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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海英幕后的民运基督徒组织

2014-12-30 00:3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439| 评论: 2|原作者: 甄贾|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孙常以骨干身份参与远志明的布道传教，重点培养大陆信徒，有强烈政治诉求。早在2008年孙与远志明及其他民运分子一起发表了《旧金山共识》，与国内零八宪章遥相呼应。

　　孙海英的幕后魅影——远志明的民运基督徒组织

　　远志明：传播福音与颠覆中国一体两面

　　反共反社会主义制度—远志明、孙海英们迫切的使命

　　大陆“文化界”、“法律界”、“政界”、“学生界”——远志明、孙海英重点渗透的几个阶层

　　利用基督教反华：否定中华传统文化颠覆中国历史

　　对远志明警惕不足：来自《十字架》的教训

　　孙海英的幕后魅影——远志明的民运基督徒组织

　　从《起底一》的文章中，我们了解到孙海英是一位以反共反华为己任的基督徒。那么，孙海英是一个人在战斗吗?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圈子?

　　当我们翻看《基督日报》时，我们发现，孙海英夫妇多次以骨干的身份，为同一个人的大型布道会助阵，这个人，叫做远志明。

　　《基督日报》报道：

　　--孙海英是一名基督徒，生命因着耶稣基督而改变，曾跟妻子吕丽萍多次为远志明牧师的布道会助阵，在布道会现场为主做见证。[1]

　　--2012年，《天歌2012》是由雪梨华人基督教联会协助，近百家华人教会共同参与，神州传播协会在悉尼歌剧院主办的音乐见证会，现场远志明牧师证道、孙海英吕丽萍夫妇做见证、《迦南诗歌》作者小敏分享。[2]

　　--2013年5月11—12日，远志明牧师在东京举办三场大型的福音大会，孙海英夫妇作为嘉宾。[3]

　　--2014年，远志明远赴南非布道，举办了首次的华人联合布道大会，另外大陆的孙海英和吕丽萍夫妇，小敏等也都登台分享见证。[4]　

　　--2014年11月15日，香港天歌2014普通话音乐见证会，远志明宣讲，孙海英夫妇参加见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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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最为重要的见证会，莫过于2008年12月5日至8日，由神州传播协会和湾区华人春令会联合举办“一代人的见证”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远志明主导，一干民运分子和自由主义学者如刘同苏，洪予健，张伯笠，张路加，范学德，赵晓、王怡、余杰、金明日、崔权、黄磊等人参与通过了《旧金山共识》。

　　《旧金山共识》是一份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政治宣言，与中国极右势力的“共识”--《零八宪章》几乎同时产生，里应外合，明目张胆地挑战中国共产党政权。参与《共识》发表的人几乎都清楚这份《共识》的政治含义。远志明在给李大卫牧师的一封回信中坦言：“共识发表后，听到的第一种反应，是说共识挑战中国政府，与国内几乎同时也是有300多人签署的零八宪章遥相呼应、里应外合。实际上由于同样的考虑，有一两位同工不愿意参与共识的发表。”[6]

　　这份《共识》宣称，“中国大陆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革中，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面临着全面转型”，“这是一场有十字架的变革”，“在中国走向更加自由、文明的公民社会的进程中，基督徒群体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建设性作用。”

　　这里写得非常清楚，远志明等人号召、引导中国的基督徒众全面参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变革，推动中国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革成一个资本主义公民社会。

　　这份《共识》的发表是有组织、有策划的，其策划时间长达一年以上。据与会人员范学德回忆：“早在一年前远志明兄就跟我打招呼了，说今年12月初，在旧金山要召开一个特别会议。”[7]

　　同时，这份《共识》的通过是强制性的。与会人员李大卫称：

　　【大会所分的7个小组，讨论《旧金山共识》文本的过程都是很草率的。据我会后了解，除了范学德、任不寐、周媛媛带领的第6组“文化使命专题组”以外，其他6组均没有就“是否通过《旧金山共识》文本”，或者就“是否认为大会需要发表一个共识”进行“通过性”的表决。

　　我在文章中提到，“大会给这个项目的讨论时间不足2小时，很多人连仔细读一遍都没有”。而有人告诉我，有的小组给这个项目的讨论时间甚至不足半个小时。】[8]

