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钦礼一案的前前后后

仅仅两年的时间，兰考已经封住一部分沙丘，引黄淤灌出五万亩盐碱地。兴建了机械、农修、化肥等一批小型工厂，有力地支援了农业。不知为什么，省委突然派了一批解放军来到兰考，撤了张钦礼革委会主任的职务，批斗他一个多月，说他在兰考以生产压革命，那项劳动奖励条例，是典型的物质刺激，属于资产阶级的东西。批完斗完，把他发配到信阳大别山里。后来张钦礼才知道，他在兰考的所有活动，都被对立面报告给了省委的二把手王某。王某是空军某部的一名军长，支左到地方成为省委二把手。张钦礼当时并不认识王某，也不了解他的背景。

张钦礼在信阳挂个虚职，由押送他的几个人日夜监管。在监管人员中，有一名是省公安厅副厅长。为了使张钦礼不与外界接触，又把他送到深山里一个叫灵山寺的古庙里。张钦礼在大别山被软禁了五百四十多天，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

周总理于同年10月7日再次指示河南军区负责人，在三天内把张钦礼和领导修建红旗渠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送到北京。

信阳军分区派出十几名解放军在大别山里搜寻到了张钦礼。当张钦礼和杨贵走进总理指定的地点时，许多党政军的领导都在这里，刘建勋也在。这是批斗王某的一个会议。会上，张钦礼才知道王某此时已被定为林彪的死党，是林彪在河南的代理人。周总理质问王：“你为什么要迫害他俩？一个在平原治沙治碱很有成绩，一个在山区治山治水很有成绩，你为什么要迫害他们？”一连几个为什么。

张钦礼怎么也想象不出，他一个贫困县的七品芝麻官，竟和林彪的死党挂上钩？他茫然不知所以，脱口请求总理帮他离开河南，总理答应了他，当然没有兑现。事后，他在一个笔记本上记下了当时想离开河南的心情：

“我在河南工作有一种身在险境苦挣扎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摔得粉身碎骨，这不是已经摔了三次了吗！虽不是粉身碎骨，也折腾得少皮没毛，死去活来。运动一来，他们掺水和泥，说你是圆的团团，说你是长的拽拽，说你落后保守，工作没跟上，这些话都不论斤两，轻的批判斗争，重的撤职罢官、开除党籍，甚至蹲监坐牢。官大一级，压死泰山，他们都是上级，都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都有理，就我没有理。俗话说，树移死，人移活，免得低头不见抬头见，老成见老印象，运动一来都起新作用。”

（七）

总理想把杨贵、张钦礼留在中央工作，刘建勋说，两个典型总得给河南留一个吧。如果张钦礼当时留在中央，就是另一种命运了，因为杨贵在北京安然无恙。刘建勋也是出于好意。

张钦礼回到兰考，在省革委会、省农协都挂有官职，还有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等职。张钦礼对所有新封的官衔都很淡然，他只坐镇兰考。张钦礼说，苍天有眼，让他这一次能安安静静集中六年时间领导群众和三害斗争。

刘建勋有一段话评价他们，“你们这帮人啊，疯啦！不要命啦！从工地被捕进了监狱，从监狱出来又去了工地；除夕干到半夜，初一天不亮又去了工地。”刘建勋说的这帮人就是当年饿着肚子跟着焦裕禄苦战三害的干部、群众，之后又跟着张钦礼几进几出监狱之门而不改初衷，继续拼命除三害的这一帮人。

张钦礼这帮人在监狱时，都砸上脚镣、带着手铐。放风时固阳公社社长吴思敬还悄声对张钦礼说：“我睡不着觉，琢磨出‘九孔闸工程上、中、下的施工方案’。”张钦礼哽咽着：“我的好兄弟，咱俩在这种地方还能想到一块。”这帮人中的一些干部、群众，只要从监狱中、各种批斗学习班中出来，就直奔九孔闸工地。因为九孔闸工程是引黄淤灌的关键工程之一。

张钦礼这一帮人六年中干出的结果是：引黄淤灌出26万亩沙荒盐碱地为良田；种植了56万亩农桐间作地（区）；建立了60个县、社工厂，填补了兰考历史上没有工业的空白。仅县办的16个工厂，年产值4000多万元，税利760多万元，粮食产量由1962年的6000万斤增加到三亿两千多万斤，人均800斤，家家有余粮，是解放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兰考也由老缺粮县，到1976年，已上缴给国家3000万斤粮，100万斤皮棉，80万斤油料。就连当年来兰考视察工作的商业部部长姚依林，看到兰考在文革的混乱中，打出一片新天地，兴奋不已。不知在什么场合，不经意地对张钦礼说，大庆缺少副食，黑龙江省过年也只能给他们500头生猪。张钦礼立即派当时的副书记杨捍东和四杆旗的支部书记给大庆送去1000头生猪、60吨粉丝、120吨酒。张钦礼说，不能让铁人的大庆工人缺肉菜。

