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田：作为一种生产政体的集体经济村庄 我今天介绍的是湖北的HL村，以这个村为例，来观察集体经济村庄对管理理念，跟现在提倡的现代企业制度和股份制企业的对比；借鉴生产政体的概念，来对照集体存在与现代企业在相关问题上的不同处置方式。 （一）作为一个观察视野的生产政体 布洛维提出生产政体的概念，是试图考察生产领域的上层建筑，观察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以及更为宏观的市场竞争和国家干预对企业内部管理的影响。在这个观察视野里面，一个集体经济村庄就像一个企业一样，有其经济基础，也有它自己的上层建筑。而集体经济村庄的特殊性，就在于干群关系不同于私企，也与改革后确立主流劳动雇佣关系相区别，这既体现在劳动过程中间，更体现在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中间。很多人都讲到集体经济村庄内部的集体主义精神，这在今天应该算是一个稀罕的事物，考察它到底是怎样构建出来的，是怎样起作用的，就能够说明生产政体概念所包含的很多内涵。 毛泽东当年和刘少奇、邓子恢争论的很多问题，都可以放在这个生产政体内部来观察，例如他1957年从正面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8年从反面提出批评资产阶级法权，1959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所讲的生产关系就不是说所有制，而是指生产场所的官民关系问题。今天的研究普遍是把这些涉及具体管理环节的内容和主张，拔高到哲学和方法论的角度去理解，甩开了这些讲话在社会经济过程中间的针对性，就总觉得离开实际很远。 （二）湖北HL村成长的几个关键阶梯 回到HL村，这个村子的发展有几个重要阶段。1970年之前这个村子很穷困，处在江汉平原上最低点洪湖边上，涝灾特别严重，只要一下雨，庄稼就淹掉。1970年，村子里有27户在外面流浪讨生活，此外还有150多个劳动力平时不出工，都是在外面讨生活。 这一年叶开始担任大队书记，他在任职演说中说：“三年之内如果不能把村庄的面貌改变的话，我自动下台。”毛时代很多基层干部都有着劳模的生理特点，比如身强力壮、干活干得比别人多，所以就很有领袖风范。叶这个人恰好是没有这些特点，而且眼睛极度弱视，只有0.1的视力，按照农民的说法，这算是“半瞎子”。他上去之后，特别能提振民气，第一件事就是带领群众大搞水利建设，给低湖田建设一个可靠的防涝围子。与周围的村庄相比，水灾之年HL村的围子是唯一的一个保证了收成的。此外，他还很有战略眼光。当时洪湖附近水田很多，各个村子相互穿插在一起，地势高的高湖田涝灾风险低，潜在价值就高，一亩高湖田可以换几亩低湖田，叶书记用本村的高湖田就把周围村子不要的低湖田统统换过来。因为当时耕作距离比较远，为了解决运输问题，还组织群众修了一条从定居点到田畈的运河。 当然，仅仅依靠一个村子的力量去治理低湖田，肯定成就有限。从1958年大搞水利到70年代，整个湖北省的大水利已经开始成型了，就全省而言，治理鄂西北的“旱包子”和江海平原的“水袋子”是两大重点。到了70年代中期，江汉平原按照等高线开挖的排水河，逐次开始起作用。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一个村庄投入几万方的水利工程围堰，就能够很好地起到防涝作用，先于周边村庄解决水稻生产最大的限制问题。就水利发展的大背景而言，英雄还是跟“时势”之间有因果关系。仅仅三年时间，HL村就解决了温饱问题。到1980年，“全大队总产值可达120万元，人平分配480元，工分日值2.5元。现在，全大队公共积累80万元，流动资金36万元，储备粮120万斤。全大队拥有各种动力机械36台，计马力679匹；大拖拉机两辆，汽车两辆。农业生产中的耕整、抗旱排涝、收割、脱粒、运输实现了机械化。社员富裕程度也显著提高。全大队家家进款，户户余粮，百分之百的社员住上了砖瓦房，大多数人家购置了自行车、收音机，绝大多数青年戴上了手表，不少户还购置了缝纫机、电扇等，社员家庭基本上实现了电表化、自来水化、沼气化。生活标准已经赶上和超过了一般城市居民”。②到了第二年政策要求强制分田的时候，村民思想非常统一，一致坚决反对，而叶书记也敢于冒一点点的政治风险，顶住了来自上级的政治压力，顺应了民意，所以就没有分田到户。 HL村工业化最重要的起步，是在1979年。这年洪湖市投资建立了棉纺厂，要征用村庄的土地，当时一般村民的眼光就是需要多给招工指标，或者多要征地款，叶书记跟村委一班人讨论之后觉得，不要征地款，也不要招工指标，要求帮助建设小棉纺厂。通过这个小棉纺厂的孵化作用，80年代搞了十几个小工厂，这个村就从农业逐步走向工业化了。