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那为什么仍然有截然不同的说法呢? 答:有各种原因。就像1927年我国湖南的农民运动一样,一些人说“糟得很”,一些人说“好得很”。我们的毛主席去调查,写了篇雄文就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结果发现,说“糟得很”的,主要是“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甚至“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也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说“好得很”的,则主要“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每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人,也会成为“好得很派”。历史真是惊人地相似啊。今天的“黑打派”与“红打派”,不是也既起于立场的对立,也起于道听途说与调查研究的对立吗?有的学者,自称也调查研究过,但作风之浮躁,叫人难以置信。例如有人讲重庆把民营企业家的首富、二富、三富都当作黑帮打掉了,我们重庆人一听就知道是“妄说”。因为我们知道,即便比资产,那几人比起重庆一些上了市的优秀民营企业,如金科、力帆、龙湖、宗申等等,也只是“小儿科”,哪里有首富、二富、三富都打掉的事! 总之,重庆“打黑除恶”,是维护公平正义,为民生幸福、促进共富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问:您介绍说“民生导向、促进共富”是“重庆模式”的实质和核心,请问“重庆模式”为什么引起重视? 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重庆模式”客观上已经代表了我国地方上一条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的具体“路子”,反映了广大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切向往,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切向往。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一直在指路,在导向,但现实中并没有现成的路,路要靠大家闯。前30年,是广东、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地区带头在闯,大家在跟,都取得伟大成绩,但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而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在于“以GDP为导向”的非平衡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 在中共十七开启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以人为本”的新理念指导下,万马奔腾的中国大地上,迫切需要新的“领头马”。它应该是在学习、继承的基础上,对“以GDP为导向”的非平衡发展模式的超越。所谓“需求创造供给”、“时势造英雄”,果然,重庆一骑突进,也驰骋在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最前列;而且,“民生导向,缩小差距,促进共富”的“重庆模式”,确实也率先将“以人为本”的理念和科学发展的要求,同时也将邓小平概括的“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落到了实处。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继续发展,是否也能起到当年“特区模式”那样的引领作用呢?我想这应该是“重庆模式”受到关注的重要原因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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