（八）

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开展的清查运动，又给某些人迫害张钦礼和“捍卫焦裕禄司令部”这个群众组织提供了机会。在“四清”和文革初迫害张钦钦的那位领导人成了文革的受害者，被提升为商丘地区政法书记，不知为什么此时的兰考县却划归商丘地区管理，这样，兰考的清查工作，就由这位领导人一手运作了。负责河南省清查运动的是省委书记戴苏理、主管政法的副书记赵文甫。张钦礼被捕前几天，戴苏理把他叫到省委，威逼他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并作检查，否则，矛盾的性质就要转化。纪登奎在文革中比较早地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建勋和他有不少接触。张钦礼不揭发不检查，说了几句讽刺话，扬长而去。

几天以后，张钦礼在治黄淤灌的工地上被捕。当刑警给他戴上手铐时，他放开嗓门，对着蜂拥而上的几百民工高喊：“苍天有眼，焦书记在地有灵，兰考所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到了。今天是1978年10月16日，记住这个日子，这是一个人妖颠倒的日子……”开始，工地上一片哭声，稍后，大家冷静下来，立即推出了张传岭、阎协崇、史占卿三位农民代表，让他们回家给张钦礼准备点吃的，去郑州监狱探探虚实。三人来到郑州监狱门口，要求和张钦礼见面，刑警不允许，后要求把吃的转给张钦礼，开始不同意，他们苦苦哀求说：“老县长跟着我们过穷日子落下了毛病，一饿就流虚汗，支撑不住会昏倒不醒人事，有口吃的垫垫就能挺过去，兰考的人谁都知道他这个病啊！”刑警允许了。无奈，三人在狱墙外面转悠，他们哭着转着，转着哭着，也不知道转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泪……

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报》一版刊登一条新闻，大标题是：“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依法惩办反革命分子张钦礼。”同一条新闻还有其他两个。张钦礼的罪名是：

1. “恶毒攻击中央领导”（指文革中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2. “反党乱军，践踏社会主义法制”；

3. “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原四清工作团的领导人）；

4. “擅自扒堤决口，破坏工农业生产……”（实际是引黄淤灌工程）。

张钦礼对所有指控都不承认，审讯他的人员说：“你的问题由省委决定，法律服从政治，我们这里只是过个手续，你再辩，加判”。

张钦礼在郑州监狱关押了一年多，直到1979年12月24日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钦礼有期徒刑十三年。因张钦礼一案和“捍卫焦裕禄司令部”所涉及的清查对象有4000多人。其中120人判刑，其他或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或降级下放，或兼而有之。

焦裕禄当年树立的四杆旗的支部书记，两名死在狱中：一名是秦寨的赵新贞，一名是赵垛楼的李运兴。赵新贞原是国家干部，回村领导群众生产自救时，连微薄的工资都搭上了。他当时想到群众身体普遍虚弱，提出:不能干一天干半天，不能挖一锨挖半锨。焦裕禄把这个口号推广到全县，结果，外出要饭的群众听说新来的焦书记能体恤灾民的疾苦，都陆续回来参加生产。赵新贞是焦裕禄最看重的基层干部。他被判刑十年；双杨树的王发祥找不出“罪证”不能逮捕判刑，在家监督隔离，第十年在隔离中死去；韩村的杨素兰是位女知青，她回村带领群众割草几十万斤卖给国家，买点小型农具生产自救。文革中，张钦礼遭难，她抱着吃奶的孩子被捕入狱，清查运动时，她闻讯跑了，在外流浪四年，捡了一条命。

卓兴隆当年在兰考时，被焦裕禄赏识，从公社调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他和张钦礼成了焦裕禄的左膀右臂。姚依林来兰考视察时，也发现卓是个人才，建议刘建勋提拔重用他，刘即调任他为柘城县委第一书记。他任书记时，颇有焦裕禄的风范。清查工作时，卓兴隆是一位优秀的县委书记，后开除党籍。卓兴隆咽不下这口气，患肝癌英年早逝。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通讯播出后，兰考云集了来自全国的300多名作家记者。新华社著名的记者华山已从新华社调到全国作协搞创作，也来到兰考。他见到周原第一句话就问：“你能用一句话概括焦裕禄吗？”周即回答：“焦裕禄像一道闪电，照亮一下夜空，陡然消失了……”周原还没有说完，华山接过话茬，而且一激动就结舌：“……留……留……留下一片火焰。”兰考的这片火焰被集体合谋扑灭了。

