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不能不走这样一条道路呢？

　　

“撤点并校”10年考

　　2001年，为了优化中国农村教育资源配置，全面提高中小学教育、投资效益和教育质量，国务院出台一份名为《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 定》的文件，该文件第十三条要求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表示要“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 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

　　这一决定，在教育界被简称为“布局调整”，在民间，则被简称为“撤点并校”。初衷无疑是好的，一方面，部分农村学校的学生非常少，另一方面，相 对贫乏的农村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农村的很多小孩无法接受基本正常的教育。政策实施后，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起来，对于提高农村整体教育 水平有显著作用。

　　但与此同时，撤点并校也造成另外的后果——为了求学，学生们要背井离乡，家长们有时也要被迫陪读，因此产生部分学生的营养、心理、亲情、文化等问题，随着时间的延续，这些问题慢慢浮现。2011年末的几次重大校车事故，加剧了人们对“撤点并校”的质疑。

　　《中国新闻周刊》选择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作为“撤点并校”政策的考察点，并不是因为它撤得多、并得快，而是因为，它是中国极普通的一个县，因此 更有样本价值。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在“撤点并校”前后所发生的变化，也看到了“中国滋根”等公益组织的积极努力，以及政府和民间为解决现 状的有益联合——正是这种联合，让人眼前一亮。

　　10年，值得对一项公共政策的效果进行整体评估；10年，值得回头望一望， 我们已经走了多远；10年后，我们该总结既往经验，完善政策，让孩子们接受到更好的教育。

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撤点并校的十年

　　城乡学校的布局调整进程就像一场百米竞赛，经历了起步、发动，并在十年后即将冲向终点。在这场竞赛中，有村民吃力跟上了队伍，贫困的村民终被抛弃。一份县人大调研报告将乡村教育的现状归结为：“城挤、乡弱、村空”

　　本刊记者/陈薇(发自山西)

　　凌晨六点半，天还黑着，在黄河边的山西省石楼县，田家岔村已经醒来。伴着鸡鸣狗叫，一台满载学生、顶上摞着行李的中巴车摇摇晃晃地开上村里土路。临行前，有学生家长特意点了一挂鞭炮，给开学第一天的孩子们讨个彩头。

　　女生白婷婷也在车上。两个小时后，她将正式转学到距离县城更近的马村寄宿制小学。那里每天能吃上三顿饭，有单独的音乐体育老师，宿舍楼下还有饮水机——这在她之前的村庄小学里都是奢望。

　　这个16岁的女生是主动要求转学的，“六年级了，村里的小学还在上五年级的英语”。

　　2012年春季学期，田家岔小学将只剩下19名学生。十年来，随着石楼县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步伐，已有数千名像她一样的孩子选择离开村庄，前往学生更多、条件更好、离家也更远的其他中小学。

撤点并校的开始

　　从太原坐车，从高速路转到柏油路、石子路，看过满眼黄土、千沟万壑，四个多小时后，才到达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石楼县位于山西省西部，东依吕梁山，西濒黄河，因为自然条件恶劣，当地流传着“山山和尚头，坡坡鸡爪沟，种田难见苗，十亩一担挑”的顺口溜。

　　散落在5700多条山沟里的500多个自然村里，曾经村村有小学。一孔土窑洞，一位高中毕业的民办教师，少则五六个、多则几十个学生，就是一个典型的村小。人们习惯性地把这种学校叫做“单人校”。

　　将便宜的三合板涂了墨汁晒干，用作黑板；下雨时，从窑洞顶哗啦啦往下掉土块，“条件确实是差”，石楼县小蒜镇转角小学校长韩志勇向《中国新闻周 刊》记者回忆。上世纪90年代，他管理的一所村小有50多个孩子，夏天热得要将窗户卸下来，实在顾不上的时候，给一个年级上课时，就给其他学生每人发些小 棍子，打发到窑洞外做算术、玩黄土。

　　这些像撒出的胡椒粉一样分散在山沟里的村小，以乡镇为单位，统一归中心校管理。村小只有一至四年级，复式教学，教学质量依赖于老师的知识水平和责任心。五年级时，不同村落的孩子们便集中到乡镇的寄宿制小学，然后进入乡镇初中、县城高中。

