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21世纪的台湾复活了吗？

错谬的批评与批评的错谬

——驳 Orange Nick先生的〈马克思能解决21世纪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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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左翼青年就台灣獨立、馬克思主義、全球化等問題發表的文章。

施北乡

由于迟了好几日才读到Orange Nick先生发表于《自由时报》的〈马克思能解决21世纪的问题吗？〉一文，因而这篇回应可以说有些迟到。

一篇错乱的批评

Orange Nick先生此文据说是对于洪鎌德先生评介法国经济学者托玛‧皮克梯(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Le capital au XXI’e siécle》)所写就的〈马克思在21世纪初复活了吗？〉一文的商榷，然而因为Orange Nick先生文意的混乱，其实通篇读来颇令人搞不清楚他所要商榷的对象，究竟是洪鎌德，或者是皮克梯，还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譬如，其首段说对于洪德谦看法有不同意见，第二段则主力批评马克思的观点，中段却突然跳跃商榷在洪鎌德先生文章中未曾出现的论点:「马克思将在21世纪复活，从而持续鼓励全球左派的『拆除国家行动』｣，然后倒数第二段又厉言反对所谓皮克梯的预言。此外，他似乎也搞不清楚洪鎌德和皮克梯的观点，例如前述提及的「马克思将在21世纪复活，从而持续鼓励全球左派的『拆除国家行动』｣这个论点，以他的文意看来，似乎认为是洪鎌德文章中的论点和皮克梯的预言，然而事实上洪鎌德的文章中从未如此主张，在著作中只呼吁税制改良的皮克梯更未作出这样的预言。至于，Orange Nick先生对于马克思观点的批评，更只是说明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严重误解。

对于马克思的误读与曲解

Orange Nick先生先煞有其事的说，马克思有所谓「将『铲除国家藩篱』放大到『资本全球主义』｣的立场，然后再指出这样的立场会使人们丧失对资本主义的抵抗力，造成全球性劳工浩劫，因而呼吁必须予以扬弃。可是，只要读过马克思的基本理论者，都应该知道马克思并不是为了追求「铲除国家藩篱｣而倡导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事实上，他固然是一名国际主义者，但是他根本没有凭空的去「倡导｣和「主张｣资本全球化，他只不过是分析了资本主义的运作和发展的逻辑，并从中预示了资本全球扩张的必然趋势。最知名的莫过于是《共产党宣言》的这几段: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 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 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 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 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 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¾¾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¾¾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

应该很清楚，这些词句，只是一连串的冷彻分析和预估当然了，我们可以批评马克思在讨论民族时使用了「野蛮人｣一词是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的，但这点与本文的讨论无关也就是说， 资本流通全球化对于马克思来说，并不是所谓可以随自身喜好高举或放弃的唯心立场，而是一种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原理所推估出来的客观世界趋向。而马克思对于此 一必然趋势会造成资本对于劳工的压迫加剧，其实也同样早就预期到了，他曾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同一年的一场谈论自由贸易这种让资本自由流通扩张的政策的演说上说过：「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2]可以说马克思面对这样的大势，虽然不是悲观、焦虑、恐慌，但也谈不上拍手称庆，而是辩证的看待，他认为这样促使阶级对立日趋尖锐、恶化的世界局势，终将成为社会革命的温床。而他在阐述上述观点时，更不忘提醒说:「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3]马克思想表达的是，他并非支持这种资本自由流通本身，而只是支持这样的趋向下，物极必反所必然孕育出的反资本革命条件。可惜，Orange Nick先生显然是不懂辩证法的，在他的理解里，事物似乎是非此即彼、截然二分的，因而也就只能对于资本全球化的趋势发出焦虑的乱吼，而不能冷静的分析从中求取根本的变革之道，对于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也产生了严重的误读和曲解，从而闹出认为马克思主张或支持｢资本全球主义｣的笑话。