非常有对照意义的是，1979年国家投入巨资建立的国营棉纺厂在2002年的时候办不下去了，为了动员职工不反对改制，县委副书记亲自到场做工作，被工人包围在工厂里面24小时。HL村这个时候站出来，出资1900万把这个厂接下来了。HL村接管国营厂的时候，向职工承诺稳定就业和稳定工资，这样，原国营厂的干部职工都很欢迎。县委书记解决不了矛盾，叶书记只用了一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很多学者论证说，按照传统的僵化的国营企业管理模式管理，国企必定要垮台。恰好相反，叶书记就是承诺按照老式国企的经验模式来管理，最终把纺织业经营成为HL村的支柱产业。 2009年北京很多大学生社团到这个村做寒假调查，学生们听到叶书记介绍到接管国营企业的承诺时，格外不理解，就提出疑问：“你把大部分的管理手段放弃了，要是他们不努力干活，那你怎么办？”叶书记当时有点激动，高声回答说：“哪怕这个人的心是一块冷铁，我也把他焐热了。”我当时就坐在旁边，听了很感慨，这些集体村庄的带头人对于管理的理解，和我们在学校习得的管理知识，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逻辑，相互之间不仅不兼容，也相互不理解，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管理知识体系的碰撞。在这个村子里，主要不是靠管理手段和制度来约束人，主要是建立一个共同体，让大家都认同集体是我们的家，集体利益实现是我们个人利益实现的必由之路，有了这种集体主义精神之后，管理过程对于激励手段的依赖就很小了。直到2003年叶书记每年收入仅仅与普通劳动力相当，5500元左右，到了2009年稍微有点差别。 （三）共同体信念或者集体主义精神的建设过程 如果干部不掌握控制劳动者经济利益的各种管理手段，那么就需要劳动者有相当高的自觉性作为替代，否则，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就很难进行。而来自劳动者的“自觉性”或者“主人翁精神”，还没有人能够给出很准确的理论提炼，都是应用各种相近的词汇加以经验性描述。 在HL村，叶书记上任之后3年时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这就有了让大家安身立命的基础。村里采取了一个重大行动，把外流的27户人家全部找到并接回村里生活。其中有姓杨的一家人，在3年之内就搬了3个省、6个县，村里费了很多心思才找回他们；因为在外流浪也是生存艰难，女主人在长期的生活压力之下，精神已经不太正常，迁回来生活稳定之后，精神状态就慢慢好起来了。这个重大举措，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村子的兴旺意味着每一个人、每一家人的兴旺，个人或者家庭利益依靠集体利益进一步来实现，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或者纸面上，要体现在现实当中。这件事成为全村人的共同记忆，也成为管理层经常宣讲的重要事例，用于论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致性。 HL村在地理上靠近湖南，四五十年代长江大堤防护能力差，通常是南岸比北岸更差，所以灾年就有湖南人流落过来，在湖边的空地搭棚子安家开荒，这群人被当地老百姓蔑称为“湖南棚子”。合作化之后，承认他们的村民资格，单独成立一个生产队。因为靠近湖区钉螺滋生地，70％的家庭有罹患血吸虫病的病人。1971年大队状况改善之后，就决定把这40多户拆迁出来，并说服其他村民让出宅基地，给他们建房。这也是证实村民资格“有效性”的重要案例，叶书记在很多年之后还说：“1971年这件事在我和我们全村人的头脑中都打下了深深的印记，从那时起，我便开始考虑做有心人，要因势利导地把我们村民中流露出来的这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朴实感情，提升为一种精神和一种理念。”③今天叶书记的主要助手之一，也常强调自己是“湖南棚子”出身，以此隐喻个人与集体利害关系的一致性。 叶书记要求党员“带头富服从带领富”，不能利用自己的地位追求个人利益的优先实现，“在我们HL，发展党员我们始终把握这么一点，无论是谁，你再有本事，赚钱再多，你不关心集体事业，没有奉献精神和奉献意识，不能带领群众走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的道路，就不能发展”，“近30年来，由于我们始终坚持抓好了以上两个重点，所以迄今为止，我们全村78名党员没有一个人图个人发财离开村集体的，我们村也出现既没有百万富翁，更没有贫困户的事实”，“使我们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和村