　　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下形成的、“村村办小学”的农村教育格局，进入21世纪后被打破。

　　2001年5月29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第13条规定，“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从此，石楼县撤点并校、布局调整的序幕缓缓拉开。

　　起初，县教育局计划撤并15人以下的学校。然而，固守土地的村民们都不愿意放弃孩子在家门口上学的机会，强烈反对。撤并不得不放缓。在2001年后的两年内，实现撤并的学校大多是没有生源自行消失的，为数不多。

　　随着农村税费改革、退耕还林等政策进行，2003年前后，石楼县政府制定了“撤乡并镇”“移民并村”的总体规划，要把散居在全县506个自然村的8.9万农业人口，集聚到“1城4镇82个中心村”来。

　　那时，全县还有中小学365所，其中有近90个是不到10名学生的教学点。

　　“移民并村，学校先行”，是石楼县教育体育局提出的一个口号。2004年，新建了中心小学的小蒜镇教鹏焉村成为全县第一个移民新村。教鹏焉本来只是位于一个三岔路口的山头，周围的三道山梁里分布着十多个自然村，新村建起后，附近教学点陆续撤并至教鹏焉小学。

　　“客观地说，在2005年以前，以行政手段强行与老百姓意见对着干的情况，非常少，”石楼教育界人士郑化民如此评价，30年来，他做过教师、校长，后进入教育行政部门至退休。

时代及政策的助推

　　2005年10月，吕梁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吕梁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的实施意见》。意见第一次将撤并标准做了规定，即“调整后保留小学的服务半径，沿川及公路沿线一般约为2公里，山区视具体情况可适当放宽”。

　　这份文件还规划，到2007年，将全市中小学由现有的4762所撤并为3500所左右。到2010年，继续撤并为2500所左右。

　　这些数字，在当年底发布的《吕梁市教育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中，继续精确为：“‘十一五’期间全市撤并规模小、条件差的农村小学和教学点2124所，薄弱初中123所使全市小学数减少到2157所，初中撤并为213所。”

　　正是从这段时间开始，石楼县开始了大规模撤点并校。按学生报名人数，不到7人的学校便自然被撤。被撤校的村民，稍有财力的，直接带着孩子进县城陪读；经济不那么宽裕的，只好带着孩子转至各中心校寄宿，或是投亲靠友找出路。

　　“我清楚记得，当时访问过一个家长。她老公长年在外面打工，对家庭不管不问，非常贫困。到9月2日的时候才知道学校没了，一下子蒙了。没钱坐班 车，哭着带了三个孩子去小蒜镇上学。”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山西项目负责人刘磊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作为一家致力于改变中国乡村教育状况的公 益性社会团体，他从2007年起便驻扎在石楼。

　　学校的撤并，有的也很偶然。比如，一位六年级女生记得她所在的村小是这样被撤的：“一位跟着女老师住在学校里的女学生，出去时摔了一跤，摔成骨折。女老师赔了医药费，下学期就不愿意过来教书了。”

　　白家山小学的命运则比较坎坷。

　　先是因为代课老师甩手不干，公办教师不愿下乡，这所小学在还剩下16个学生时，在开学前几天被稀里糊涂地撤掉了；小学被撤并后，有位村民开着三 轮车送儿子到另一所学校上学，不料路遇车祸，三轮车半路翻下山沟，村民下半身瘫痪——这起事故震动了整个村庄，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白家山小学被撤半年 后，又神奇地被恢复了；不过，它没有坚持多久，一年后，因生源过少被彻底关闭。

　　“从2005年以后，时代发展的因素就很大了，”郑化民说。在石楼县，出去打工的父母多了，他们希望下一代分享更优质教育资源，开始主动将孩子带离农村，最终导致学校自然撤并。

　　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同时，石楼县开始了学校寄宿制建设。2005年，石楼县所在的吕梁市开始“双百示范校”工程，即建设“条件达标、设施完备，师资配套、管理科学，质量优良、特色明显”的农村寄宿制小学和寄宿制初中各100所。

　　2007年11月，马村明德学校接受了“双百示范校”的初验。结果通报中，市教育局肯定了“该校新建餐厅功能齐全，常规管理制度精细，后勤管理工作扎实”等诸多优点外，指明问题是：“学校厕所蹲位严重不足，学校没有大门，校园四通八达，可随意进出，存在安全隐患。”

