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颖说：“《红都女皇》一书与维特克夫人所著《江青同志》是两本根本不同的书。很多人错把两本书误认为是一本书。维特克的这本书与‘《红都女皇》事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至今关于这件事仍然是非颠倒，有些人甚至造谣生事，这令我始料未及。”“维特克夫人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了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但因等待中方交给自己谈话的英译稿，所以并没有立即动笔写书。粉碎‘四人帮’后，维特克找出当年自己的速记稿，整理成一本书。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用英文在美国出版，名为《江青同志》。这本书的中译本直到2006年才由一个叫范思的人翻译过来，并由香港星克尔出版社出版。书中的标题和内容则是：江青‘早期生活的开始’、‘从上海到延安’、‘五十年代北京与莫斯科’、‘登上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成为中国艺坛的霸主’，以及江青的‘生活年表’”。张颖说：“《红都女皇》是一位香港女作家所写。这本书与维特克写的《江青同志》内容是‘大相径庭’”。那么《红都女皇》的资料是哪里来的？据张颖回忆：“由外交部陪同人员整理出来的江青谈话记录稿打印出来，分别给周总理、张春桥、姚文元。张春桥和姚文元各在第一页上写了‘已阅’两字，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回来了，上面写了一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到1972年岁末，周恩来再次召集参与接待维特克夫人的有关人员开会。他在会上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第二天，张颖等将记录(仅是在北京的)草稿、铅印修改稿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记录，交给了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则全部放进一个保险箱里，上锁并加封条，交给外交部保密室收藏。此后，在追查‘政治谣言’的风波中，江青把这一记录稿在钓鱼台进行了销毁。好在当时广州方面还保留有一份，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记录遂得以保存下来。” 其次，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根本不存在《文件》所指出的那些“罪行”和错误。张颖谈到：“江青谈话中的不妥方面，甚至是机密的内容”，大概就是江青讲了贺子珍的一些话，如说毛泽东同她的分离是“她要求离婚的”，“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贺“非常固执，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等等。此外，就是说了关于批判《武训传》，乃至闲话《红楼梦》等。还有提供解放战争时西北战场上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行动路线图，“三大战役”的“概况图”等战史地图。 笔者认为，上述内容的记录稿，经过张春桥、姚文元的审阅和周恩来的修改、补充，说明没有什么问题。那些西北战场上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行动路线图、“三大战役”的“概况图”等战史地图，在公开出版物中到处都有，怎么可能构成了机密，构成“里通外国，卖国求荣”的罪证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周恩来不也成了“里通外国，卖国求荣”的同伙了吗？！修正主义当局，以中央文件的权威，制造这个政治谣言，进一步证明了修正主义集团卑鄙无耻的反动本质。 诚然，涉及到毛主席过去与贺子珍的婚姻情况，江青对外国学者讲出去是不慎重、不妥当的，尽管江青讲的贺子珍与毛主席离婚的情况是事实（与朱丹华的介绍基本一致），但要内外有别，在当时是不能公开的。 再次，所谓毛泽东震怒后的“批示”问题，笔者查遍《毛传》、《文稿》、《年谱》均无这句话的记载，显然属于毫无根据的捏造。 最后一点，那位香港女作家所写《红都女皇》的资料是从何而来的问题。有人说是周恩来提供并借此离间毛主席与江青的关系。张颖不同意这个分析。笔者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再从张颖提供的情况看，也可以排除接待维特克夫人的工作人员泄露的可能性。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邓小平的势力而为，他们的目的就是给江青同志抹黑，离间毛主席与江青的关系，丑化领袖的形象。（以上资料引自《党史博览》2009年第6期） 第五件事，关于江青与毛主席长期分居和夫妻感情的问题。在这方面，反毛势力也制造了许多谣言。例如说文革期间毛主席讨厌江青而分居；还有的给毛主席和江青捏造桃色绯闻，如李志绥在美国出版的那本坏书。 对于这个事情，除了江青同志最有发言权外，那些在毛主席和江青身边工作过的人员，也是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的。江青的原秘书阎长贵就着文说：“文革初期,毛、江关系是很密切的,江青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去看毛泽东。毛泽东亲自给江青改文章,委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是第一负责人)的重任,一些重大的决策首先告知江青。所以,江青在文革初期是以毛泽东的代表身份出现于各种场合的。”