庸俗变革理论的复活

也因为Orange Nick先生的思维是僵固、片面、非此即彼、截然二分的，因而他对于那些不将台湾社会的诸问题简单的归诸于国民党和中华民国体制、不认为只要打倒国民党和中华民国体制，台湾社会的诸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的人，竟都武断的划归为国民党的帮凶，无端的指责人家「去政治｣，以及未曾主张过的「以经济依附解决社会问题｣，尤其是面对寻求另一种政治——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根本改造——的左派，Orange Nick先生更直陈他的态度是「敌视｣的。这不禁令人联想到，在167年前，那位因思想同样片面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这些共产主义者进行诬蔑而被马、恩两人相继批判过的卡尔．海因岑(Karl  Heinzen)先生[4]。这位庸俗的理论家也因为不满共产主义者不像自己一样，简单的将君主专制视为社会｢一切灾难和贫困的祸首｣，并且更痛恨共产主义者把社会的生产关系当作比君主专制还要根本的问题，因而造谣共产主义者是与君主串通、共谋。正如同卡尔．海因岑对于当时已经远离君主专制统治的其他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一样存在着社会不平等、日趋严重的劳资阶级对立的问题视而不见，从而简单的以为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共和就能解决当时的问题；Orange Nick先生似乎对于没有像台湾一样存在着党国余制的欧美国家，现今同样日趋扩大的贫富差距和金权政治现象也一样刻意忽视，因而同样简单的以为，只要打倒党国余制、建立新国家就能解决一切。

另一方面，就象是卡尔．海因岑无视于当时的德意志地区，虽然仍存在着君主专制和封建的贵族地主阶级，但是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压力下的一系列改革，已使贵族地主阶级开始转型自身的庄园经济、发展资本主义，从而导致贵族地主与新兴资产阶级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因而不能只反对君主专制和封建势力，还要进行颠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才是根本； Orange Nick先生也同样不顾台湾社会即便存在着国际强权的支配，有着中华民国这个由强权外铄形成的政权架构，但早已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资产阶级民主政制齐备的社会，其本土资产阶级不但是在现状占统治地位的既得利益者，更是受国际资本和党国体制扶植起来的，因而毫无革命性，甚至是最具「买办｣性格的社会群体的总总事实，竟在他的大论的文末，期望以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民族、民主革命｣和抽象而不知所指的「价值革命｣来作为解决当前台湾社会的根本问题。也许，爱尔兰革命烈士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那句发人深省并最终预言成真的针对爱尔兰独立运动的警告，也适合说给他听罢:

如果你们明天就将英军驱逐，并且在都柏林城堡之上升起绿旗，除非你们开始组织社会主义 共和国，否则你们的努力都将会化为泡影。英格兰依然会统治你们。她会通过她的资本家、她的地主、她的金融家，通过她在这个国家栽种的、用我们的母亲们的泪 水和烈士们的鲜血浇灌的全部工商业机构来实行统治。[5]

总之，在167年前已经被彻底清算过的庸俗理论，在167年后的今天，又重新以另一种的面目但相似的内涵于公共领域登场，实在不禁让人感到莞尔和遗憾。

为了理论的澄清和运动方向的讨论

本来，像这样文意如此混乱，思维和论理如此片面、胡乱扎草人攻击的文章，是没有必要花时间批评和回应的，不过，由于长年受反共教育洗脑影响的台湾社会，仍有 不少人对于马克思存在着误解，并且那种以为只要打倒党国、再建立新国家就能解决一切的理论，也还算流行，因而批评带有上述两点特质的Orange Nick先生的文章，或许对于澄清可能存在的误解，以及指出一些时下流行观点的问题，甚至促进关于台湾社会的变革运动方向之讨论应该也不无助益罢。

注:

[1]见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资产者和无产者〉，《共产党宣言》，1848年。

[2]见卡尔．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

[3]出处同[2]。

[4]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卡尔．海因岑的批判，可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1847年。以及卡尔．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¾¾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海因岑〉， 1847年。

[5]见詹姆斯．康诺利，〈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18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