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英： 我就是太原人，这次太原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对那个被活活打死的农民工，还有被打伤的农民工，从心里感到非常痛心。但是对于太原的警察，出现这样的行为，本身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自己就亲身遭遇过他们这样的一种野蛮的对待。 几年前我和阳和平老师，一块带着我们学校的大学生去参加社会实践，就在太原市矿机，一个大型国企，当然已被改制了。所谓的棚户区，那个五六十年代盖的整个的一个工厂的宿舍区。工厂改制以后，新的领导就要把宿舍区推倒，盖高楼，卖给房地产。但是对于怎么去补偿老职工这样一个住房，没有谈妥就要强行去拆迁，这样就激起国企老职工的反抗。他们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到山西告状，到北京告状。我呢，我和阳和平老师和他的女儿（一个美国的女孩子），我们就去那个现场调查情况。就在我们和工人聊的时候，有两个长期在那里卧底的密探，一高一矮，穿着一模一样的T恤，鬼鬼祟祟地走了。工人立即指给我们看：告密去了。过一会儿，几分钟的时间，警察就来了，围住我们一再盘问。我们后来就带着学生离开了那个地方。但走不了，警车一直跟着我们。我们走到哪，警车就跟到哪。来的警车越来越多，最后连市政府、外事办的人都惊动了。因为阳老师长得跟外国人的脸一样，还带着他美国的女儿。那么多警察就把我们堵在路上。我们真要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人民警察你前面冠以人民二字，你到底站在什么立场上？那些工人可怜到什么程度？就是人还在楼里住着，半夜那挖掘机偷偷摸摸就来了，就开始开挖了。人还在屋里住着呢！然后那些个开发商雇佣黑社会的打手，然后把那些老工人，那些抗美援朝的功臣打伤、打残。他们都有照片，都有证据。那个时候警察一个都不出面，那个时候警察在哪里？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在那个地方刚出现没多长时间，刚跟工人交谈几句，他们立刻就大批出现了，如临大敌。他们到底在害怕什么？所以太原的警察出现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我并不震惊。这是早晚的事情。他们一定会有这样一种举动这样一种结果。 我就想到，上个月是我外公诞辰100周年一个纪念活动。我外公是全中国第一个开展市长接待日的老市长。他五十年代就在太原做市长，所以我就在想，那个时候他把市政府的岗哨全部都撤掉，老百姓随时都可进出市政府大楼。你要进哪个部门，就直接进去，没有人拦着你。有人去告状，找到家里面去，然后秘书拦住不让进。他在楼上听到了，他说让他进来。他有什么冤屈他说了，如果能解决，给他解决了，他就不会来找我；如果不能解决，我给他讲了，为什么不能解决，他明白后他也不会再来了。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就没有这样把讨薪的农民工活活打死这样的悲剧，这样极其丑恶的事件。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风气正，领导干部为谁服务的立场是对的。尽管他们在工作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这个立场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现在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人民警察不再为人民说话了。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刚才乡长提了很多的方法，我觉得其实矛盾的主要方面还是要走正规的渠道，比如说，学生动员起来去进行普法的宣传，还有进行网络上的宣传，网络上的关注，等等。这是一条辅线，不可能成为一条主线。真的，咱们实事求是地说。不是说它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它起不到根本的作用。最根本来说，如果你共产党这个系统，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立场出了问题，你光看那个辅线，它能解决根本问题吗？解决不了。所以我觉得要两手推动：一方面做民间能做的事情，发出我们的声音，尽我们的力量；另外一方面，还是得实实在在把党的工作抓到底。你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效果在哪里？连省会城市的警察都这样做，那你不就走了过场吗？这事情你怎么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了那么久，我自己还为这个写了一本书，都写完了，我呢，24个字，12个词，我都不能不打折扣地把它背出来。我是一个词一个词写的，一个词是一章。那你这样宣传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走不到老百姓的心中，老百姓没办法去记住它，它就是假的，就是空的。谁能记住那24个字12个词？它并没有体现出社会主义的鲜明特点。你放到任何一个国家，不都说得通吗？我觉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这5个字“为人民服务”。