　　而石楼县参评的另外一所罗村小学，则“没有专门的操场，食品没有储藏室，存放于湿度较大的灶房，易发生变质”。

　　在《中国新闻周刊》得到的这份通报文件上，吕梁市的这些准“寄宿示范校”几乎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均存在问题，并被要求进行整改：如没有学生餐厅、楼梯没有扶手、甚至宿舍门内没有关扣，等等。

　　马村明德九年一贯制学校仍是距离县城较近、寄宿条件较好的学校之一，包括田家岔村的白婷婷在内，不少非服务区的学生转入这所学校。它的学生数从2005年的217人激增至2008年的618人，非服务区学生也在3年内增加了100人。

全县只留42所学校

　　至2009年4月，《石楼县人民政府关于石楼县中小学校布局调整规划的实施意见》文件发布时，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成果已卓有成效：全县已撤并了中小学218所，还有中小学131所。

　　不过，这131所学校的大部分，还需要继续撤并，以达到“全县中小学布局调整后保留小学30所，普通初中4所，九年制学校6所，普通高中1所， 职业教育中心1所，共42所”的目标。附录中，任务被以表格形式分解到各乡镇中心校，细致到2009年、2010年分别撤并哪几所，都做出详细规定。

　　当这份规划被以“42所”的代号传开，就连一些教师、校长也暂时难以接受。虽然从2003至2009年，石楼义务教育适龄人口在逐年减少，但预 计到2010年前后，仍有10000名左右的在校小学生。要在两年内将小学从100多所直接撤并至30所，步子似乎迈得太快了。

　　然而，石楼中小学布局调整仍在加快节奏。

　　一位中心校校长回忆，因为工作不得力，在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另一名中心校校长被点名批评：“你这个校区还有8所，怎么还不撤啊？怎么撤得这么 慢？”被批评的校长不敢怠慢，下一学期便撤掉5所，超计划完成。第二年，该中心校被授予“布局调整”工作目标单项考评先进学校。

　　至此，石楼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已进展多年。一份来自石楼县人大2008年的调研报告，将全县教育流动的基本走向归纳为：乡村教育急剧衰退，城区教育迅速扩充，表现为“城挤、乡弱、村空”的基本现状。

　　报告称，城区学校凭借得天独厚的条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在及格率、优良率等参考系数上均是逐年稳步提高。

　　然而农村学校则保持了条件简陋、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质量不均的特点。其中，师资力量薄弱尤为突出。有的教师无教案、学生作业不批改。2009 年，县教育体育局在检查工作中发现，不少农村小学生学过的生字不会认、学过的数学题不会做，当检查人员提出质疑时，教师的理由却是，学生是傻子、呆子。对 此，这份以政府文件形式下发的检查结果通报中，少见地出现以下情绪化的句子：“一个老师只教几个学生，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可思议。”

　　部分教师的教学标准也不高。一所单人校教师在手写的工作汇报中表示，自己将认真批改作业，“做到面批面改，如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一题一式。决不打大对号，批改作业一律用红笔，注明日期。”

　　有数据显示，城区学校学生的平均成绩确实高于农村学生。2007-2008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前者七年级校均分为72.39分，后者则仅为56.07分。

　　这也使得部分没有被撤并学校的学生，自发地转向城区小学。2003年，石楼县教育体育局一位工作人员曾根据各年龄段儿童数量，推测出到 2008-2009学年，城区小学在校生应为4300人，农村在校生应为7900人，也就是说，农村学生应该是城区学生的2倍。然而，现实情况完全相反。 参加上述考试的，农村学生只达到城区学生的1/2。

农村似乎是要被抛弃的

　　到2011年9月，石楼全县中小学还有62所，但相差悬殊，城区最大的东风小学，已达29个班1688名学生；人数最少的西山中心校，11个班仅剩74名学生。

　　一方面，农村中小学的学生还在继续流失。如罗村中学，2005年小学升初中报名人数为207人，三年后，初中毕业生数仅为45人。这些流失的学生，有的转入城区中学，有的失学种地或外出打工。

