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克斯搞垮俄罗斯,佐利克搞垮中国?
凤凰周刊主笔 冼岩
一,“新瓶装旧酒”的图谋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药方的提供者,萨克斯和佐利克,在身份上还有微妙的区别。萨克斯只是纯粹的学者,他创造的“休克疗法”,早年在玻利维亚确曾取得不俗的业绩。因此,“休克疗法”虽然坑害了俄罗斯,但人们一般并不认为萨克斯是“有意谋害”,他只是食书不化,该承担责任的是叶利钦和盖达尔。但是佐利克却不同,这位前美国政府外交顾问、白宫办公厅副主任、贸易代表以及副国务卿,是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政策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小布什“遏制”中国战略的主要操盘手。秉承小布什“向专制宣战”的决心,佐利克的观点更是鲜明而直接:“世界上仍然存在邪恶……美国将以军事优势为基础塑造未来的世界秩序。”——对于这一“未来的世界秩序”之最大可能障碍的中国,佐利克内心的看法和态度不言而喻。没有证据显示,佐利克在美国副国务卿等职位上展露的理念和观点不是出自内心,而只是应景之词;同样没有理由推测,佐利克在世界银行行长任上,就会改变他多年来形成的核心理念和态度,毕竟美国依然是他宣誓效忠的祖国,而世行本来就是美国控制的、通过迂回途径帮助实现美国利益的工具。
二,市场化的陷阱
虽然一次次地失败(对美国来说是成功),一次次地给其他国家造成了重大甚至是毁灭性的损失,世行这些来自美国的历任行长们,却既不气馁,更不脸红,反而一次次都能为自己找到开脱的理由。可见,西方经济学理论最强大的地方,不是它的疗效,而是它为治疗失败进行辩解的话语能力。现在,这个人又毫不脸红地跑到中国来了。虽然被他们奉为市场化样板的美国引发了这次全球性的金融风暴,虽然奉行市场化理论的优秀学生欧洲陷入了债务危机,虽然近几十年唯有“半市场化”的中国一直保持着高效增长,而且最好地抵御了西方传递过来的经济危机,但所有这一切事实,都丝毫影响不了中外这些人闭着眼睛大声合唱:中国必须进一步完全市场化,目标是向欧美看齐——一些人这样唱是因为利益,美国的或他们自己个人的利益;一些人这样唱是因为书上是这么写的,在他们的眼中,书本重于事实。老师自己都已经这样了,基础条件要差得多的学生再学老师,能好吗?何况,实践证明中国现在这样适应性更好,为什么成绩好的,要学习成绩差的呢?这样的问题,对这些人来说显然没有自己的利益或观念重要。
三,国有企业的谜题
“世行药方”的一个重心,是破除国有企业垄断,促使国有企业私有化,尤其是引进外资。中国重点国企的高效率,是中国经济赢得国际竞争、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支点。而国企竟然高效,这显然与市场经济的经典理论相悖,也引起了许多人的疑惑。话语强大的西方经济万金油理论对此当然不乏解释,他们的说法是国企效率好是因为垄断,因为享有其他企业所没有的优势,因为不平等的竞争。——这种说法并没有错,就像从镜子里看某人,你说某人长得怎么样并没有错一样。但是,镜子中所反映的,只是某人的一个截面,而不是全部。西方经济学解释力的强大之处,就在于它可以提取任何经济现象的一个截面。但也只是一个截面而已,在它的特定角度之外,它则是一片茫然。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西方经济学的特定视角,而是从现象和事实出发,从国有企业在当下中国的成功出发,来重新审视问题,就可能得出新的结论。国企今天在中国成功的理由,其实和私企当年在深圳成功的理由相似。假设甲、乙代表了两种相反的机制,各自有不同的优缺点和适应性,当大环境为甲时,如果乙的模式能够获得某种特殊的支持,从而得以在甲的环境中存活,那么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同时享有甲、乙两种机制的优点,克服两种模式的缺点。这就是当年全国计划体制下“深圳模式”能够突飞猛进,今天重点国企以及南街村、华西村等集体企业能够表现优异的原因,这也是今天在其他地方再采用“深圳模式”却不可能达到同等效果、欧美国家的国有企业如果没有特殊支持也不可能有良好表现的原因。
这就是国企成功的奥秘,也是“中国模式”在经济方面的一个体现。要说不平等竞争,确实存在,但这种不平等首先是对外企而言的。中国的国企凭借自己的体制优势,获得了相对于外企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经济长胜不败的一个原因,也是佐利克急急忙忙一出手就直指国企的原因。对于国内私企而言,国企的所谓不平等竞争影响不大,因为国企并没有涉足多少竞争性行业,而是自我局限在少数几个战略性行业内。既然不在同一个竞技场上竞赛,又何谈平等不平等竞争呢?国企领域之外,私企可以存活的空间还很大。今天私企的问题,绝不是什么国企垄断、挤压的问题,而是自我转型、升级的问题,是政府对中小企业减税减负、提供更好服务的问题。
更进一步说,国企是当下中国稳定的一块基石。说到国家竞争,人们总爱说枪杆子、笔杆子。这两杆子对于一个政权确实重要,但稳定最根本的基础,还是国家对经济的掌控力。为什么西方大国能够左右一些小国的政权更替?根本原因就是它们掌控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为什么貌似民主的一些国家,政权实际上被掌控在资本财团的手上?不仅仅是因为竞选需要募捐,需要资本家的支持,这方面的利益交换、政策回馈只是小头。关键在于:当大资本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时,执政者从国家和民众的整体利益出发,也不得不迁就和屈服于资本的意志。这才是最厉害的,资本家以脚投票的威力,远比选民选票的威力大,这就是财富阶层在民选国家能够控制政治权力的根本奥秘。这其中的滋味,今天的中国人其实已经在开始品味:每当反腐的呼声强烈时,就有人出来说:可不能对贪官动真格的,否则当心人家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去;当有人呼吁要对富豪加税时,也会遇到这种阻拦。