它一下子就跟资本主义社会有了本质性的区别。资本主义社会是为资本服务，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为人民服务。这不就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吗？为人民服务可以作为我们党判断一切工作的标准。你这工作做得对不对，好不好？是不是为人民服务？这不是很清楚吗？所以我就在想：中央那边，就是国家那个主线，怎么做，我们可能不能起决定的作用，但是我们可以发出批评的声音。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作为辅线，我们可以探讨，怎么去深入把这个民间的力量调动起来，发挥民间这样一个作用。像我是大学老师，我们搞学生的社会实践，至少从我来说，学生的选题，到他去做的方向，到他去做的步骤，我可以严格要求他，我可以带着学生一块去做，然后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接触这个社会现实，帮助学生认清这个发展状况。另外，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大家可以集思广益。
张文茂： 这本身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按说你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别管你挂着特色也好，就这种现象，本来它不应该发生的，但是多年来屡屡发生。这本来就是一种悲哀。从道理上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你把人家的剩余价值已经拿走了，工资本来就是人家必要劳动时间的补偿，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补偿，你还要拖欠。这个东西，资本主义法律不会允许。这个事情从道理上没有任何道理可讲。天理难容！ 这种现象的大量出现，本身就是反映了我们社会这个改革走到这一步，一种悲哀。当然还是不是松民同志讲的以我们现在经济形势所谓的新常态，就说在局部地区发生经济上的萎缩，可能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几率更多。这是需要关注的。 大家讨论很多，我觉得道理上没有更多可讲的。我倒觉得现在特别值得反思的，第一，你政府是干什么吃的？我们政府的执法部门、行政部门、劳动部门是干什么吃的？我认为现在的问题，这种现象大量出现，首先一个要追责的，是政府职能部门不作为。我们的公务员竟然是到2020年才基本解决这个问题。这叫什么道理？首先你表态的就是不作为，你就是纵容。要你职能部门干什么？解决劳资关系？你不是有仲裁吗？仲裁了多少啦？为什么？恰恰是我们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导致我们的农民工投诉无门，就是该管的事不管。这个是我们首先要反思的。你标榜的是共产党啊，是社会主义的政府啊，哪怕你是特色社会主义。你这个政府，我们不说你代表无产阶级，起码你一碗水端平行不行啊？我哪怕承认你是超阶级的政府，你应不应该一碗水端平？咱不说你是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府。所以我觉得首先要反思的，是我们政府职能部门的责任。你的屁股坐在哪？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如果政府都不作为，还要等2020年以后再基本解决，那我们的农民工没有活路了。这个道理没法讲了。 重庆那时候是警察帮助农民工讨薪，你要再往前说，有些人在重庆还指示重庆的公安局成立专门的办公室，列出一百几十个大佬的名单重点保护呢！这算什么呢？老百姓心中有个对比的，他们心中有杆秤。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就是政府的责任，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也是要谴责的。 这次事件最可气的，就是我们的执法部门，这是我说的第二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执法部门，它不但不对我们这些弱势群体进行法律上的保护，而且助纣为虐，这种现象是非常可怕的。本来他们那么一点可怜的报酬没拿到，就已经是受到很大的欺负了，而我们的执法部门再去采取这种办法，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专政机关要变质，那是很容易的，很简单的事情，别看挂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这个事情是很可怕的。如果我们的专政机关不是保护人民利益的工具，而是变成了资本的工具，变成了资本家的看门狗，那么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性质可谈？还有什么无产阶级的性质可谈？还有什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可谈？当然这个不是全部，但是至少在发生这样事件的地区，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我对这个事件感到最气愤的，首先是你政府不作为。多年不作为，现在也不作为。