　　在这次通过反共政治宣言的大会上，孙海英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范学德回忆：“赶紧看节目单，特约贵宾：孙海英，吕丽萍夫妇……”孙海英夫妇被大会列为特约贵宾前两位，可见其分量。根据《真理报》报道，12月6日上午，孙海英夫妇同其他几位嘉宾分享了他们的见证，“令大家又是掌声，又是眼泪”。6日晚上是福音见证晚会，“影视演员孙海英、吕丽萍的见证更是别开生面，让大家看到神如何使用他们在中国大陆演艺界这种特殊的环境中为主作光作盐，领人归主。”[9]

　　这番作证，就暴露了孙海英作为远志明圈子的骨干成员，充当着在中国大陆“领人归主”的重要角色。关键是，远志明、孙海英圈子“领人归主”并非基于单纯的宗教信仰，而是为了在中国进行一场“有十字架的变革”。

　　远志明：传播福音与颠覆中国一体两面

　　远志明，国内电视政论片《河殇》撰稿人之一。《河殇》是一部全面宣扬西方文明，全盘否定我国历史的片子，曾引起老一辈革命家王震的震怒。

　　1989年，远志明参与民运。六si事件后，远志明遭通缉，被迫流亡海外，远志明逃经香港、巴黎，参与创办民主中国阵线，主编《民主中国》杂志。次年到达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学者，接触到华人基督教会。

　　1991年4月28日，远志明受洗成为基督徒。1992年，入读密西西比改革宗神学院，获跨文化研究硕士学位。1995年加入《海外校园》杂志。1999年参与创办神州传播协会，任总编导，并四处传道。2009年10月25日于旧金山湾区被正式按立成为牧师。

　　昔日的民运骨干远志明受洗成为基督徒，难道是为了远离政治吗?不是的。远志明披上基督徒的外衣，是为了更好地从事反共反华大业。

　　2012年，远志明在《信仰与政治》的一篇演讲稿中着重反驳了“基督不能过问政治”的观点。远志明认为，基督徒不单是“能”参与政治，而且是必须参与，不能不参与：

　　--“西方基督教文明，它对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都有深厚的影响，渗透到整个文明中。基督徒怎么可以不去做呢?”

　　--“基督教信仰在中国还是初兴阶段，基督徒的政治家、基督徒的艺术家、基督徒的思想家、基督徒的企业家……，基督徒在各行各业的人还太少，要多多地成长”

　　--“你不能说，既然如此，我就呆在羊圈里不出去了，这一辈子多安河啊!我的牧人随时随地给我草吃，青草地溪水边真不错!不能这样，耶稣要我们进入社会，是他差派我们。”[10]

　　远志明的新浪微博已经悉数屏蔽，不过，我们依旧可以从他的粉丝那里得到一些残存的记录。

　　下面一段文字来自“云端的日子”收录的远志明微博中的一条，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远志明毫不掩饰传播“福音”与推动“政改”(即用改革的方式颠覆中国政权)是自己的一体两面：

　　【如果身心满了毒素，割除一两个毒瘤没用。解决之道，一个是外在的政改，一个是内在的福音。两者缺一不可。没有政改开阔道路，福音传播受限，难以影响人心主流。没有福音升华人心，政改是硬着陆，可能血流成河。从目前看，政改是关键，福音是根本。在过程中，若福音广传、人心软化领先，则为民族之大幸。】[11]

　　2006年6月号的《真理报》上，远志明发表了一篇《“六.四”的诉求与中国的出路》，直言不讳地宣称：

　　--“六.四”的诉求一日不实现，“六.四”的意义就一日比一日重大。

　　--只要“六.四”的诉求不实现，中国就是在一条死路上。[12]

　　“中国在一条死路上”，这不是远志明唯一一次对中国的恐吓。2009年，在余杰采访远志明的一次访谈中，远志明更是将中国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宣称中国“是祸害”：

　　【下个世纪，如果中国强大了，中国一定要成为有信仰的国家。上帝不允许一个国家强大得天下无敌却没有他的爱，没有信仰的根基。这样的国家是祸害，神不允许它长久。纳粹德国不会长久，日本、意大利不会长久，因为他们没有信仰。】[13]

　　披上基督教的外衣干涉中国政治，推动中国政改，并不是远志明新近的主张。早在22年前的1992年，远志明在《上帝与民主》一文中就表达了这种观点，当年，远志明出席华盛顿国家早餐祷告会，与白宫要员、国会议员齐聚一堂。远志明称：“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向上帝认罪悔改，竟有如此强烈的政治效果。”“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民主就有多远”。[14]

