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干群冲突的起、承、转

三、JQ乡的干群冲突过程

（一）乡村政治精英的浮现：村委会选举风波

1998年12月，JQ乡TL村筹备村民选举。部分村民由于对上届村班子的办事方法及贪污行为不满，在选取前天来找曾在工商所工作过九年、在当地有些声望的JCM，希望JCM出面带头，通过选举换掉村委班子。JCM与来访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决定让每个代表回去负责自己组里村民的选举宣传并给党员做工作，大意是：

“一是要选掉支部书记，党员觉得该村干部实在是把农民‘整得太狠’，决意将村支书选下来，同时考虑工作经验问题，选原村会计付为村支书，否则也选掉（注：意为如付要么被选为村支书，要么什么职务都没有）。二是要通过各小组的串票，将村长也选掉，但是当时村长却没有候选人，村民打算选杨为村长，李为村会计。[1]”

但据参加选举的村民反映，选举当天并没有公布选举结果和票数，可能是由于LKY和乡政府都不同意原村长LKY、支书YCH将被选掉的选举结果。尽管在选举现场一位老人当场跪下，要求主持选举的干部公布选票，但选举结果仍然没有公布，乡政府表示“要谁上谁就上，要谁下谁就下”。

这句话激起村民极大不满，JCM带领几位村民代表告到选举办公室，但没有得到解决；后又找到县纪委，纪委副书记的答复是“选举办公室已经撤掉了”。

回家后，JCM等人没有办法，就组织村民对村委的日常工作进行调查，后查出村干部打白条收取10多万元计划生育罚款等一系列不当行为。JCM再次到县纪委反映问题，纪委答应对村委进行调查。但就在调查当天，村民看到纪委的人开车到村长LKY家去吃饭……

纪委的人从村长家吃完饭出来后，上百名村民跪在公路上，将车拦住。纪委的人看到激起民愤，当场答应一定解决。最终，原村长和支书下台，原村会计担任村支书，新的村会计不是村民拟选举的李，而是熊。

尽管村长是村民自己选上去的，但据村民介绍，“新村长能力不强，而且没多久就学坏了”。

（二）向上级政府寻求解决负担过重问题的信访努力

1、两次到重庆上访

选举事件之后，村民们逐渐认识到负担问题在村里无法解决，就想办法找到了乡政府下达各村的财政表，核算后发现JQ乡加重农民负担340多万。1999年7月30号，村民请JCM到市里反映情况。

JCM首先来到重庆市农民减负办，反映JQ乡加重农民负担、违法乱纪、超越政策法规等情况。重庆市减负办接待了JCM，并转函于云阳县减负办接待。云阳县减负办答复“会进行妥善处理”，但事情一直没有得到处理。

2000年3月，JCM又来到重庆市减负办反映情况，减负办又下信访通知书到云阳县，通知书的内容如下：

信访字（2000）第123号

云阳县政府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

转去你区县（自治县、市）JQ乡（镇）TL村7社JCM反映农民负担问题，

请你们按有关政策规定接待处理，并将处理结果答复本人。

按农业部农访二十字（2000）字第158号上访通知，要求，现请你们接待处理，

答复本人。

重庆市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

2000年3月27日

但一直到当年7月份，县里一直没有处理。JCM开始在家自学法律，准备继续上访。

2、第一次赴京上访

两次重庆上访，减负的问题仍一直得不到解决，村民代表们决定分头到各村签字盖章，联名上书农业部，结果签名者达到一万多人，小组公章盖了38个。

带着这些资料，JCM于2001年3月1日来到北京，找到了农业部，希望问题能在农业部得到解决。

3月12日，农业部接待了JCM，并将该问题转回重庆。重庆又转回云阳。

3、第三次到重庆减负办

JCM又来到重庆减负办，说这是“联名告”。减负办的主任朱（化名）问JCM，在北京是否也是这样告的？JCM答是。朱复印了JCM所有的资料，看到JCM在最高人民检查院买的《减轻农民负担政策法规选篇》，朱也买了一本，将这些都交给云阳县主管农业的县长岳（化名）和减负办的王（化名）。

岳县长请朱和王与JCM谈，希望JCM不再上访，条件是保证JCM十年不必上缴提留和农业税。JCM要朱给他写一个十年不给农业税的书面保证，朱不出，双方协商未果。

JCM又等县来处理，但一直没有结果。

4、第四次到重庆减负办

一个月后，JCM又来到重庆减负办。重庆减负办接待了JCM，又下了一次信访通知书，通知书又转回云阳——云阳一直未处理。

这中间发生了一个插曲：由于反映的问题在云阳县政府那里一直得不到解决，JCM组织了三个乡的农民代表架起高音喇叭宣传中央政策。从新阳乡开始宣传，后又回JQ乡，在各山头上架起喇叭宣传。当JCM宣传到JQ乡政府门口时，乡党委书记找了八个工作人员，把喇叭抢过去，并把农民代表拉到政府。JCM等人被带到派出所，派出所所长认为JCM的行为是非法架设高音喇叭，被JCM用政策和相关法律反驳，最后JCM被释放。

5、第二次到北京上访

由于减负问题仍然没有结果，2002年JCM决定再次去北京上访。和上次一样，JCM在农业部的上访被转回重庆市解决。

但这一次，JCM在上访期间还认识了黑龙江、河南、安徽等反映农民负担问题的“同志”——如果问题不能在基层解决，那么层级越高的政府部门越有可能成为矛盾的集散地，并为各种社会网络的发育和势力渗透提供温床。

后来，JCM得知其他7个省份的人准备到中南海“拉横幅”反映农民负担问题，但他考虑到几次上访都解决不了问题，就没有前往北京去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