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HL这片小天地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④叶书记本人长期拿本村的平均工资，后来也只接受略高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对集体的不认同，可能有很多原因，但首要的和最直接的原因是：少数人脱离多数人的先富先贵现象，不仅在一个特定的场域中间造成“集体的心理报酬递减”，同时那一部分好起来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成就构成心理上的贬低和压力，而且鼓励个人脱离集体寻找个体奋斗是一个示范作用。 按照叶书记自己的总结：“一是全力营造我们HL人认可和接受的道德观念及价值取向。在做这项工作时，我所遵循的原则时‘循循善诱、潜移默化’，我运用的主要方式是开会，可以说我对开会是‘情有独钟、乐此不疲’。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工作例会除外，在其他会议上，我能以‘看似未带观点、实则已带观点’的讲话引导村民看问题、想问题，让村民在看和想的过程中提高认识，达成共识，最后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理念。比如80年代中期，‘HL是个大家庭，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共同上升、共同富裕’‘带头富要服从带领富，带领富要讲奉献精神’‘先富帮后富，HL有义务’‘赚钱不赚昧心钱，发财不发不义财’‘既要用金钱装满自己的口袋，更要用金不换的思想充实自己的脑袋’等这些朴实无华的观念，就在我们村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了，时至今日，这些观念也未曾改变和动摇过，按现代的说法，这应该叫一种‘企业文化’，我把它套用一下，就叫它‘村文化’吧！”在乡村的共同体中间，叶书记还很重视两项礼节性的事务：“春节时给村民拜年和村民有丧事时一起给死者开追悼会两件事。因为每逢春节，既是我们每个村民大团圆的日子，也是我们HL这个大家庭大团圆的日子。一年一度，村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HL的建设和发展都尽了心、出了力，我和班子一班人理应到全村走一走、看一看，给每个村民送一声祝福，道一声吉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还可以弥补我们有时平时工作上的不足。对于为去世的村民开追悼会，我认为只要我们深入挖掘、细心提炼、正确引导，它所起的作用就不仅仅是追悼死者了，而是还可以起到教育激励生者的作用。”⑤ 说教能够起作用不是偶然，有了搬迁“湖南棚子”和接受外流27个家庭的共同记忆的支持，集体利益对于个人利益的支撑作用，才足以让人信服；有了党员干部带头作用不率先谋取私利，才有说教不会贬值的可靠保证——集体不是干部个人的阶梯，而是所有人的依靠。叶书记还喜欢引用毛时代就已经流行的顺口溜来说明问题：“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党员看支部。” 管理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要沟通个人利益与集体目标的不一致，如果有了对于集体的普遍认同，那么采取各种激励手段反而有些多余了。对于集体的不认同，通常与村内的社会分化和竞争有关，这些都在有意识地加以抑制。叶书记说对于村民建房，绝对不容许高出邻居一片瓦一口砖。反过来，最主要的激励手段——对于利益的分配倒过来为促进集体认同来安排，视村里企业盈利状况好坏，是按村民的家庭来分配企业红利的，三口人的核心家庭就分一份红利，与长辈一起过的四五口人的家庭则按1.5份分。此外，得益于集体经济的支持，村里提供很多福利，例如吃水和用电不要钱，为所有老人购买了社保，村卫生室已经升级为卫生院，免费治疗村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对于外来务工人员，设立成员资格获得年限，例如工作达到7年之后经本人申请可以享受村民资格待遇。 我多次去这个村庄调查，由此形成了对于管理的认识：只有在认同彻底瓦解的结构中，激励才需要管理手段，制度建设相应地上升到管理的第一位。 较为平均的利益分配，在不同的群体中间引起的主观评价是不同的。对于底层劳动者而言，均衡分配是一种增进认同的手段，但对于那些处于技术和管理高级职位上的群体而言，这是一种增进不认同的方式。在大的社会背景中间，较高的管理、技术和销售职位上所积累的个人经验和关系网络，通常要给予较高的收益，特别是周边存在吸引高层职位的高收益时，这种外部压力就不能忽视。 