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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重庆地方债务不到20% 在安全警戒线内
主持人：去年1-5月全国20个重点城市的财政收入对比表，仅有重庆财政盈余率是负20%，其他城市都是正的。为什么会这样？你本人是否有压力？
黄奇帆：你说的还真没错，但对我而言这是比较愉快和骄傲的地方。按照分税制，在上海等沿海地区，如果地方产生税收有一部分交给中央，有一部分留给自己，沿海发达地区地方财政收入如果有3000亿，那一年的支出也就是3000亿。
中央从沿海城市所得的税收，转移支付给中西部地区，所以中西部地区就会出现地方财政收入2000亿、支出3000亿的情况，其中有1000亿是中央转移支付给西部的。西部12个省市，平均每用5块钱，有两块钱是转移支付。
重庆一年支出3600多亿，但地方财政收入是2900亿，我们透支的靠中央转移支付来平衡，这个钱600多亿，所以是负的百分之二十几，其实我们这个比例是中西部地区最低的。
主持人：重庆这几年发展迅速，尤其五个重庆建设方面，支出也是很多的，是否存在寅吃卯粮问题？是否透支了未来的财政？
黄奇帆：寅吃卯粮问题就是财政性问题、债务问题。地方政府有没有赤字、有没有欠债，就是所谓的财政债务。事实上各个省都是有财政债务的，这种债务就是所谓的地方债务余额，就像美国政府欠债一样的。
经济学上有个基本观点，政府债务如果超过GDP的60%，就进入了危机报警阶段，到100%就要爆发危机了，超过60%就过警戒线。美国、欧洲现在都过了100%了，已经爆发了危机。中国政府现在的负债是40%多一点，离警戒线60%还有一定的空间，说明我们现在的宏观调控比较有效，所以我们现在还能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
重庆各级政府去年的债务余额是1800亿，这里包括财政的直接债务，还有财政担保的贷款。我们GDP是一万亿多一点，我们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不到20%，所以我们是比较安全的。
去年五月全国31个省级债务、地方债务和GDP比重安全度对比中，我们排在全国前四，是非常好的。我自己认为，地方债务绝不要超过30%，中央债务也别超过30%，叠加起来不超过60%，这是安全的警戒线。
七 改革不能当口号来念 也不能照书本想当然
主持人：今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20年，改革再度成为舆论焦点，认为必须要继续改革，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你认为，目前改革改什么？怎么改？
黄奇帆：小平同志当年到上海浦东视察的时候，我有幸陪在他旁边，直接聆听他南巡讲话中很多重要指示。
改革，是一种制度的调整，一定会涉及到观念的冲突，又一定涉及到利益的冲突，所以会有人抵制。改革还有代价、有成本，如果条件不许可，支付不了代价和成本，改革也只能放慢进程，积累到条件成熟再进行。
在改革的推进中，一般我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做试点、探索积累经验，再以点带面进行推广；另一种是触一发而动全身，是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这个时候要有顶层设计。总体而言，改革，应该是领导层的顶层设计、重大决策与基层的试点、探索相结合。
我认为中国目前的改革，不能当口号来念经。改革一定是在解决问题中推进的，绝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我们现在的改革重点在哪里？什么方面矛盾大，什么方面问题多，什么问题是普遍的问题，什么问题是长周期的问题，这就要用改革的思维去解决。比如住房问题、比如农村老百姓财产收入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需要改革。当年老人家推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国社会制度改革，是针对着现实的问题，问题在哪里，改革的重点就在哪里。
主持人：顶层设计具体指什么？不少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当前改革，需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你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到了时机？
黄奇帆：这些大都是书生在对着书本想概念，不知道社会具体发生了什么，可以脱离社会现实，把在20年前、50年前的书上读到的理论作为问题来讨论。对中国目前而言，我自己认为首要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在新的世界格局下，怎么开放、怎么走出去。这个时候，不抓机遇就是最大的历史性错误。
第二，中国国内现在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已经变成主要矛盾。当年小平同志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小平同志还说了，什么时候可能要讨论共同富裕问题呢？大概就是2000年左右，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当前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也是科学发展观要讨论的问题。
你们所说的概念，无非是在讨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是不是要一人一票、三权分立、直选等问题，我认为这首先是理论的错误。其实你要明白，实现了共同富裕的100人进行一人一票，可能是真的选举；如果其中10个人拥有80%的财富，另90人只拥有20%的财富，在这100人中进行选举，掌握了80%财富的人，就有足够的财富运作使得这100人投票方向发生变化，这时候不要太相信这一人一票就是公平的。
我刚才说在共同富裕基础上，可以做出比较合理的选择，我们的工人、农民可以一人一票。但一人一票是直选最高领导还是分层选？这又有一个制度设计上的科学性和渐进性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群体只有五千或一万人，一个人的声音所有人都能听见，他的演讲能力、管理能力大家都比较了解，一人一票是合理的。但几百万人甚至更多，这个人在哪，谁都不了解，凭什么一人一票就准确呢？就有个分层的问题。我们探索的是基层一人一票，分层选出领导层，这个对中国很适应，很合理。
如果光凭书本，想当然认为西方模式是最好的，我们好像没有达到这个模式，改革到一定的时候，要做政治改革，就要改到西方的模式。这种思维不准确，理论不准确，目标也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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