（阎长贵王广宇两人合着的《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出版）再据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在《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一文中所述：1966年9月，因为原居处丰泽园维修，所以毛主席和江青才从丰泽园搬出分开居住。毛主席搬到中南海游泳池，江青搬到钓鱼台，虽然分居，但毛主席对江青是信任和重用的，还经常相见，1970年、1971年这两年相见的时间还很多；1972年开始减少，毛主席多次发过脾气之后，规定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到了1973年，江青只得“通过信件或请能见到主席的人把她的意见反映给主席”。张玉凤说：“毛主席不可能同江青决裂。” 笔者分析，毛主席如此处理与江青的关系，大概原因有六，一是毛主席患重病，眼睛几乎失明，不想让家人打扰，包括江青和子女；二是“九一三”事件后心情不好（张玉凤语），林彪的叛逃致使文革和党内斗争出现新的复杂局面，也给毛主席的思想和工作增加了负担，不得不全神贯注、殚精竭虑、日以继夜地处理党和国家的大事，无暇顾及亲情；三是修正主义势力和一些老干部借机发泄对文革的不满，有人还要翻案，不能因江青心直口快，口无遮拦，而授人以柄，所以对江青给予一些警示和约束；四是又出现了亲密战友周恩来对他的思想不够理解，把批林批孔的斗争引向批判“极左”，这会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件大事，所以毛主席不得不对这位老战友进行批评和纠偏，同时也批评江青等同志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过头话，来保护这位老战友，维护他们之间长期形成的革命友谊；五是，九大后江青已经是政治局委员，毛主席这样处理是把家事和国事分开，不搞“家天下”；六是，江青同志过于直率、外露、急躁，容易得罪人，控制江青出头露面，也是对江青的某种爱护和保护。 据此，张玉凤所说“毛主席不可能同江青决裂”的看法应该是正确的，但可能是“粉碎四人帮”后她的处境的原因，本应把毛主席与江青亲密关系说得更透一些，而没能做到。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1974-1975年，毛主席对江青的一些批示和谈话中得到某些启示。例如： 1974年2月9日，毛主席在江青2月6日江青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给她的一封信以及反映“批林批孔”问题的材料转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批示道：“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从话中可知，当时毛主席因病不见江青。 1974年3月20日，毛主席写给江青一封信中说：“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这些似乎是批评的话，但体现了毛主席对自己的战友和妻子的关爱。 1974年3月27日，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中批评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当时，经毛主席提议，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将率中国代表团去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对此，江青提出了反对意见。江青对毛主席的意见一贯是言听计从的，这次江青是事先不知道是毛主席的提议。再说，江青作为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会议上，她有权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令人回味的是，12月28日，毛主席在长沙与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时问他们：“江青为什么反对邓小平出国？她说张春桥恐怕有点才干。”（《年谱》6卷562页）这句自问自答的言外之意，是说江青认为，张春桥比邓小平是更好的人选。 1974年4月17日，毛主席给江青写了两封回信。信中分别说： “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观(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信打退堂鼓，不妥。” 显然，这是毛泽东对江青的关怀、体贴，开导她要“风物长宜放眼量”，并且用“无限风光在险峰”这句给江青“仙人洞照的题词”来鼓励她。 1974年6月23日，江青给毛泽东的信中汇报了她自6月17日到天津之后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和访问宝坻县小靳庄大队的一些情况。此后，江青又在10月19日给毛泽东写信。翌日，毛泽东在回信中说：“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 1974年11月19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1974年11月20日，毛泽东回信说：“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 1974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长沙与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提出不要搞“四人帮”等批评后，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少奇、批林彪的问题上是对的。” 1975年11月4日，毛泽东要求由几个人开会帮助邓小平。他对毛远新说：“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他还交代毛远新：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毛泽东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插话（毛远新笔记）。）