南街村、华西村和HL村一样，都承认村民的成员资格，以及由成员资格所规定的分享企业红利的权利。不同的是，南街村通过70％的按需分配来实现红利共享，华西村则是在承认职务差别的情况下让每一个村民都得到记账红利，HL村则每年年底按户分配红利。 有一点很清楚，集体经济村庄内部，干部的权力很少来自于运用各种激励手段所带来的控制权和强制性，大多数来自于村民自下而上的赋权，干部对于村民的影响力主要源于认同而不是控制权的集中。但是，干部较少运用强制性的管理手段，并不意味着权威的低下。在HL村，村民告诉来访者，叶书记的权威比公检法的权威要有效一点，法院判决解决不了的纠纷，叶书记可以调处。另外，在乡村中间，计划生育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执行难度很高，但在HL村没有大的障碍，三十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效果非常好，人口增长数量远低于周围村庄。自下而上的赋权高到一定程度之后，使得社区有潜力接管国家机器的部分镇压职能。近年来复活的“枫桥经验”（今天只强调矛盾就地解决，把上访最小化），在毛时代的实践中是由社区组织接管公检法机构的镇压职能：对于那些需要服刑的镇压对象改由社区组织监督改造。近三十年来，毛时代的单位制熟人社会网络彻底瓦解之后，对于国家介入的要求就日益迫切，公检法这样的镇压性国家机器的扩张就很快，但是，这种社会管理方式不仅成本高，也远远满足不了秩序要求，很多地区黑恶势力的抬头就是明显的标志。 在村庄企业的职工队伍里面，由于承诺稳定就业，村民还额外拥有分享企业利润的资格，这样就形成稳定的熟人社会网络。在这样的网络中间，群众的风评对个人的影响很大，人们倾向于自我调节和自律，需要干部进行强制性的管理、制裁和纠偏的事务反而很少。 （四）村庄与国家的一致与不一致 在布洛维那里，生产政体除了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之外，还要与外部的大环境发生关联，市场竞争的压力要对企业内部的生产政体起作用，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干预也是明显的。相比较而言，绝大多数企业内部的权力机制，不能够与国家政策和法律环境相冲突：微观政体与宏观政体的关系是协调一致的。而集体经济村庄的特点，显然在于不合政策大环境的要求。这种微观与宏观的不一致，给村庄带来很大的压力。 今天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间，每一个集体村庄经济状况都依赖于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价格补偿水平。南街村和HL村不是那么富裕，关键在于村庄支柱产业的行业价格补偿水平较低，HL是以纺织业为主导，而南街村是以方便面和啤酒为主导，国内相关行业处于过度竞争状况，相应的价格补偿水平就低；而华西村（冶金等）和河南刘庄（制药）的企业产品，行业竞争弱一些，价格补偿水平较高，因此，村民的分配水平和富裕程度就较高。内部政体与外部的不一致产生很多困扰，南街村提出“坚持外圆闯商海，坚持内方治南街”，但是，外圆和内方毕竟是两套截然有别的逻辑，相互之间的冲突很难彻底消除。村庄内部的党建和红色文化活动，也只能够部分抵制和消除外部的影响。 依托战争年代的政权建设经验，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低成本的农村三级政权，农业合作化或者集体化事业的推进，完全依赖于乡村政权组织的两大特点：低成本和高执行力。一个低成本的乡村政权，其主要特点就是干部“不脱离群众”和“起模范带头作用”，低成本的执行力水平高低，主要不是与各种激励手段运用和规则制度建设相关联的，而是与干部得到群众自上而下的拥护程度关联在一起的，认同建设比制度建设更具优先地位。今天的集体经济村庄，确实延续了一些集体农业时代的管理现象，干部起带头作用，村民拥有成员资格，干群关系上政治和经济差距较小。 在农村建立一个低成本、高执行力的政权，历代王朝都做不到，国民党也做不到，当然今天的政府也做不到。在建设年代，共产党能够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也是依赖于能够建设一个低成本、高执行力的三级政权。如果把毛的很多讲话降格到面对面的管理层次来理解的话，实际上跟毛心灵相通的知音都在民间。史来贺他们写的纪念毛主席文章，我就觉得跟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写的是截然不同。南街村内部的党建活动，依然含有毛时代晚期的“反修”功能，目的是防止内部产生瓦解集体经济的力量。集体经济组织和集体主义精神之间的关联问题，也很模糊。