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请贺卫方解读四中全会

　　邓小平、陈云、邓力群平批赵系头子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针对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说道：【要改换领导层……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1989年9月邓小平说：【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了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好在有我在，处理不难，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作用。……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邓小平在这里明确将赵紫阳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归入了敌我矛盾，并且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腐败现象之所以严重，关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腐蚀，使很多党员干部不再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早在1989年8月11日，邓力群在在烟台发表过这样一段谈话：【现在，确实出现了相当一些吃外国人饭、替外国办事、帮外国人说话的中国人。其中有少数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变成外国人在中国的代理人。在我们的干部子弟中，说某某人在国外的存款高达上亿美元，这显然是谎言。但是，同外国人交往，接受贿赂，把钱存在外国银行的人恐怕不是个别的。不能说已经形成一个买办阶级，但他们的确是新时代的洋奴。出现赵紫阳这么一个人物，确实有社会基础。他也在培养支持和发展这个社会基础，自己则成为这个基础的代理人。先念同志给我讲，他给陈云同志说过，“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来看，赵紫阳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同志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动乱和暴乱，以赵紫阳为代表，在政治上形成了党内的、社会上的反对派。】

　　贺卫方何许人也？

　　网友三峰在其文章《从“贺卫方现象”看中国面临的危机》中指出：

　　【真正让他轰动一时的，则是他在2006年3月4日北京西山杏林山庄举行的新西山会议上的发言。杏林山庄隶属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曾多次接待过国家领导人在此办公、休息，接待过各种类型的高级别会议。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次新西山会议，是国务院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召集约40位学者、专家和政府官员，就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下一步应采取的行动进行讨论，会议希望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听取这些人士的真实想法，以便为中央领导建言献策，这些意见将在汇总之后，直接向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汇报。由此可见，这是一次有高层背景的高级别的专家会议，其意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中国的改革进行顶层设计。贺卫方实际上是作为高级智囊和学者，被国务院智库请去为改革开放做政策建议和制度设计的。

　　然而，贺卫方的发言却引起了浩然大波，并让会议组织者著名新自由主义官员、前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后来狼狈不堪。

　　贺卫方教授针对当时的政治局势说：“站在右边的人，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甚至个别的时候畏畏缩缩，因为有些话亮不出来，我们说图穷匕首线，我们的匕首是一大堆地图，把匕首包起来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天机不可泄漏，我们不敢说。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这样一说不得，显得我们跟别人打架就是好人打不过坏人，好人一打一个死掉，就死在战场上。所以，左翼的东西在网上多少的猖獗，但是这边人没有办法说透，说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尤其是体制改革这些年一直在推动，在座的前辈或者同辈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个过程中都是艰辛甘苦的。”

　　贺卫方教授说：“我想我们能不能慢慢的形成小的群体，这和改革的群体人有差距。比如说我个人追求这样的目标……我告诉你，我的几篇演讲在网上传播的比较多，我明确的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希望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有一个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机构，不断的行使媒体的生杀与夺之大权，这样的体制是什么样的体制?严重违反了《宪法》说的，任何的活动都是在宪法的基础上活动，自己打自己的耳朵，中宣部、团中央宣传部，我们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我们参加了这个组织，我在这个组织20多年，但是它没有注册登记……胡锦涛同志说，我们要严格纠正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都要严格的纠正各种违宪的行为，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之外的机构，怎么违宪呢?”