　　2014年10月20日，《基督教动力双月刊》在脸书上称，远志明的“政治本质大过宗教思维”：

　　【要听远志明讲道，不如看他的行为;他来往的人都有一个特征：他只“收集”国内出来的人!远志明的政治本质大过宗教思维;问题是，他的信仰同样是以政治方式来经营宗教思维。这种钻营方式的确可以成功获得国内市场。却难以在宗教范围真正取得一席之地。】[15]

　　实质上，披上基督教的外衣干涉别国政治，也不是远志明的首创，习五一教授在《警惕国际基督教右翼势力的文化渗透》一文中明确谈到：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即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迅速增长，从文化信仰领域，积极向政治领域扩张。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推行全球传教扩张战略，引发许多社会冲突，而他们却将国际社会多元宗教文化未能和谐相处的责任，单方面归咎于发展中国家，指责这些国家的社会环境未达到美国标准的信教自由。因而所谓“国际宗教自由”就成了美国宗教组织的重要政治议题。近些年来，由于基督教福音派的复兴和宗教右翼的“政治觉醒”，宗教在美国内政外交中的作用日益突。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宗教右翼势力积极推动全球传教扩张战略。1998年，美国基督教新保守主义势力和政治新保守主义势力结盟，共同推动国会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使其成为以国家力量进行基督教全球战略扩张的工具。该法案的确立是美国宗教势力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标志性事件。】

　　著名学者文丁在《试看<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中的“宗教自由”》一文中指出：【美国可以开动全部国家机器，从总统、国务院、国会、国家安全委员统一运作，许多教会组织和教会院校协同配合，形成国家、宗教和非政府组织各以不同的优势对外扩张，政治威胁、经济收买、文化宣传，合法与非法手段齐头并进，以至于能够在基督教历来势微的我国制造出相当强大的舆论，进入高校讲堂和学术研究机构，地下教会敢于与国家法规公开对立，相比之下，我们几乎没有相应的理论的和学术的应对，更不用说战略性的思考了。】

　　远志明，无非是美国国家力量的一颗棋子。远志明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到他产生“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民主就有多远”这个想法的华盛顿国家早餐会，无非是想向外界表明他蒙受着美国隆重的恩遇与重视。

　　反共反社会主义制度—远志明、孙海英们迫切的使命

　　对于远志明来讲，利用基督教反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中华民族，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这是基于他的一个政治判断：“中国政府迟早要和基督教摊牌”。

　　2009年5月19日，加拿大商业新闻网刊登了一篇题为《远志明：中国政府迟早要和基督教摊牌》的报道，文中远志明称：

　　--“农村包围城市在中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基督教也一样，农村基督教的发展远远超过城市，正在成为新型的力量，而共产党迟早要和基督教团体摊牌。”

　　--“不过对付基督教与对付法轮功不一样，基督教是全球公认的宗教，势力很大，中国政府决不会公开取缔基督教，但是会想尽一切办法限制它在中国的发展。”[16]

　　既然远志明认为“迟早要摊牌”，那么最紧要的任务就是加紧发展自己的力量，使自己的力量壮大到足以对抗、乃至颠覆中国政府。本文开头提及，远志明在海外各地开展各种布道大会，孙海英夫妇竭力助阵，这些布道大会绝非为了发展海外力量，而是为了发展大陆有生力量。在2014年香港天歌见证会上，我们看到了小敏、远征、龙涛、王祖蓝、李亚男、梁锦松、伏明霞、关心妍、孙海英、吕丽萍、黄绮珊等一批人，可见远志明重点渗透了知识分子、演艺圈、社会名人。

　　在2009年余杰采访远志明的那篇访谈中，远志明称：

　　--“我跑遍很多地方的华人教会，发现每年信主受洗的基督徒当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大陆来的，原来香港人和台湾人为主的教会，现在大陆人越来越多。”

　　--“一九四九年的时候，中国大陆不到一百万基督徒，现在将近一亿。增长一百倍!”

