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打黑 —— 糟得很，还是好得很

问：重庆“唱红”真能破解“斯密之谜”这个经济伦理学里的“歌德巴赫猜想”吗？

    答：重庆“唱红”之前，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在其他地方，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对市场经济和精神文明的看法很矛盾。一方面，坚决地认为中国必须搞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对能否搞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持怀疑态度。我还算“乐观派”，持一个“代价论”和“忍受论”，认为比较严重的贪污腐败、假冒伪造、黄赌毒骗抢偷泛滥，都是经济发展必须忍受的代价。还有“悲观派”根本看不到精神文明的出路，对社会主义，对中华民族，都已经渐渐在失去信心。因为，没有精神文明，不但搞不成市场经济，也搞不成民主政治。美国独立后有一个法国人托克维尔就来研究为什么民主选举在美国行得通，在别处甚至欧洲就行不通。他的结论是，因为美国的价值观是真正基于圣经的，是统一的。这很有道理。像中国今天这样价值观如此对立，一搞“普选”，一定是比“文化大革命”乱十倍的派性斗争、武斗。

    所以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要最终成功，必须破解“一手硬、一手软”的“邓小平难题”。容易“硬”的一手，即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发展经济的这一手，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但容易“软”的一手，即怎样使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硬起来”这一手，我们还没有真正掌握。而重庆“唱红”，正在创造性地破解着上述中共中央在1996年提出的“三大历史性难题”，在创造性地破解着“一手硬一手软”这个中国改革开放30几年一直存在着的最大的问题。所以，也增强着许多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信心。所以，从更高的历史视野来看，重庆的“唱红”，是否可能是中国解决“斯密之谜”的“破题”之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