　　贺卫方还指出，“民法上的基础就是私有制，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体所有制这种不伦不类的方式，否则农民最受损害。”

　　很明显，在贺卫方看来，中国应该搞台湾模式、搞多党制、搞美式宪政、搞军队国家化，搞彻底的经济私有化，因此，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是非法的、中宣部是非法的、连党中央自己也是非法的。因为不符合贺卫方青睐的美式法律体制和法律程序，所以就是共产党就是非法的。贺卫方的逻辑是如此的简单明了。

　　可以看出，1998年至2003年，贺卫方一直参与中国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在那个阶段，他以高层智囊和高级学者的身份，与中国最高法院实权人物如黄松有等人关系极其密切。然而，贺卫方感觉，或者说美国情报机构感觉到，单单通过司法改革等渐进方式来逐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速度还是太慢了。由此，组建“法律党”，煽动民众从体制外施加压力，搞更为激进的颜色革命，与体制内的西化派自由派官员“里应外合”，以最大速度推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了贺卫方2005年以来活动的主要内容。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扛起反共大旗的贺卫方，为何会在2005、2006年间粉墨登场。虽然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贺卫方屡屡在媒体上发表过激言论，但是真正让他轰动一时的，则是他在2006年3月4日北京西山杏林山庄举行的新西山会议上的发言。

　　2012年末，贺卫方的第一本英文著作被有美国情报部门背景的布鲁金斯学会出版。在布鲁金斯学会11月28日于华盛顿为贺卫方举行的新书发表会暨中国司法研讨会上，贺卫方公开表示：“不要要求在职的中国官员们说老百姓希望他们说的话，而学界人士则可以大胆谏言，和政界‘里应外合’，各司其职。”

　　2013年3月21日，应德国伯尔基金会邀请，中国知名学者、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出席了在柏林举办的"中国和谐社会梦想"研讨会。会后，贺卫方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将共产党在中国的历史，类比成德国法西斯那样的灾难：“最近两次都是应伯尔基金会邀请，重要是考察德国怎样处理自己的历史问题。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问题，中国也需要反思过去六十年来，共产主义在中国所带来的各种运动和灾难，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面临反思历史的巨大困难。作为法律学者，我也从德国的相关实践中，了解到如何通过反思历史，把自己国家相关制度设计得更合理。”贺卫方还提出要给六四平反：“"六四"是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它对统治者的合法性产生很大的损害乃至摧毁，却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这是中国走向未来绕不开的问题。”贺卫方认为，六四事件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在我看来，"六四"一定要平反，时间不会拖得太长--不光是平反的问题，也要借机反思历史。”

　　2013年10月4日贺卫方在香港中文大学进行演讲时十分张狂地说：“北大没七不讲，我们七个都讲。宪政之路不是执行现行宪法，而首先是司法独立，然后是新闻自由，逐步实现土地私有、军队国家化……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宪政民主的中国。”很显然，在贺卫方看来，北大已经不是中共的北大，而是贺卫方的北大，所以北大一直没有开除贺卫方。这种局面得不到扭转，很快人民的中国就成为贺卫方的“宪政中国”。对此，贺卫方们信心满满，野心勃勃。

　　2013年9月贺卫方做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新民说”文化沙龙时发表了一番十分无耻地替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历史辩护的言论：“我认为，西方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欺凌，是中国欺负西方人的结果。中国在近代和西方人交往过程中，从来没有平等地对待西方。西方人想要商务谈判，中国根本不派像样的人去谈。为什么西方人到了中国见皇帝必须三拜九叩?这不是欺负人?……我们的屈辱感是谁搞出来的?是我们昏聩的政府，导致国家领土丢失、军事失败、人民受难，最后告诉我们说，都是西方人欺负我们。但这完全怪西方人吗?况且我们也要看到，西方带给了我们很多了不起的文化成就，大学制度也好、现代司法制度也好、医院制度也好，哪个不是西方带来的?”

　　在贺卫方看来，因此中国皇帝要让西洋人和东洋人下跪，这等于羞辱西方人和日本人，于是中国老百姓活该被人家屠杀、强奸、掠夺、灭绝。国土丢失人民受难，全是中国政府的错，不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错，西方不仅没有错，反而有大功，给中国人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制度。这种辩护，恐怕连正常西方人自己(如雨果)都汗颜。很显然，贺卫方已经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西奴、美奴、金奴，比纯种西方人更加亲西方，更加能够服务于西方的利益。】

　　以下为思想火炬下面的微博评论：

（责任编辑：新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