作为丈夫的毛泽东，对自己的妻子是那样忠心耿耿、全心全意地支持自己反对修正主义、开展文化大革命这场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显然是心知肚明的。但斗争的复杂和尖锐性，特别是走资派们把不敢公开否定自己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怒气、怨气都撒在自己妻子身上，再加上为了团结大多数，又不得不对她进行批评以安抚和争取那些对文革耿耿于怀的反对派，这会给自己的妻子造成多么大的精神压力啊！毛主席深知，因为文革，江青“得罪”了许多走资派和修正主义者，这些人有的暴露了，有的还没有暴露，自己百年后，修正主义如果上台，自己的妻子很可能受到打击和迫害，因此对妻子江青的眼前处境是体谅的，对今后的可能遭遇是担心的，所以才说出这些寓意深刻、充满爱护的话，读来是多么令人感动啊！试问，那些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们，你们有这样的博大胸怀和这样的高尚的感情世界吗？！ 毛主席对江青同志这种真实的感情和这个基本态度，我们还可以从江青的秘书和几位当时的政治局委员的回忆文章和书籍中得到印证。 阎长贵说：“细究起来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并不都是江青个人的行为，毛泽东确实对江青有许多批评挖苦的话，但不容否认江青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所最信任的人。这个可以从1966年7月8号和1967年8月4号毛泽东给江青的两封信中得到证明。”（阎长贵王广宇两人合着的《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出版） 吴德的口述回忆录《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2004年1月出版）讲到：“毛主席晚年虽对‘文革派’屡有训诫，称之为‘四人帮’，要他们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但在另外的场合，毛主席又敦促政治局扶助他们。”吴德在本书记下了毛的这一希望与指示:“毛主席对政治局的同志，尤其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是寄予了希望的。我记得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吴德认为：毛主席希望“实力派”与“元老派”扶助“文革派”，他内定“文革派”为接班人的意愿。 《纪登奎谈毛主席为什么强调安定团结》（师东兵采访纪登奎）一文写道：“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主要是在1974-1975年那段时间，也是邓小平复出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纪登奎以他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谈到了这个时期毛主席与江青的关系。他说：‘毛主席对我们说：‘你们大概能够看得出来，我对江青和自己的子女们要求是很严格的，亲者严、疏者宽嘛。我对江青的批评在下面也很严厉，她几次都掉了泪。不这样批评，她怎么能认识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我承认，江青有她自己独特的优点，她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也很认真。对刘少奇和陈伯达、林彪的错误，都是她首先觉察到的。这一点，我应该向她学习，你们也要学呢。’ 这些话，都是毛主席对江青的培养和爱护。我可以对你说，毛主席实际上是非常信任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的，毛主席对他们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和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说毛主席没有识破他们，那完全是一句空话，毛主席怎么能不了解他们呢？毛主席为他们扫除了多少障碍，几乎所有被打倒的人都是江青认为是坏人的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临终前的最后一仗呀。他老人家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已经不远了，他看到了后果的严重，除了自己亲自解决这场斗争依靠任何人都是不行的。就是到了最后的岁月，他还是采取了斗争策略，即：把叶剑英和邓小平区分开来，撤销邓小平的职务，让叶剑英靠边站，让他养病去，把军权交给陈锡联主持。再者，就是不让江青、张春桥他们出面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而是让华国锋出面。这里有着很大的用意，是在保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不让他们树敌过多，同时也是让更多的干部主要是中央的领导干部来接受批邓的现实。但是，江青和张春桥那些人似乎感觉不到呀。我曾经向江青建议：‘你不要冲在前头，主席是要你隐蔽一点呀。’江青冲着我喊道：‘我不冲在前头不行呀，有几个在真心实意地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事，我着急呀！’弄得我无法再说什么。” 作为身在中央领导层、吴德和纪登奎，还有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阎长贵，他们都亲身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他们的回忆和分析，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七、江青同志无愧于毛主席的亲密战友、革命伴侣和忠诚的学生 毛主席为江青同志拍摄的“庐山仙人洞照”所题诗云：“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笔者认为，这就是江青同志伟大一生的光辉写照。 （一）江青同志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员战将。 ——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毛主席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亲自放的“第一把火”，而点燃这把火的前线组织者就是江青同志。 ——中央文革小组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直接领导和指挥下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办事机构，作为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毛主席曾对李富春说：“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对的，只有百分之一、二有错误。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摘自《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巨大贡献》作者：童小鹏、阮黄南、巩玉闽）这是毛泽东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充分肯定，同时也是对江青同志的充分肯定。 ——为了反修防修，为了无产阶级的江山永不改变颜色，毛主席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义无反顾地开展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这是他一生中所做第二件大事。江青同志，为毛主席之忧而忧，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江山之忧而忧，她把对毛主席，对党，对红色江山的无限忠诚化为实际行动， 冲锋陷阵，一往无前。 ——毛主席说，对于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这句话，主要是指一些老干部、民主派，特别是那些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修正主义者和新老资产阶级，诚然，也有部分属于人民内部思想上糊涂的人，但作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整体而言，绝大多数对文革是拥护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些走资派、修正主义者和新老资产阶级，在毛泽东逝世后，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发动了反革命军事政变，把江青等文革功臣逮捕入狱，进而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四人帮”成了刘邓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最大的克星，成了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因此，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就把仇恨集中在江青等同志的身上，集中在文革这场斗争上。 ——为此，修正主义集团编造了许多谣言、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铺天盖地的对江青同志进行人身攻击和全面诋毁。然而，他们这种近乎丧失理智的疯狂，只能证明他们是色厉内荏，他们手里没有真理，他们是在开历史倒车，所以，他们只能用武力来镇压和压制，用谎言来掩盖和欺骗。 ——革命老干部、马克思主义者马宾同志在《纪念毛泽东》一书中提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要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 “反对四个人，实质是反对文革，反对毛主席；丑化四个人，就是丑化文革，丑化毛主席。” （二）江青同志是文艺战线的旗手 江青同志不仅在协助毛主席开展文化大革命中立了大功，而且还在领导戏剧革命，为培育“八个样板戏”付出了很多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4年6月5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江青在题为《谈谈京剧革命》的讲话中指出：“是不是努力演好革命的现代戏，不仅作为一个艺术的问题，首先是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来对待；不仅作为一个题材问题，首先是作为方向问题来对待”。毛主席看到了这个发言纪要，高兴地在上边批道：“已阅，讲得好。”（《文稿》第11册第89页） ——时任文化部长的于会泳说：“江青同志，实际上是我们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2012-10-09多维历史） ——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章诒和的新着《伶人往事》，内有当年的四大名旦程砚秋于1957年1月18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与江青见面的场景，江青对程砚秋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作三水袖！”接着，又讲了许多戏剧界的故事。事后，程砚秋很兴奋，说：“江青是一个知音！”章诒和在书中感叹，当年江青的水平，起码要比现在的中宣部那些部长、局长的高。 ——曾经参与改编京剧《沙家浜》剧本的剧作家汪曾祺说：“从剧本来说，江青的‘指示’，有些是有道理的，比如在今天耳熟能详、不少人都能哼几句的《沙家浜》‘智斗’一场，原来只有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的戏，胡传奎一边呆着去了，江青提出要把胡传奎拉到矛盾里来，展开三个人的心理活动。