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科学的春天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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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做了题为“科学的春天”的发言，宣称“文革浩劫”造成了国家科技水平的落后，而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将为这个国家迎来科学的春天。事实真的是这样的么？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人民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下，创造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科技成果，为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奠定了基础。比如，发现大庆油田（1959），“两弹一星”，即原子弹（1964）、氢弹（1967）与第一颗导弹运载的核武器（1966），‘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1970），第一艘核潜艇（1970），被誉为中国新四大发明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1965)，抗疟新药青蒿素（1969－1972）、杂交水稻（1974）、激光照排（1975-1978）。除了这些硬科技成果之外，还有“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基础科研成果(1966)。到文革结束时，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完整的现代工农业体系。中国已经能够自己生产汽车，电视，手表，相机，胶卷等等现代化产品，独立建造铁路，桥梁，发电厂，化工厂甚至核反应堆等等现代化工业和交通设施。农业和畜牧业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除了上面提到的杂交水稻，还诞生了诸如杂交玉米，抗倒伏小麦，高产稳产棉花新品种（“鲁棉一号”1971，高产抗病甘薯“徐薯18”,1976） 等不计其数的农业新品种。研制成功了猪瘟兔化弱毒疫苗(1950s), 马传染性贫血病驴白细胞弱毒疫苗（1970年代后期）。为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完全实现农业自给自足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成功发展出橡胶树在北纬18-24度（主要是海南，广东，广西省）大面积种植技术（1950’-1970‘)则彻底打破了以前西方国家对中国在这一战略资源上的封锁。在医学上则创造了诸如针灸麻醉技术（1958）和中西医结合针拨术治疗白内障等具有创新意义的技术。
其中，“文革浩劫”期间，所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不仅不比正常年份少，反而更多。这主要是因为实行了生产单位中“三结合”、科研部门大规模协调合作以及人们群众广泛参与。不仅科研人员共享科研成果、协作研究攻关，人们群众也积极的参与到科学技术的学习、应用、甚至开发过程中。形成了全国人民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局面。
反观改革开放一来，在以“市场换技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口号下，逐步放弃了自主技术的开发，转而依靠廉价劳动力，形成了“用衬衫换飞机”的局面。这样，在技术上逐渐被国外公司所控制，在我们所熟知大部分核心技术方面处在长期落后和受制于人的状态。比如软件和操作系统，汽车制造技术，飞机及发动机技术，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芯片制造技术，液晶显示器，精密仪表，现代化机床，化工设备及催化剂等等均需要大量进口设备和技术。即使在一些被宣布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方面也是如此。比如高铁尽管车辆实现了国产化，但实际上也需要高价进口很多信号和系统运行方面的关键技术和设备。龙芯则不得不向国外公司购买处理器架构的专利使用权。中国自己的C919大飞机计划预期国产化率只有20%多。 主要大型电子计算机如天河和曙光的中央处理器则全部从国外公司购买。
在高校和科研部门，著作权，专利权，奖金和职称等私有化制度严重助长了狭隘的个人利益、部门利益，限制了科技成果的自由流通与传播，极大破坏了科技工作者之间的团结协作，科研体系重新退化成画地为牢的科研个体户。专家学者们也都重新捡起小作坊主的心态，要么为一些科技成果的归属争吵不休，要么不惜造假以换取金钱和地位，导致学术丑闻频繁曝光。这些大大降低了国家整体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样也就不奇怪为什么随着90年代以来高校和科研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等出现了多年的空缺。而90年代以来的主要科技成就几乎全部只能集中于航天和军工这样还保持计划协调的部门。
从整个社会角度来看，则是科学技术的精英化，广大人民群众渐渐被剥夺了参与科学的机会，失去了参与科学的热情。高等教育的人才选拔制度，教育产业化制度使得年轻人早早的依据考试做题能力和家庭经济条件，被贴上了精英和平民的标签。科学被当成精英和高等机构专有的权利，仅仅属于那些会考试和能负担起高等教育的人们。而普通人则不得不去学习“低等”的技工技术或者去血汗工厂从事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据调查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
原来这就是科学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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