　　另一方面，县城里租房陪读的家长还在增加。他们的考虑简单直接：到乡里陪读，还不如直接到县城；两个孩子寄宿，还不如租房同住。一口窑洞月租150元，加上水电、面菜等生活杂费，每年开销达5000元以上。

　　有时，陪读需要付出更多。进城后，有孩子学会了网络游戏，成绩反而下降；有妈妈发展出婚外情，最终离了婚；村里的地没有收成，老人生病没人照顾，陪读家长戏称为 “四个荒了”：孩子荒了，婆姨荒了，土地荒了，老人荒了。

　　尽管如此，村民们离开家乡、为儿孙创造更美好未来的愿望还是日益增长，大家渐渐明白，即使是被保留的42所学校，也可能因为没有学生报名而自然 撤并。就连校长也不知道自己的学校还可以支撑多久。韩志勇估计，转角小学消失的时间是“三年之外、五年之内”；被公认为寄宿条件较好的马村明德学校，校长 郝彦平也在暗暗担心，生源会被条件更好的县城学校抢走。

　　对未来的不安情绪与危机感，弥漫于农村中小学教育管理者中。郑化民形容，“这就好比有一个老人，大家都知道他要死了，但又不能把他掐死，那么就给他输液维持，等着，维持到哪一天算哪一天。”

　　时至今日，布局调整进程就像一场百米竞赛，经历了起步、加速后，似乎没有人能掌握它的速度。在这场竞赛中，有村民吃力跟上了队伍，而贫困的村民终被抛弃。那些走不出农村、走不进城镇的农民，不得不继续挣扎在大山的褶皱之中。

　　2010年10月，来到石楼调研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副教授余凯，打算前往一个2里地外的村庄。在半个小时的山路上，他接连看见四五处被 弃的房子；有的村里，卫生室只是一个营业的药店，村委会甚至没有办公的地方；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广播站和电影放映几乎消失。

　　他发现，越偏远的村落，生活成本越高，公共服务更少。比如，政府在人畜吃水工程修好以后将维护工作承包给个人，出现问题，承包方会通过水费涨价来回收维修费，因此，有的村自来水费是每吨3元，有的村则是8元。

　　那些利用扶贫资金新修或扩建的农村小学，有的一天也没有使用过，有的成了仓库间、养鸡场，更多的是空置、废弃。

　　“随着撤点并校和移民并村进程的发展，农村人口向中心城镇集中居住的趋势进一步明显，留守在自然村落的人生活境遇进一步恶化，暂时被保留的教学 点的教学状况更加令人担忧。”余凯在调研报告中这样总结，“目前的移民并村和撤点并校政策显然无意于也不利于稳定农村人口，农村的空心化趋势还会持续。”

　　“每个人好像都认为，农村是要被抛弃的。从长期的时代发展来看，布局调整、提高教育质量是好的；但是，这其中付出代价的小部分农民，是让人心酸的，”郑化民说。作为一名乡村摄影爱好者，他开始为农民与窑洞拍摄留存影像。

　　进入2010年，石楼县政府决定，今后三年每年增加教育投资1000万元——这对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来说，并不容易。对寄宿制学校的改造与建设 正在进行，6所九年一贯制寄宿学校成为建设重点，另外，由于学校距离大多数学生居住地遥远，以及校车事故频发，幼儿生的就近入学问题也开始被关注。

　　2012年寒假，参加石楼教育工作会议的中心校长们发现，领导们不再催促布局调整了，在上年度工作目标考评中，“布局调整”这一单项也不见了。

　　今年1月20日，国家教育部同样发布了《教育部2012年工作要点》，关于布局调整，用词变得谨慎，即“坚持办好必要的村小和教学点，审慎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

教鹏焉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在自习读书。摄影/ 韦亮

田家岔小学，首都师范大学的支教志愿者在教学生读书。摄影/ 韦亮

　　

 