实践证明这样的改动很成功。一个是唱腔、音乐，有创新、有突破，当年试唱以后，要立即将录音送交江青，由她来逐段审定。另外，于会泳把曲艺、地方戏的音乐语言揉入京剧里，是成功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也就是样板戏正走红的时候，汪曾祺曾预言：“《智斗》肯定会传下去。结果证明此言不虚。不言而喻，这种流传也包含有江青的成绩。”（汪曾祺在《“样板戏”谈往》） 综上所述，京剧改革，是文化革命很重要的开端。江青同志就是这个京剧改革的首创者。正如有文章所说，革命样板戏永远是贯彻毛泽东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一面光辉旗帜，是无产阶级文化宝库中可以传世的无价瑰宝，是一座至今无人可及的艺术高峰，其艺术性，思想性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艺术作品可以与其媲美和所能超越的。 今天，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没有江青同志这个文艺改革的旗手，就没有革命的样板戏，就没有文艺革命伟大实践的春天。 （三）江青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妻子 江青同志无论大节、小节都是过硬的，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妻子，她是优秀的，好样的。 江青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事业，即使身陷囹圄，依然坚贞不屈，始终保持一个革命者的气节，坚持自己一贯的理想和信念。最终，就像冲锋陷阵的战士牺牲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那样，牺牲在修正主义的牢房里。相比之下，那些高官厚禄的“官太太”和女性高官们，在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后，有谁像江青同志那样，一身正气，宁死不屈，为共产党人的理想、信仰和真理而忘我的斗争？遗憾的是，除了原政治局常委康生同志的妻子曹轶欧之外，她们中的大多数都被修正主义的“风”卷跑了，有的还在修正主义篡权后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成为新的走资派。 ——有文章论道：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的妻子，她却从来没有享受到与毛主席出国风光一次；中国民众没有看到她应有的口红、卷发、穿金戴银等荣华富贵相，倒是看到她凭借自己的努力推动文化大革命时的一副普通中国女兵模样，后来，相声演员拿江青作讥讽逗乐的题材，取笑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丑态”，绘声绘色地说她的假发掉下来露出少发的“真容”而如何抱头尖叫……这令当时的不少听众根本就笑不出来,甚至认为太过分了!因为，对于毛主席有着强烈感情者还大有人在！不说应该尊重江青的人格，也应该给毛主席留下起码的面子吧！何况毛主席的警卫人员说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仍然是一头的黑发，并没有戴什么假发呢。 ——据汪曾祺回忆，自己是唯一一个敢在江青面前抽烟和翘二郎腿的人。但对高官大员，江青反倒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晚年汪曾祺还有一段回忆，说当时场面上的那些高级首长见了江青，一个个点头哈腰、奴颜婢膝地跟孙子似的，文革过后，好像一个个又都成了大义凛然、敢于反对江青的英雄。（汪曾祺在《“样板戏”谈往》） ——几十年后，在文革中被江青批判过，又被关押的蒯大富在接受日本《每日新闻》采访时说：“公正地讲，江青女士，在当时中国八亿人口当中，尤其在女同胞当中，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非常杰出的。”“她的马列水平、她的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都很高，哪怕她的书法，完全可以乱真的，更甭说她有文艺方面的特殊才能。所以说，非如此，我们就不能解释，毛泽东主席这样的伟大领袖，怎么可能挑选江青做自己的夫人？毛泽东伟大领袖选择的余地非常大，那就说明江青确确实实有过人之处。”（摘自2012-09-28《多维历史》） ——与江青同志同为政治局委员，与江青有过长期接触的陈永贵同志在一次采访时说：“江青这个人，她由于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是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作风。比如，她从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她捎带点特产，她从来都是付钱的。她这样对我说：‘老陈，我们都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干部，我们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袭。我们不要搞那套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许可的。钱我一定要付你，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的交往完全在党的原则和范围内进行。’据我了解，她不但是对我这样，对其他同志也是这样。就是他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之间也是这样的。我亲眼见到的一件事情，一次，王洪文给江青从上海带来一些药品，大概是他没有给上海付钱。江青一直追问他付钱没有，最后江青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三百多块钱，交给王洪文。一定要他把钱给厂家，你们都知道江青是喜欢照相的。