（九）

张钦礼从郑州监狱转到新安监狱服刑，兰考的干部、群众、勤杂人员、小商小贩及机关食堂的炊事员等，他们很不容易凑够路费，费了很多周折，带点能解救张钦礼“饿痨病”的食品，去新安探望他。从兰考到新安监狱有700多里，要乘坐火车、转长途汽车，再步行几里才能到达。东坝头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全村人凑钱，选出了两位代表，买了二斤水果糖，去探望他。他俩对张钦礼说：“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在这里坐牢，选县长时，全村人投了你的票”；有四名在不同地方以爆玉米花为生的兰考农民，相约在同一时间去探望张钦礼。他们能为他带的食物就是各自买了两个烧饼，每个烧饼里夹两根油条。监管人员问他们要介绍信，他们说没有，又问他们和张犯是什么亲戚关系，他们说没有任何关系。“那你们为什么来探望他？”监管人员不准他们进来。四位农民一起跪在监狱门口，不走也不起来。他们说，张钦礼是他们的老县长，他为兰考人民坐监狱，现在跪下是向他行大礼。这位监管人员被感动了，把张钦礼叫了出来。张钦礼看到这四位素不相识的农民，每人手中捧着两个夹油条的烧饼，也立即向他们跪下。五个人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相对痛哭。在一旁的那位监管人员也泣不成声。

也是在新安监狱。一天来了一位领导，他很想目睹一下这位曾被周总理三次解救、焦裕禄亲密战友张钦礼的“尊容”。提审他的两名监管人员很想讨好这位上级，满足他的好奇心。他们喝令张钦礼跪下，张钦礼不动声色，不理不搭。他后来对刘秀艺说：“他们打掉了我的门牙，顺口流血，砸上十八斤的死刑脚镣。还故意往脚脖子上砸，一锤下去，砸掉一块肉耷拉下来。我忍住满腔怒火，不吱声，不下跪！”

赵钦礼的老伴刘秀芝也是抗日战争参加工作的老干部老党员，因为张钦礼是一县之长，怕影响不好，总是限制提拔使用她。张钦礼判刑时，她是县供销社的干部，月工资只有46元，每月探监时还要为张钦礼带吃的。先在郑州后又在新安。每年除夕这天，她带着白面和肉馅，从兰考出发天黑赶到监狱。看着丈夫吃她包的饺子，为的是让他得到些许安慰，熬过漫长的十三年铁窗生涯。几十年来，为了张钦礼，数不清的威逼恐吓，逼她揭发张钦礼，她只有一句话：“钦礼是个好党员。”永远的七个字，包含着他们志同道合；支持他的所作所为；理解他把这么一个经常比一般农民还要贫困、比一般干部还要受屈辱的家庭交给她承担。

周原曾多次做过努力，保张钦礼监外就医。后来一封给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杨析综的信，起了作用，杨在信上批示：“相信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保证。”也只是提早半年多释放了他。时间是1990年5月20日。

张钦礼释放后，我和北京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去郑州看望他和刘秀芝。我们和他谈了两天两个半夜，从采访焦裕禄到监狱生活，了解了很多有意义的细节。谈到焦裕禄，他仍然心存敬意。他说，焦书记留下的不仅是他的精神，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他说，他这一生最值得骄傲的是，由于总理的支持，使他有六年的集中时间，带领当年和焦裕禄一起组织过的除三害队伍，创造了从解放到他被捕时的兰考黄金时代。他说，他不敢预测，如果焦裕禄不过世，他俩继续合作，焦该是何种命运？

（十）

张钦礼的葬礼和他墓地的碑林，已经见证了他和群众之间绵绵无尽的感人事迹。但有两件事例，仍令我感动。张钦礼在最风光的时候，省里、地区给兰考两辆吉普车，张钦礼转手卖了，为什么？当时兰考有2564个生产小队，还有42个小队的群众口粮不足。张钦礼利用卖车的资金，为这些小队打机井，配了八匹马力的柴油机，旱时浇地，不浇地搞副业。解决了群众的温饱。他对刘建勋说：“一个县委书记，坐着小汽车开到吃不饱肚子的群众面前，我脸发烧，群众当面不敢说什么，背后捣共产党的脊梁筋。”刘建勋把这事告诉了一同来的姚依林。姚大声说：“我回去给总理汇报，让他对兰考的事放心。”

张钦礼有个女儿，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解放军女战士。一切都按照正常手续办完，快要走时，张钦礼把她的名字划掉，换了一个贫农的儿子。他对女儿说：“这个贫农的儿子如果在部队里能提干，他和他的家人都可以改变命运。你爹是县长、是书记，你一走向社会，就有一个比他高的平台，你应该让出这个名额。”

张钦礼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做透做绝；人民的司法机器却把他砸进监狱。

原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象，六年前看到了我为张钦礼写的申诉，说：“这是个大题目”；我老伴周原已过世两年，我在他留下的日记中看到“张钦礼代表一个时代”。

现在，兰考有两处墓地，都很出名。一处是焦裕禄的，一处是张钦礼的。历任的中央领导、河南省委领导，还有其他领导，也有群众，都来过焦裕禄的墓地；千千万万普通群众由于仰慕张钦礼的品格，感叹他的人生，也来过他的墓地。共产党要求的干部，应该是领导欣赏，群众赞誉，现实生活中这两者很难统一。焦裕禄、张钦礼两人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却统一起来了，成为亲密战友。他俩都为改变农民的生存条件，一个在工地累死，一个在工地被捕。

张钦礼和焦裕禄在兰考恰似“一对孪生”，讲一个不能逾越另一个，否则就失去了生命的光彩。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