如果你作为的话，我们有劳动仲裁机构，有法院，我们有规定，但是你不作为。其次，是我们的行政执法机关还要制造出这样的事件来。出现这样的恶警。这个无论如何，都是突破底线的。我表示深深地谴责。我觉得今后解决这个问题，从社会的角度说，我首先强调：第一，我们要呼吁：政府职能部门，你要有作为。这是第一位的。否则，你没有资格领导，你没有资格行政执法。应该是，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以后，一投诉你就应该受理、调查，应该给个交代。这样才是正常的，不是逼着农民工自己去讨。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成天说为人民服务，你到底是为谁服务？这个很简单。不要搞什么理论。没有什么理论可搞。你作为不作为，这个是第一位的。 然后第二位的，我觉得我们的一些，包括公安哪，也包括法院，包括检察机关，我们的司法机关，从根本上一定要把所谓的维稳和维护人民群众、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搞清楚。不要为了维稳，连保护谁、支持谁都弄颠倒。这个是根本的立场和原则问题。 如果说这样的事情反复出现的话，决不是这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好兆头，而是恶兆，是要出大事的恶兆。所以我也强烈呼吁，就山西这个事来说，我们的人民群众，应该强烈呼吁，将这个事件的处理，包括违法致人死命的处理一定要公开。强烈要求你公开，要给人民群众一个交代。 还有一点，我也赞同，在目前这种大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维护农民工这种弱势群体的权益。我觉得除了刚才说的政府要有作为，司法机关要保护以外，我们社会各界还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包括司法的，也包括舆论界的。我非常赞成刚才松民讲的这种事情，就是从舆论上，从网络上，包括从各种报刊的舆论上，通过各种渠道，把它揭露出来，把它曝光出来，因为这种事毕竟是不得人心的。我觉得，左翼的同志应该在我们基本群众的维权上，将来有很多工作可以做。采取合法斗争的手段，包括舆论的，包括网络的，很多事情可以做。不是违法的，而是合法的，也包括一些法律的援助。我觉得这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关注的。也包括景刚说的，组织一些大学生，都是可以的。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主要的责任，第一，要监督政府要作为，不要不作为，不要等到2020年以后再基本解决。然后，要各界的帮助。当然，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或者说分析这类事情不断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当然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么多年私有化改革的结果。这个没什么可讨论的。社会结构在转型中的严重扭曲。我们这么多年来改革发展的一个真正秘密在哪吗？真正的秘密就在于农民工群体。我们这么多年改革，真正牺牲最大的，贡献最大的，就是中国的农民工。我们三十年就是靠的这个。吹我们改革多大的成绩，那个秘密在哪啊？就是我们农民工的血汗。过去有的文章说，我们青年农民工像掐了尖一样，嫰尖给消耗掉了，老了，中年了，你回去吧，这是一种血的代价。对农民工这样一种资源，也是进行掠夺性地开采。是他们支撑了我们三十多年的社会发展，现在却连人家基本工资的保障这种诉求你国家政府你的法律居然不支持，天地难容！
李定凯：
都同意。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毛主席活着，会怎么分析、处理这个问题？ 昨天看了《毛泽东传》，还有《毛泽东年谱》。翻了一段。太原农民工这事我开始听了以后，也很麻木。这种事太多了。真正使我震惊的是那张图片。警察踩着那个女工的头发，在马路上。还有一个使我震惊的是，刚刚开完十八届四中全会，讲依法治国。她不是老板打死的，不是黑社会打死的，而是我们执法机关的人打死的。在执法机关里面打死的。 这个事抖露出来以后，太原市公安局居然让受害者去面对一百多个警察指认。我想，如果我被打，肯定一个人都认不出。我被打晕了，还记得住人啊？那记不住人不是没事了吗？你这个公安局，你这个派出所，你明明打了人，你自己查不出来是谁打的，你这个公安局干嘛？显然是推卸责任嘛。这几件事使我很震惊。 刚才说社会的性质，我就不说了，赞成。我昨晚翻了《毛泽东传》，讲1960年，共产风、五风，刮得很厉害。周总理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材料，汇总甘肃各个地方五风的情况。说到特别在有些地方，干部蜕化变质，违法乱纪，摧残人命，无法无天。这些词用到现在的话，完全是真实的吧，而且现在的面更广，更深，时间更长。后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省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的会上，专门讲这个事情，听汇报。他把干部分成六类：第一类，反革命，地主阶级报复，政权被篡夺了；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刮，党的话不听，是敌人。