她使用的相机和胶卷都是她自己掏钱买的，她对我说：‘我每月的工资除付了伙食费和外出花销外，几乎全买了书和胶卷了，我的钱实在是不够花呀！但是我绝不多占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1976年9月，江青到大寨就对我说：‘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这面红旗就是中国的未来，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将取决于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如果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要砍掉的首先就是这面红旗，树立大寨，是经过长期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在我们除了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你说资本主义复辟了你们怎么办？’我说斗争吧。”“江青不贪、对劳动人民还是有感情的。事实上，江青对于毛主席既有着夫妻之情，更有着忠诚的卫兵之心，她以充当‘毛主席的流动哨兵’而自豪。” ——笔者与江青的女婿王景清同志是朋友，有过多年的交往。王景清同志对笔者讲，江青同志在秦城监狱去世后，有关单位通知李讷和他去监狱领取江青的遗物，处理后事。江青的全部存款只有800元人民币，此外还有几件穿过的旧衣服和书籍。江青同志是以一个无产者的身份和形象离开人世的。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而不是被妖魔化的江青；这就是忠于毛主席及其革命事业、具有毛主席一样高尚品德，而不是被污蔑为“迫害毛主席”的毛主席的妻子。 （四）江青同志是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的优秀代表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守自己的信仰，不惧艰险，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江青同志就是这样的共产党员。 据曹轶欧等人回忆，文革期间，江青就对人讲，她是准备牺牲的。因此江青在被捕时，临危不惧，表现大义凛然。江青的护士马晓先在题为《江青不是那种泼妇似的人》一文中，披露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抓时，表现得十分冷静，根本不像民间传闻的那样泼妇似的谩骂反抗。后来，马晓先跟江青一起，在隔离审查地度过了八个月没有电话、没有书报的日子。八个月马晓先没见到江青哭过，应该说她还是一个坚强的人，表现得很沉默，就是自己写些东西，然后慢慢地学着做点日常的事情。” 在身陷囹圄十五年的考验中，江青把生死置之度外，履行了她的诺言。在监牢的囚禁中，她不屈不挠；在修正主义的法庭上，她大义凛然。 2013年9月29日的《北京晚报》刊登的《33年前审判“四人帮”——江文与江青在特别法庭上交锋》一文所透露出的部分情景： “当公诉人江文宣读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谓‘篡党夺权、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行’时，江青气的脸色煞白，两手发抖，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指着江文怒斥：‘你这个讼棍，你们是法西斯！……’。” “当江文‘提醒法庭注意，江青所犯的罪行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应该从重惩处’时，江青大声喝道：‘我不要什么陈述，就按你们的那个根据去定罪吧！我听候你们的审判。有本事你们把我弄到天安门广场公审、枪毙！’” “在法庭上江青做了两小时自我辩护，题目是《我的一点看法》。她高声念道：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投降叛变，授人以柄。要害问题，两个纲领。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继续革命……’ ‘我现在是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我的所能……’ 当审判员打断她的发言说：‘我们是代表人民审判你的。’江青立即反唇相讥：‘你代表人民，你知道什么是人民？你还是戴上假面具吧！不然，太丑了！’” “当审判长江华宣布判决书时，故意放慢了速度，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缓期2年执行’，江华尚未说完，江青就高喊：‘我抗议！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 “在判决后的一个星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在正义路1号，逐一会见10名主犯。江青见到彭真时，骂他是‘邓小平的走卒！’，她要‘见华国锋问个明白’。” 1991年5月14日，“五一六通知”发表25周年前夕，江青同志牺牲在秦城监狱中。 八、“十·六事件”，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政变。 据叶永烈所著《邓小平改变中国》一书透露，1980年12月3日上午，在公审江青的法庭上，江青说：“主席那天（1976年4月底）晚上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这不是全部，后面至少还有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然而，华国锋这个无耻的叛徒，不仅没有遵照毛主席的遗嘱团结江青等马克思主义者，共同把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继承下来，坚持下去，反而在毛主席的尸骨未寒之时，就伙同叶剑英、汪东兴等叛徒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反革命军事政变，从而把几千万流血牺牲换来的无产阶级江山毁于一旦，从此，已经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再次走向黑暗。 