撤校后的惊心动魄

　　一项进展10年的国家政策，正改变着农村孩子、家庭和乡村，进而影响中国

　　本刊记者/陈薇

　　1988年，美国华侨杨贵平第一次来到贵州农村，当地一些苗民虽然贫困到和耕牛同住一屋，却自豪地对她说，他们虽然穷，但是有苗歌苗舞，要共同建设家乡。

　　然而当她最近一次去那里，留在村寨里的老年人向她抱怨，因为穷，他们什么也做不了，穷得完全没有希望。

　　在杨贵平看来，这个失去希望的村寨，正是中国中西部贫困地区无数乡村的缩影：学校被撤，年轻人流失，村庄加速死亡。作为一名美国高中教师、中国 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的创始人，她得以认真审视已进展10年、深刻影响着中国乡村教育的一项国家政策：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

　　2001年5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规定，“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

　　尽管教育部一再强调，合并需适当，方便学生就近入学，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然而，要以怎样的标准撤并学校，各地执行标准并不 统一。为便于管理采取一刀切政策，有的县城，100人以下学校全要撤并。至此，全国农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初中、小学撤点并校运动。

　　据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小学数量，从2001年的49.13万所，减少到2010年的25.74万所，降幅高达47.6%，小学在校生人数则从12543.47万人减少到9940.70万人，降幅仅为20.7%。

　　2011年年底校车事故频发，或许正昭示着重新讨论这一政策实效的时机与可能。

 

 

　　

撤点并校的“马太效应”

　　“幼雅”，黑板上写着这个词，一位40多岁的语文老师正在向学生们解释这个词的意思：是不成熟、不懂事。怎么念呢？是“yòu yǎ”。孩子们小声议论着，老师却毫不察觉。

　　这是余凯2010年10月在山西省石楼县一所乡村小学调研中所见的一幕。余凯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副教授，他说当时如坐针毡，却又不好意思当场纠正。另一位数学老师上课时，他开始沉不住气了。这位老师画圆的办法是，一手支在圆心，另一只手拿着破抹布转了一圈。

　　“你们没有圆规吗？”下课后，他问。老师回答，有圆规，不过锁在教务负责人的柜子里，应对上级检查。

　　“乡村小学里的课，真有点惨不忍听，”与县城小学有模有样的课堂比较之后，余凯摇摇头，颇为感慨。2010年，石楼县的小学数量已从曾经的400多所减至50多所。

　　2010年11月，国家财政部规定，为解决农村小学教学点运转困难等问题，对不足100人的农村小学教学点按100人核定公用经费补助资金。也就是说，以人均400元计算，即使是一个只有10名学生的小学教学点，每年也应该得到4万元经费。

　　可是，教学点不一定能够自主支配这笔钱。在石楼，教学点或完小的师资、经费、器材等由中心校统一管理。中心校统一结算教学点的水电费单，为教学点送去课本习册、羽毛球拍、红色水笔、甚至是蜡烛，全部以实物形式。

　　根据上级精神，石楼县制订了“大学校促发展，小学校保运转”的指导方针，在此指导下，那些学生数较少、暂时未被撤并的教学点或完小，很难得到青睐，新购置的器材、多媒体设备，包括国家公开招聘用以充实农村教师力量的特岗教师，也是被优先安置在中心学校。

　　因教学条件不足、教师水平有限，从农村教学点升至乡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基础普遍薄弱。有老师发现，从村里转到中心小学的一个四年级孩子，写字时还分不清应用左手还是右手。

　　2006年和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的卢珂、杜育红两位老师，分别对广西壮族自治区3个县的32所小学共787名学生进行标准 化测试并分析数据后发现，乡镇中心小学学生的学业成绩显著高于村完小——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布局调整的策略；但研究还发现，未经历布局调整学生的数学、 语文成绩均显著高于经历布局调整的学生；此外，受学校布局结构调整影响较大的，多是家境贫穷和少数民族学生。

　　“我们现在的统一政策都是为90%设置的，”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梁晓燕说，“对于最难办的10%，能不能有特殊的政策？”

　　“不是教学质量低就应该被撤并，地方政府恰恰应该让更好的老师去条件更差的地方，提高当地教学质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资源高度集中。”余凯则表示，这样解决问题，出发点就值得商榷。

　　多种因素作用之下，部分初中学生甚至无法完成义务教育。一位西部地区的初中老师曾用“三二一”向杨贵平概括当地的初中状况：初一如有300名学生，初二时可能还有200，到初三就只剩100名了。那些流失的学生，有的是家庭困难，有的是成绩不好而干脆外出打工。