　　这些在海外受洗了的骨干力量，回到大陆后，就能成为一个据点，一个假借传教之名、行反共反华之实的据点。

　　民运分子远志明利用海外身份，频繁向中国的海外留学生传教。2013年5月6日中国基督教网发表了这样一篇报道《远志明为俄罗华人校园事工历史写上一笔》[17]：

　　【对莫斯科华人校园事工来讲，5月4日是值得被纪念的日子，因为过百中国留学生归主成为了基督徒，还有20多人愿意献身一生事奉主。在一些人看来，远志明牧师为俄罗斯的中国学生工作的历史重重写上一笔。

　　莫斯科五一大学生福音营一结束，作为讲员的远志明牧师就迫不及待的在他微博发布营会的好消息，“福音营近500人参加。入营时140多未信者，营会中大都信了主。基督徒中有20多人决定献身，作全职传道人。”

　　在地广人稀的俄罗斯，500位中国留学生同时参加的福音营是规模非常大的福音聚会。就连巡回全球、见多识广的远志明牧师也被莫斯科中国学子的福音热情所打动，由衷感叹福音在俄中国学子的复兴。】

　　远志明通过2013年5月份“莫斯科五一大学生福音营”，竟然有500人参加，其中一百多人从非基督徒变成了基督徒，其中有20多人决定“献身”，比例占五分之一。这些海外留学生归国后将变成远志明手下的铁杆反共、反华力量。这是一股多么恐怖的能量!

　　大陆“文化界”、“法律界”、“政界”、“学生界”——远志明、孙海英重点渗透的几个阶层

　　最近十年，大批中国的知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信仰了基督教或者成了专职传教者，其中有作家余杰、北村、任不寐等，法学家和律师则有范亚峰、李柏光、王怡、陈永苗、滕彪、许志永、焦国标、李和平、张星水等等，并带动了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加入，而远志明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教育，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有可能从右转化成左，但他们一旦在信仰上被美国所控制和洗脑，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变沦为美国最铁杆、最坚定的反共反华工具。

　　因此，“文化界”、“法律界”、“政界”，成为远志明在大陆重点发展的几个阶层。从农村进入城市，加紧渗透中国政治的核心地带，是远志明传教反共的战术。

　　2007年，多维专访远志明，做了一篇报道，报道中称：

　　【远志明希望如果有一半的中国信教者属于文化界法律界和政界等阶层，那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就大了。他认为尽管目前，这些阶层信仰者人数还不多，但发展势头喜人。三年前远志明在拍摄《十字架》时，基督教在中国还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近三年来，基督教从农村包围城市并进入城市。远志明注意到三年来，中国农村的基督教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萎缩，但在城市长足发展，各大学都有查经班，文化艺术界、企业界、商人团契，小型教会到处都是，比如余杰王怡北村这样的知识分子开始信耶稣，信仰者的质量在提高。】[18]

　　高校学生，是远志明们重点关注对象。远志明在《怀念谢模善牧师》一文中曾透露他曾频繁向大陆大学生传教：

　　【主日在一家公寓里，挤了上百人，多是大学生。不知为什么，当谢老指着我介绍说“这是一位从远方来的弟兄”时，我的眼泪又差点儿流出来。看着这位饱经磨难、白发苍苍的上帝的仆人站在一群虔敬的大学生中间，就好像看见一副古老的十字架矗立在绿草如茵、春意盎然的神州大地上。】[19]

　　利用基督教反华：否定中华传统文化颠覆中国历史

　　为了完成颠覆中国的任务，远志明不惜牵强附会，用各种奇谈怪论来歪曲、篡改中国文化与历史。《基督教动力双月刊》说远志明“政治本质高于宗教思维”是准确的。众多爱国网友都指出，为了把基督教和中国文化联系起来，用基督教文化解释和篡改中华文化，远志明不遗余力的利用各种手法“寻找两者共同点”，以昭示“中国人老祖宗信上帝，所以我们要信耶稣”，比如：

　　【远志明利用谐音，把西洋上帝和中国古典传说联系到一起。他认为：上帝创造了“一对人类始祖”，“中国祖先传为‘安登’和‘女娲’，希伯来《圣经》原文叫‘Adam’和‘Howwah’。”于是，两者本源相同。

　　可是，安登是神农之母。《纲鉴·三皇纪》曰：“少典之君娶有娇氏女，曰安登，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她怎么可能和女娲一起，变成亚当与夏娃呢?

