然，她是把对方视为当年在延安时的美国记者斯诺。斯诺当年采访了毛泽东等一批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撰写了一部风靡一时的《西行漫记》，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张颖回忆：谈话完毕，江青邀请维特克夫人在北京人民剧场观看了《红灯记》。之后，江青又陆陆续续与维特克夫人谈了几次。先是在北京，后来又到广州，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时间累计60个小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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