然后讲了，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现在我们共产党好多地方好多人，行的是什么国民党之实呢？行的是国民党在大陆时候的行为之实。现在台湾的国民党都不敢这么干，台湾的国民党如果要像太原警察那样干，马英九早都被轰下去了。 毛主席说，对前三种人，要由群众撤他们的职。不要只由上级去撤。河南信阳地区的光山县县委班子，都烂掉了。把坏人撤了，群众不相信，后来开群众大会，又撤了一次，让群众来撤他们。毛主席强调，在这些地方，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年谱里写得更详细。我想，现在我们反腐，光靠纪委这一套是不行的。光靠纪委机关是不够的，搞不彻底的。太原市公安局三任公安局长、三任市长都是腐败分子，还有山西省委，山西政权就不是共产党的政权。很多地方，至少要在山西这个地方，中央要搞阶级斗争，要发动群众。还有全国的政法系统。那年陕西的赵东明给西安下岗工人维权，被抓判刑。这回各个地方省会城市出租车司机罢工，都是武警在街上站着，阻止。虽然跟打死人这事程度不一样，但性质是一样的。所以，那时候，为刮五风，中央政治局常委、毛主席从1959年就一次一次地抓。郑州会议，总理是亲自写材料。现在我们总理写这方面的材料吗？自贸区那么推广，我在车上听到中央电台的广播，说自贸区在理论上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争论，但是对老百姓来说，你要给他实实在在的实惠，让他感到自贸区是好的。比如说，现在有的老百姓想买国外的豪车，如果没有自贸区，他就得花很多很多的钱；有了自贸区，他就可以省很多很多钱。这样，老百姓就体会到这个自贸区的好处了。我说，买豪车的是普通老百姓吗？这纯粹是给资本家富人找利益。 所以，我呼吁：第一，要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第二，全国的政法公安系统，要全面地整顿思想，要清思想清政治清队伍，要搞四清那样的运动；第三，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机构法律专家，要拿出《制定物权法》那个热情的十分之一，来制定一个劳动者权利保护法。
李道国： 实际上三十多年前从农村改革开始，已经奠定了这样一个基础了。最早农村改革之后出现盲流，实际上是今天农民工这样一个前身。建筑工人是讨薪比较严重的，实际上新工人类似在电子工厂里的他们也存在讨薪的问题，但他们更多地实际上是存在劳动条件比较差，保护不到位，像昆山那样的事就是这样的情况。包括社保、工资不规范，实际上也存在。包括去年发生的罢工，实际上是个典型的代表。实际上这样的状况一直发展到今天，导致这一系列的问题。最根本的，是私有化依附化的改革的方向如果不扭转，它肯定会发生这样的问题。这样一种改革方向，导致党和国家权力变质变色，在这样的情况下，肯定会发生这样的事件。本来劳资这种矛盾，工人已经站在比较弱势的地位，但是在这样一个整体的经济和政治变质的情况下，矛盾肯定会越来越不利于工人。特别在现在这种新常态的情况下，恐怕面积会更大，更普遍，激烈程度也会更强。在这种情况下，要最根本地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从农村出发，怎么倒逼回来。当年也是从农村出发，最后把农民变成产业工人的后备军，实际上就是有利于资本家来剥削；现在你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农村的根本问题解决。 原来我听邋遢道人曾经讲过一个思路，也不是说现在农村搞人民公社，就说农村搞日本、韩国、台湾那样的综合农协，这样，相当一部分在城市打工的人就会回到农村，然后把跟农村相关的轻工业、食品加工业，比如像康师傅，类似这些东西，最后就变成综合农协的，由他们来加工。这样，这部分剩余价值就留在农村，然后这样的话，相当一部分农民就会回村，然后导致城市的工人劳动条件发生改变，工资会上升。然后同时的话，一直往下推，包括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那到时候就不是私营混合国企了，那就变成有点像当年的公私合营了，因为这样一个条件导致私营企业条件不是太好，反而国有企业可能去混合私营企业，等等。所以农村实际上更多地是应该推类似综合农协或者是合作社这种做法。可是实际上中央最近出台的政策，主要还是资本下乡。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这件事，包括裕元、太原这个事，群众路线教育应该怎么搞。我觉得它们都可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比如说，政法系统应该怎么整顿，然后媒体上，是不是把这两件事作为典型，怎么处理，立一个标杆。光靠从上到下是不可能的，比如说工人，可以成立相关的工人协会，或者说，工人怎么和现在的工会真正相结合，而不是现在的工会完全官僚化。把这两件事可以作为一个麻雀，一个典型的事例，通过媒体进行宣传，这可能是真正走群众路线。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乌有之乡网刊链接：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5/01/337391.html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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