　　远志明还说：“老子所说‘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抟之不得’的‘夷希’，就是‘耶微’即耶和华的相似音”。

　　可是，他无意中透露：“上帝”一词拉丁文叫“徒斯”，如此说来，徒斯难道是唐僧吗?那么沙勿略是沙悟净，参孙是“山狲”，天主是“天猪”，保罗是白龙，《西游记》就有啦。以此类推：多墨是达摩，该隐是观音，夏娃是玄武，亚当是玉帝。

　　远志明以为：诺亚为了躲避洪水，带领一家八口人躲进方舟。“舟之大，当然莫过于方舟了，于是造字者就用‘舟加八口’造了表示大舟的船字”，这表示中国古人与上帝有联系云云。。。

　　远志明说这话，给人以“没见过方块字”的感觉。汉字的产生根据“六书造字法”，其中“形声”的特点是：字由两部分组成。比如苹果的“苹”字，草字头代表它是一种植物， “平”字则代表发音。远志明不妨念念“沿”字和“铅”字，即知“船”字的来历了。《古今汉语成语词典》(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讲：“望文生义”，就是“读书不推求和领会其确切的涵义，只从字面上做牵强附会的解释。”远志明就是望文生义。本来没道理，还拿着不是当理说。

　　为了骂龙，远志明造谣说：“从炎黄起，经尧舜禹到夏商周”，“祖先们确信，他们与昊天上帝之间有天经地义的血缘关系。”可是，到了“夏朝第八代帝王孔甲”时，“天上降下一雄一雌两条大龙”，“当龙的幽灵再一次浮现于神州，神州就分崩离析了。”“据《史记》记载，这一笑倾国的褒姒就是龙的怪胎!”

　　他质问： “曾几何时，神州竟落入了恶龙之手?曾几何时，我们竟成了龙的传人?”

　　可是，《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纪。感神龙而生炎帝。”神龙之说，在上古就有，一段话，足以揭穿远志明骗子的面目。

　　在《神州》中，远志明请来梁燕城(曾为香港浸会大学宗哲系主任)，做了一番莫名其妙的论述。梁评价中国的禅让制度说：“统治者后面有一种很大的谦卑，谦卑就是说他知道有超越的上帝。尧帝非常相信上帝”，“所以他就确定把帝位传给舜。”——如此看来，禅让是信仰上帝的人做的事情，我们中国人要跟着祖宗信上帝啦。

　　这种论述确实离谱，因为，上帝册立的以色列王，是世袭的独裁者，根本没有过禅让。扫罗是耶和华立的君王，《圣经》上说的清楚：“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 (撒上9：17)扫罗禅让了吗?没有哇。“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登基的时候，年四十岁，作以色列王二年。。。”(撒下2：10)此外，“大卫在希伯仑作犹大家的王，共七年零六个月。” (撒下2：11) 这些王，哪个禅让啦? 】[20]

　　远志明如此胡乱歪曲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其底色依旧是80年代《河殇》的底色，没有任何改变。远志明利用基督教反华、用西方文明颠覆中国文明的骗子面目不难拆穿。而孙海英、赵晓、余杰、王怡等一批知识分子、社会名人却依旧声嘶力竭地鼓吹远志明，背后隐藏的政治目的不得不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对远志明警惕不足：来自《十字架》的教训

　　1998年，远志明、刘裔安、谢文杰等人组成了神州传播公司。同一年，正是美国基督教新保守主义势力和政治新保守主义势力结盟、共同推动国会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的一年，这个法案随后成为美国以国家力量进行基督教全球战略扩张的工具。1999年10月，神州传播公司顺利转型为非盈利机构，改名为神州传播协会。

　　有分析认为，神州传播协会的人事结构与资金来源蹊跷。2002年到2005年的会计报表中显示，协会的净资产一直在增长，三年间翻了一番，协会董事长写明是谢文杰(台湾人)，远志明只是副总裁兼秘书。而在神州传播协会的网站里，仅仅提及谢文杰是“总干事”，似乎刻意隐瞒谢文杰的身份。

　　仔细查询谢文杰，发现他还有一个个人基金会Hsieh Christian Foundation，该基金的净资产更大，一开始就有六百多万美元。而神州传播协会的董事刘裔安(台湾人)，也是 Hsieh Christian Foundation的董事。谢文杰随后还成立了一个叫SMYRNA RESOURCE CENTER INC的公司，这个公司盈利也很可观，但是业务内容与“神州传播协会”完全雷同——贩卖福音性质的影音产品。谢文杰实际控制很多的华人海外基督传媒，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许多牧师布道VCD，甚至“海外校园”(远志明曾于1995年加入)，都是谢文杰的产品。至于谢文杰的背后金主，很多人怀疑为台湾及美国情报部门。[21]

　　九十年代，由于远志明向中国政府表明自己只会专注传教，不再参与海外的民运，中国政府对远志明警惕性下降。[22]