三十八年来，修正主义集团千方百计地制造谎言，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妄图掩盖他们的罪行。三十八年了，是需要我们揭穿他们种种谎言和画皮的时候了。 一是所谓“毛泽东生前部署”。笔者已在《“邓剧”的要害是颠倒历史》一文中做了分析（见《东方红文萃》2014年第9期）。 二是所谓“篡改毛泽东遗嘱”。华国锋说，毛主席给他写的字条是“按过去方针办”，而张春桥听到毛泽东对他讲的是“按既定方针办”。其实，这两句话都可能是事实，再说，这两句话，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华国锋硬说张春桥所说的毛主席的话是假，并且作为逮捕江青等人的“罪证”之一，实在是牵强附会，欲加之罪，难以令人信服。 1980年7月9日，王洪文在接受最高法庭的审讯时，作了这样的交待：“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能是张春桥加的。因为在这之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后一次见到主席时，主席拉着他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办’。” 叶永烈所写的《“四人帮”兴亡》一书谈到这个问题时是这样说的：“张春桥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毛泽东去世前四天，即1976年9月5日。如果真的如张春桥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把‘临终嘱咐’向他说了，那么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不是华国锋，而是张春桥！只是张春桥最后一次见毛泽东时，除了张春桥和毛泽东外，并无他人。” 毛主席对张春桥的信任与期望大概不是虚传。十大召开前的7月4日，毛主席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把起草十大的报告和修改党章重要任务，交给他们两人去办就是一例。十大后，张春桥进入常委，并且兼任解放军总政主任。这是毛泽东对张春桥的看重。 再据江青的原秘书阎长贵介绍，他曾经给毛远新打电话询问一些事，毛远新对他说：“对于接班人，主席最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主席曾问过我对张春桥的看法，我也这样认为，但我说，不足的是他不能团结干部。当时主席在几个副总理中翻来覆去地琢磨，最后选定了华国锋。主席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还是想叫张春桥做‘军师’。主席叫我跟张春桥传达这样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吗？’意思很明显，主席要张春桥安心做副手。我把主席这句话向张春桥传达了，也向华国锋说了。”（2011-11-17《南方周末》：《秘书眼里的江青》） 三是所谓上海民兵要政变。凡是在部队工作过的都知道，民兵组织的领导体制是实行军队与地方党委双重领导。没有省军区以上领导机关的批准，（大规模的调动还需要中央军委批准）成建制地调动武装民兵执行军事任务，地方党委是调不动的。所谓“上海民兵要政变”的说法是不可能的，后来证明，也不是事实。 陈永贵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的话：“在华国锋下台后，我和华国锋谈话时，他对我说：‘我们这些人，搞政治就是不行。抓些具体工作还可以，搞阴谋诡计不行。’我说：‘那还不是你把四人帮搞掉的嘛！’他脱口而出：‘因为他们不是真正搞阴谋的，如果他们搞阴谋诡计，我们也搞不过人家。’以前我还相信他，看来他也是个鬼。”（《陈永贵谈华国锋》） 三十八年来的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当年政变时，华国锋向政治局和全国人民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不是江青等人而是华国锋一伙，乘毛主席逝世之机，秘密勾结，疯狂活动，阴谋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同时证明华国锋一伙搞的这次篡党夺权的政变，给我们党造成了一次大灾难，给我们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一次大倒退。 记得，1964年6月11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报告。在刘少奇提出既然苏联搞了四十多年都可以出修正主义，列宁的党可以变质，那么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将来也要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后，毛主席说：“如果不注意，准出。注意了，也可能出，出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无非是闹那么几个月，或者几年，或者几十年，又要走向反面。”又说：“中国就一定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两种可能。我说，出来也不要紧。总的，我看我们是乐观的，但是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年谱》第5卷，361页） 从1976年10月6日开始，中国的天就黑了。大自然的规律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一样，物极必反，天黑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天亮起来，就会东方红，太阳生！毛泽东主义的光辉就会重新普照大地！ （2014年3月初稿，2014年11月最后修改）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