　　撤点并校，一方面的确缩小了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另一方面，又制造了农村教育资源的“马太效应”，即在农村内部，在乡、村两级教育资源上，人为制造出更大的鸿沟。

　　

 

问题迭出的寄宿生活

　　校车与寄宿制学校，一般被认为是解决“撤点并校”后学生上学路程过远的两大方式。然而，在多为山区的中西部，寄宿制学校被列为首选。

　　从2001年起，国家开始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采取免交杂费和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简称“两免一补”)的政策。2004年，中央又决定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总共投入100亿元，新建、改扩建一批农村寄宿制中小学。

　　不过，梁晓燕发现，寄宿制学校带来的种种问题远没有得到重视。

　　2007年，她在广西瑶族山区的一所寄宿制村完小支教。上课时，有一个孩子突然站起来。梁晓燕心里疑惑，但没动声色。没过多久，又一个孩子站起来。下课后，她问孩子为什么，孩子不说。问班主任，回答是怕学生犯困，允许他们随时站起来。她惊讶得很，因为那只是上午九点。

　　后来她才知道，这是贫血的典型症状。2008年11月，陕西省66个农村寄宿学校的4157名四年级学生受检后发现，贫血的有938名，贫血率达22.56%。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数字是，寄宿生的贫血率高于非寄宿生4个百分点。

　　进行这一检测的是“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项目组，由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西北大学西北社会经济进展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Freeman Spogli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学者合作进行。

　　西北社会经济进展研究中心史耀疆教授介绍，除了贫血，项目组在对陕北、关中和陕南三个地区144所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样本跟踪后发现，样本区非 寄宿学生的身高，比世界卫生组织同龄人的平均身高低5厘米，而寄宿学生的身高，比世界卫生组织同龄人的平均身高低9厘米。另外，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寄宿学 生与非寄宿学生之间的身高差距，由一年级的1.3厘米增至四年级时的3.5厘米。

　　一份北方山区寄宿小学的冬季作息时间表是这样的：6点半起床、早操、清洁，7点10分晨读，8点15分第一节课，9点早饭，10点起继续上课，直到下午4点10分，晚饭。一天只有两顿饭，早饭是小米汤加馒头，晚饭是加了土豆、南瓜或者大白菜的面条。

　　因为很少吃肉，山西石楼县小蒜镇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刘丽霞对肉感到恶心，7岁时妈妈做了次炖肉，她尝了一口便立刻吐掉，她的同学中有不少已完全吃素。

　　有的寄宿学校没有食堂，学生们不得不自己背着柴火和干粮，租用校外小灶自己做饭；有的孩子从一年级开始寄宿，因为不会穿脱衣服，便和衣而睡，一星期不换洗；宿舍没有取暖炉，厕所没有灯，尿床后没有人管；学生们喝生水，甚至不洗脸不刷牙

　　杨贵平认为，孩子离家住校，最严重的是孩子特别是女生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她看到许多学校没有住宿管理员，由老师兼任，多是男老师，男女生隔墙而住，门窗破烂。“尽管没有确实的案例，但我相信，对女孩的性骚扰绝对存在，甚至可能相当严重。”

　　2005年11月，四川省通江县广纳镇中心校发生寄宿学生拥挤踩踏事故，导致8名小学生死亡；2006年12月，山西省蒲县蒲城镇南耀村小学6 名寄宿小学生，因一氧化碳中毒身亡。两年后，陕西榆林市定边县堆子梁学校又有11名女学生因一氧化碳中毒身亡没有生活老师、没有课余活动安排，有的学 校连寄宿必需的生活条件都没有，只是为了应对撤点并校后生源增加便匆匆招生，最终造成缺乏营养与安全的寄宿生活。

　　

 

心灵饥渴的孩童

　　首都师范大学晨曦社的33名大学生，在2011年春季学期来到山西省石楼县支教。

　　一位叫慧慧的六年级女生很快引起了大学生们的注意。第一天，慧慧热情地拽住他们的胳膊不放，但第二天就像变了个人，眼神里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每天，她还是照常到校，但不进教室；下课后，她也不回家，在村里游荡。