莱斯利·怀特在研究文化变迁的时候，强调对环境能量的开发效率的进步，同时也关注社会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他设想社会系统的组织要有利于技术和工具效率的发挥，而意识形态系统则要对之进行表述和维护。 以集体经济村庄而论，其社会系统——组织形态内部的官民关系和社会关系——不同于外部，而外部的意识形态表述对村庄运作造成很大的干扰，村庄内部不得不设法抵御外部意识形态的瓦解作用，一个村庄不可能完成其实践的意识形态建设，只能沿袭过往的成就，南街村大唱红歌、学毛著等等，目的是要实现对自身实践的肯定。 民国初年有一个美国人叫马罗力，他到中国访问，写了一本书叫《饥荒的中国》。他看到中国的水旱灾害十分严重，抗旱除涝的潜在效益非常高，同时劳动力巨多，工资非常低，他希望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改善抗旱除涝条件。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中介，能够引导大量剩余劳动力投入抗旱除涝工程建设呢？毛时代的合作化，是通过强化农村基层三级政权，把中国剩余劳动力结合进潜在的抗旱除涝的效益目标。从这个角度去反思和对照，所谓的制度创新，或者说按照怀特所说的寻求有效开发环境能量的方式，需要就资源和潜在利益目标建立起有效的中介，这个中介他称为社会系统。毛时代的实践，是通过基层政权建设，在社员资格稳定的基础上肯定成员的长远利益，以此激励劳动者的高水平努力。华西村就是在短时期内密集投入活劳动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单产水平；大寨的先进性就在于把“七沟八梁一面坡”改造成水平梯田，提高了耕地的生产率；HL村就是投入大量活劳动修筑围堰，改善低湖田的除涝能力，实现保收。这个方面倒是很符合怀特的观察，充分利用既有的资源，有效地开发了环境能量。而所需要的社会系统或者组织形态，倒是不一定需要全部按照公社、大队和小队三级来设置，像河北的周家庄，它从来都不是搞三级所有。它一开始就是大队与农户结合，自称是大集体、小自由，乡一级统筹机械化等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管理，农户承包一定数量的田间管理任务按时按质完成。 土改的潜在影响很大，基本上在农村社区重新分配了话语权。我老家的合作社长告诉我，土改之后中农以上的家庭基本上不怎么敢讲话了，相应地，过去那种通过向邻居放贷收租的利益实现路径不仅没有了，在新的意识形态中也完全不合法了。潜在地，各种通过个人努力追求自身利益的优先实现，也都丧失了合法性，土地公有之后的优势群体是干部，“四清”运动否定干部多吃多占这种方式。否定优势群体的利益多占，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一种实际的意识形态界线，今天在集体经济村庄实践中间，依然是维护集体认同的关键。即便是地处发达的苏南地区的华西村，尽管受到外部压力不得不对高管给予更多的利润分享，但依然没有彻底剥夺村民的成员分配资格，这与那些实现了乡镇企业私有化的村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生产政体角度看，集体经济村庄有着不同的管理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组织形态和社会关系样式，同时，也需要一种不同于主流的意识形态来配合它的实践，追求一种不同的生产领域的上层建筑。按照怀特的视野，集体经济村庄需要一种不同的社会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在这个新的系统中间，管理效率的方向是以认同建设为中心，管理效率的障碍就不是被管理者的懒惰或者不努力，而是来自于管理者追求利益先占而带来的认同瓦解效应。国内很少的集体村庄实践，恐怕还远远够不上新文明，其实践中间提出来的问题虽然与主流企业管理结构有异，恐怕也够不上威胁主流制度实践的力量。南街村王宏斌回顾南街村历史时说：作为一个农村组织，在起步阶段都缺乏技术、资金和人才，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壮大，必须寻求自己的竞争优势。在农村，做正规化的管理是不可能形成管理机构方面的优势的，反过来，在认同建设方面的潜力就比较大。对企业经营而言，管理机构也好，生产政体也好，都关联到企业成员如何付出高水平努力的功能性管理要求，在宏观制度一致的情况下，能够发现很多问题只有在面对面的管理层次里面才能建设和完善起来，最终见到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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