无论如何,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到“财富控制权力”这一步,迄今为止,权力还能够压住财富,原因之一就是有着强大的国企,经济命脉是掌控在政权自己手中,国外的财团不能遥控,国内的资本也不能左右。正因为如此,国企成了佐利克们的眼中钉,希望由私人尤其是外资取而代之;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决不能任其得逞、如愿。国企需要改革,消费者的利益需要保护,但出路决不是所谓的打破垄断,所谓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而是加强对国企的监管,降低高管的收入,增加上缴的利润,降低产品的价格。佐利克说:“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和全球的发展经验都表明,如果能够进一步加大竞争,可以提高效率,提高生产率水平,进而带来更高水平的工资收入。”——确实,世界范围内有一些地方的经验曾揭示,打破垄断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产品价格,但这只是根据某些现象提炼出来的结论,而不是某个天神或上帝颁布的不容改变的律法。当现象赖以存在的环境变化时,结论就会改变;当观察的对象发生变化时,结论也会改变。中国的国企,就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经典理论所考察对象的新的市场主体。
四,经济学需要变革和创新
人们有理由怀疑佐利克“难得糊涂”的动机,也有理由怀疑一些学者为虎作伥的出发点。但是,显然并不是所有赞同和支持“世行药方”的人,都是企图搞垮中国以从中获利。利益是有限的,能够参与核心分配的,永远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注定只能赔钱赚吆喝。他们之所以心甘情愿只付出不收获,和革命烈士一样,只是因为理念。这些人从接触经济理论起,读的就是西方的书,上的就是西方的课,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他们经济方面的眼睛和耳朵,离开了这样的工具,他们既不能看也不能听,你要他们怎么办?虽然西方经济学在西方以外的地方经常失败,虽然西方经济学家自己也说,用经济学理论预测,十次有九次错,对的那一次还只能归功于运气,但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有一种强大的事后解释力,它是史上最强的“事后诸葛亮”。无论正确、失败,它事后总能得出一套说法,从而让其使用者能够获得一种逻辑上的自洽,一种心理上的舒服。不要小看这一点,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理论工作者就吃这一套。为了这种自慰式的满足,他们愿意情深不渝、百折不回。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经济学者提出了新的考验。一个不能不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国内外包括吴敬琏等人在内,这么多的经济学者谈论危机,探讨危机爆发、蔓延的根源,但很长时间内,谈的都只是表象,只是皮毛,谈不到根源与根本。反而是民族主义学者王小东,一出言就直中源头。时到今天,几年过去了,当年王小东一个人的观点,已成为今日学界乃至政商界的共识,这时候,又有学者跳出来摘桃子,大言不惭仿佛这种观点原来是他独创一般——这些人就不能稍微让人不恶心一点点吗?
为什么国内外这么多的经济学者,拥有这么多的资源,却抵不过一个非经济学专业的王小东?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人都只是经济学理论的奴隶,而不是主人。从他们成为俘虏的这一刻起,就不再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经济现象和事实,而是透过厚厚的有色镜片来看待一样;得出的,都是早已经设定好的固定的结论。
五,中国的最大危险,中国体制的最大软肋
中国体制的最大软肋是反腐无力,以至于一些权贵家族窃取了全体国民的财富。这些人拥有巨额财富后,贪婪不会停止,只会想要更多;同时还有更多的权贵,希望跻身于巨富的行列,所以权贵们追逐财富的脚步永不停歇。
这些人才是佐利克式“改革”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正因为有他们在背后默默无闻地使劲,站在台前的佐利克们和盖达尔们,才显得这么给力。这三方力量合在一起,就能hold住中国经济的大势走向,佐利克式“改革”就势不可挡。
人们不难看到,从佐利克到中国的盖达尔,伎俩并不高明,方案更是撇脚,从个人身份到药方,都有着不良前科。但是,为什么佐利克还敢于雄纠纠气昂昂地跑到中国,来兜售他的老鼠药呢?原因即在他深明中国的国情。他很清楚,他的对手将是谁,他又能获得什么样的盟友,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何。从这个意义上说,蠢的不是佐利克,而是那些轻视、嘲笑他的人。
这,才是中国的最大危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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