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打黑 —— 糟得很，还是好得很

最近，韩国世宗大学李汶纪教授、高丽大学金炯瓒教授、未来战略研究院理事长具海祐等学者，日本《读卖新闻》东京本社沈阳支局支局长竹内诚一郎，分别访问了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就“重庆模式”相关问题，尤其是“唱红”和“打黑”等，进行了交流、采访。苏伟将相近内容综合整理如下，供参考，请批评。 

（编注：这是目前整理出来的关于这次采访的最完整版本。其中第一部分，比较空洞，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重庆模式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较有实际内容，反映不少问题，值得网友关注。主要想了解王立军事件的网友，可直接查阅第4页和第5页）

问题集锦：

    ——如何从历史哲学角度和经济哲学角度看待重庆“唱红”？

    ——中国也搞了市场经济，中国有没有“斯密之谜”？怎么解决？

    ——重庆在“唱红”中提出过“核心价值观”吗？

    ——王立军为什么要“擅自进入美国领事馆”？

    ——重庆打黑是“黑打”还是“红打”（法打）？

    ——如何看待“重庆模式”？

    一、关于重庆的“唱红”

    问：重庆为什么要“唱红”，唱的是什么“红”？

    答：具体原因和内容，请你们到网上搜搜《苏伟与三批法国记者谈重庆“唱红”、“打黑”》。今天在座的韩国金教授是哲学家，我也是学哲学的，想从历史哲学和经济哲学角度谈谈“唱红”问题。

    我们都知道全世界都在研究：为什么世界上的其他的古文明都中断了、夭折了，只有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绵延5000年，融合各族，不断成长？我觉得，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文明是“礼乐文明”——礼是制度，乐是修养，以音乐为重要载体的修养。我们的孔子讲：“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所以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重视广义的“唱红”。“唱红”就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续5000年的内在原因。我们中国今天讲的“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是中国“礼乐文明”的继承与发展；所以新中国建立以来，包括改革开放30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唱红”。重庆的“打黑”与“唱红”，就是中国“礼乐文明”的重要体现与创新，就是“以法治市”和“以德治市”的实际行动。

    问：我们知道中华文明也是盛衰交替的，这与“唱红”有什么关系吗？

    答：关系太大了！因为“乐”本身有正、邪之分。中国古代圣人尧舜提倡纯正的韶乐，就是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钧天广乐，成就了“大道行也”的远古盛世；后来殷纣喜欢靡靡之音，政治糜烂，国破人亡。汉唐兴盛，离不开刘邦的《大风歌》和李世民的《秦王破阵乐》，那都是使人斗志昂扬的；后来李隆基沉溺于杨玉环的“霓裳羽衣曲”，也是靡靡之音，结果“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就是昔日繁华的都市长满了荒草。现代中国，没有《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的那股精神，中国人能站起来吗？所以中华文明是在“唱红”中延续的，中国人是靠“唱红”站起来的。但是光站起来还远远不够，中国人还要大步迈向世界前列，时间点是2049年。这期间，“唱红”都特别重要。因为历史经验证明，凡自觉“唱红”则盛，凡忘记“唱红”而“唱黄”则衰。

    问：那么如何从经济哲学角度来看“唱红”呢？

    答：市场经济理论的老祖宗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讲：人天生是“利己”的，也应该放手去“利己”，而不用刻意去“利他”，因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机制，会使每个人“利己”的行动，汇成互利的、利他的行动。可是斯密在写“国富论”之前，就先写了一本书叫《道德情操论》，认为人天生有“利他”的良心，人要注重道德修养，来明确自己的“良心”，来“利他”。那么，那只“看不见的手”和这颗“看得见的心”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就是学界所谓的“斯密之谜”，也就是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的关系问题。

    问：这个谜相当于经济伦理学里的“歌德巴赫猜想”，我们人类不是一直在求解它吗？

    答：确实，400年来，人类一直在解这个谜。马科斯•韦伯写了一本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讲只有新教伦理道德强的国家和民族，才能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说要用新教伦理这颗“心”来配市场机制这支“手”，也就是说要“唱圣”当然还得有法制这个“游戏规则”，才能解开“斯密之谜”，搞好市场经济。

    然而靠“唱圣”加法制，仍然没法解开“斯密之谜”。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就是求解这个谜再次失败的证明。“1%”的人被“看不见的手”牵着疯狂起舞，“看得见的心”被恣意践踏，结果“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