　　2004年，远志明回国拍摄电视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十字架》这部片子有一个强烈的暗示：中国地下教会的教徒都是信仰纯正的真正的基督徒，而他们之所以纯正是因为他们不肯加入地面的教会——三自教会。远志明在这里宣扬的其实是一种对抗，换句话说，反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党和政府是坏的，是进入天国的最大障碍，这就是这部片子的主题。从效果上来看，把它称作政治宣传片更贴切，因为片中关于福音的信息很少，更多的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政治。

　　远志明的好友任不寐专门写文推荐该片，任不寐称：

　　【我相信很多观众再看到这部电视片之后可能会两点感慨：第一，中国信徒竟然发展得如此之快。第二，这些信徒在中国竟然遭遇了那么大的“逼迫”或迫害。

　　这些故事是那么的惊心动魄，那么的令人发指，那么的震撼人心。】[23]

　　“十字架”系列中不乏感人的故事见证和史实，但编裁和组织这些材料所表达的主题与实际的目的，是成问题的。通过别有用心地制作和剪辑，在电视片中表现“令人发指的迫害”，激发人们特别是基督徒反共反政府的政治意识，是远志明拍摄此片的根本目的。这部片子在国际国内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拍摄完成后，中国有关方面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将远志明送上飞机，遣送出国。

　　中国大批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因为看了此片变成了基督徒。余杰在采访远志明时这样描述自己的经历：

　　【余杰：我还记得二零零三年夏天，我第一次到神州传播协会，《十字架》刚刚初剪完成，我在你家中看尚未配好音乐的片子。虽然匆匆看完，但我感动万分，这部片子也成为促使我决志信主的“临门一脚”。后来，《十字架》在海内外、教会内外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的主流媒体评论说，《十字架》与戴维•艾克曼的《耶稣在北京》一样，全面描述了中国的基督教复兴的情形。】[24]

　　2006年，余杰、王怡、李柏光在白宫受到布什总统接见的时候，特地将英文版的《十字架》作为礼物送给布什总统。

　　《十字架》在大陆的传播带来了广泛的危害，其中不少政府官员被远志明拉下水。远志明自己对此津津乐道：

　　【远志明：在欧洲和北美各大城市十几场首映式上，上千人决志信主，几百人献身传道。最后一次在休斯敦举行，第一晚放映第一集《生命泉》，近两千五百人出席，大约二百人响应呼召，来到台前，接受耶稣为救主。第二晚培灵会，放映第三集《苦杯》，大约一千五百名基督徒出席，几十人站出来献身传道。

　　《十字架》的发行量也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开始两个月，常常是供不应求。它的巨大震撼力不仅限于中国人，许多美国的基督徒在观看时也泪流满面。……当然，最受震撼的还是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和无神论者，也包括政府官员。耶稣基督那甘愿自我牺牲的大爱，借着中国圣徒们的活生生见证，深深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北京有的团契先放电影《手机》(表现中国家庭道德伦理失丧)再放《生命泉》，每一场都有人悔改信主。数以百万计的《十字架》拷贝在神州大地上流传着，飞速扩展着。有的教会通知弟兄姐妹们要带着手绢来看《十字架》，有的教会看一会儿，停下来哭一会儿，祷告赞美一会儿，然后再接着看一会儿。有人说《十字架》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福音运动，在教会掀起了一场复兴运动。】[25]

　　《十字架》一事告诉我们，远志明从来就不曾脱下民运的外套，他披上基督教的外衣只是为了蒙蔽中国政府和人民，方便其继续从事反共反党的事业。

　　然而，《十字架》的教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和重视，有关部门仅仅是将远志明遣送出国，而远志明留在国内的大批反共“火种”，包括孙海英，其危害远比一部《十字架》来的大，他们在扎实地做着反共堡垒的建设工作，十年如一日地培养着反共力量。按《旧金山共识》的核心参与者、曾受福特基金会资助留美学者刘同苏的说法：

　　“基督教已经成为现今中国宪政运动的主导力量。”

　　“家庭教会不声不响地成为了人民立宪运动的主导力量，其原因就在于一种超越的信仰渊源造就了一种大众性的生活方式”[26]

　　如果对这些借传教之名、推宪政变革之实的人不作处理，放任其发展壮大，恐怕远志明、孙海英们伙同中国国内的极右势力，携美国之威、里应外合，与党和政府“摊牌”的日子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