　　到底为什么？大学生们聚在一起分析，左想右想，好容易才想出，可能是上课时，一个奖励没有及时发给她，让她受到了“伤害”。

　　在甘肃成县，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派驻的驻校社工们则发现，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孩子们反映最多的，居然是情感、恋爱问题。一个五年级的 女孩，在信中表达她对“小三”的仇视。他们与老师讨论，老师的回答很简单，这是亲情饥渴症。孩子们从小与父母分离，格外需要寻觅另一段让人感到安全的亲密 关系。

　　然而，无论是亲近还是愤怒，这些缺乏管束的孩子，始终缺乏分寸感，常常是一点小事情，就会演变成暴力事件。比如，甲拿了乙的铅笔，乙就拿椅子砸甲的头。对于前来驻校的大学生们，孩子都贴身陪伴，无视老师们对私人空间的要求。

　　敏感、冲动、恐惧、孤独、对人焦虑、学习焦虑，这些都是农村学生，特别是留守儿童、寄宿学生常见的心理障碍。2008年4月，REAP项目调查发现，在10所陕西寄宿学校的2000多名1至5年级学生中，9.3%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2.7%较为严重。

　　这些问题学生中，一半以上有学习焦虑——恐惧考试，学习不安心，过分关心考分；12.1%的学生带有身体症状，如在极度焦虑时，会呕吐、失眠、小便失禁、呼吸困难、喘不过气、出虚汗、头晕等。

　　与非寄宿学生相比，寄宿学生的学习焦虑更强烈。同时，也更加自卑及怀疑自己，更焦虑和易于失眠，更易于冲动，等等。

　　“当我们社会发展以城乡二元作为代价时，付出代价的就是这样一代人了。你能想象未来这一代人的人格状态吗？”梁晓燕说，“有时候，想想未来就后怕。”

　　

 

负重的家长，空白的农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教育财政和农村教育管理体制，还是县乡村三级教学，县乡两级管理，重心在乡镇。因为乡镇财政薄弱，当时还在东北师范大学任教的袁桂林教授，调研时遇上最多的问题是校舍安全和拖欠教师工资。

　　2001年，提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并提出，“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

　　管理重心由乡镇提升到县一级，其实是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力更加薄弱的必然结果。

　　以县为主后，校舍安全和拖欠工资的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却又出现。“这么多教学点管不过来，这就要求撤并。最后，确实是缩短了战线，减小了开支。”袁桂林说。

　　2008年8月，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进行了一项比较调研。以30年投入资金为单位，按2007年的各项经费支出为依照，如不撤并，全县186所 小学共需投入26亿3千余万元；撤并后，生源聚集，效益提高，教职工相应减少，投入也随之降低为21亿3千余万元。也就是说，今后30年可以节约资金约5 亿元，平均每年节约1000余万。

　　杨贵平并不赞成这样的算法。她认为，很多隐性成本只是转嫁到家长身上。

　　根据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在河北省青龙县的调查，在村小上学，在家吃住，每个孩子每年上学花费不到500元。撤并后，食宿费、交通费、零用钱，每年高达2000元。有的县城学校无法寄宿或条件太差，家长还需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

　　本来，学校是一个村落的文化中心，乡村教师往往是备受尊重的文化人，他们不仅教育孩子，还是成人咨询、受教的对象，过年写对子、帮忙看说明书、 修电视，甚至解决争端，都需要他们。但随着村里学校消失，孩子和家长外出，以及农民工的迁移，村落成了老人和困难人群的聚集地，文化活动也由于人口锐减而 基本停顿。

　　“可以说，农村文化教育机构、文化人的存在，是人们的精神寄托。如果村里没有学校，人们会在心里对文化教育产生疏离感。这是可悲的。”袁桂林说。

　　在杨贵平看来，这种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尤甚。国家统一课程基本不涉及地方文化、特色生活等，少数民族孩子从小就要脱离家庭和乡村，也就脱离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因子，保留民族特色，只能是一句空话。

　　“我觉得这真是惊心动魄，”杨贵平不禁为中国的乡村前景感到担忧，“乡村凋敝、孩子变成城市农民工，或者没有职业、住在大片的城市贫民窟——我看到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的模式。那么中国，能不能不走这样一条道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