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我是不想看《老农民》的，因为我在农村基层工作了一辈子，几十年里几乎天天和农民朋友打交道，我太了解他们了。《老农民》无非是标榜农村改革，这对我也不是什么秘密，所以不感兴趣。但是，后来我发现网上对这部电视剧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甚至有网民将其归纳为193个胡说八道，这引起了我的好奇。为了一探究竟我才调看了它，重点观看了被网民批判最厉害的文革时期的人民公社片段，看后不禁令我哑然失笑，原来“金牌编剧”高满堂果然是个胡说八道的主。不过让我不解的是，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居然被媒体吹捧为“史诗”，不但通过了广电总局的审查，而且还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为此，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以亲身的经历对《老农民》进行必要的驳斥，以正视听，以防谬种流传。

　　我工作的地方是河南信阳的一个革命老区县，从1971年开始到退休，一生都在农村基层工作，一辈子与农民朋友打交道。先后干过卫生防疫工作，担任过人民公社的党委常委、革委副主任，被评过县劳模。既经历了文革时期也经历了改革时期，对两个时期的农村、农业、农民了如指掌。特别是文革时期，我在人民公社工作，在大队和生产队驻队长达十余年，经常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他们的酸甜苦辣感同身受。正因如此，《老农民》哪个地方胡说八道，我一眼就能看穿。现在，对其细节的东西不予计较，仅就大的方面驳斥如下：

　　一、割资本主义尾巴是真的吗？

　　至今我都不明白什么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因为文革期间信阳地区从来没有搞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其实，割资本主义尾巴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才出现的一个罪名，然而在全国也找不到一件正儿八经的实证，不信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它连一个正式的解释也没有。《老农民》的剧情，割资本主义尾巴是麦香岭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韩美丽带着几个造反派，佩戴毛主席像章和红卫兵袖标，按照上级的指示：不准在黄河捕鱼出售;不准种黄烟;不准社员自己养母鸡;不准社员自己养母猪;连坟地里的枣树也要砍掉;还不准办庙会。说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尾巴都必须割掉。为此，电视剧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双方的激烈斗争，煞有介事地极尽渲染之能事，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这都是瞎编的。不要说我工作的地区没有这种现象，可以说在全国也难找这样的典型，因为这样搞是违反中央《农村人民公社60条》规定的。1962年9月27日，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由党的八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60条.》规定如下：

　　第五章社员家庭副业

　　三十九、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它附属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它们的助手。在积极办好集体经济，不妨碍集体经济的发展，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应该允许和鼓励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发展家庭副业，增加社会产品，增加社员收入，活跃农村市场。

　　四十 、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以下的家庭副业生产：(一) 耕种由集体分配的自留地。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七 ，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在有柴山和荒坡的地方，还可以根据群众需要和原有习惯，分配给社员适当数量的自留山，由社员经营。自留山划定以后，也长期不变。(二）饲养猪、羊、兔、鸡、鸭、鹅等家畜家禽，也可以饲养母猪和大牲畜。为了发展养猪业，以便给集体经济提供较多的肥料，在有需要、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可以按照本队土地的情况，经过社员讨论，拨给社员适当数量的饲料地。 这种饲料地，应该尽可能利用现有的闲散地或者小片荒地。 (三)经过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和公社或者生产大队批准，

　　在统一规划下，可以开垦零星荒地。开垦的荒地一般可以相当于自留地的数量，在人少地多的地方可以少一点，在人多地少的地 方也可以略多一点。 开荒绝对不许破坏水土保持，破坏山林，破坏草原，破坏水 利工程，妨碍交通。 社员的自留地、饲料地和开荒地合在一起的数量，根据各个 地方土地的不同情况，有多有少，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占生产队 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最多不能超过百分之十五 。 (四)进行编织、缝纫、刺绣等家庭手工业生产。 （五）从事采集、渔猎、养蚕、养蜂等副业生产。 （六）经营由集体分配的自留果树和竹木。在屋前屋后或者在生产队指定的其他地方种植果树、桑树和竹木。这些东西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经营家庭副业， 使用集体所有的牲畜和工具等生产资料 的时候，都要付给集体以适当的代价。

　　四十一 、社员家庭副业的产品和收入，都归社员所有，都归社员支配。在完成同国家订立的定购合同以后，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其余的产品，都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社员的自留地和开荒地生产的农产品，不算在集体分配的产量和集体分配的口粮以内，国家不征收农业税，不计统购。

　　四十二 、人民公社各级管理委员会，对于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应该给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不要乱加干涉。同时，又要教育社员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积极参加和关心集体生产，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弃农经商，不投机倒把。对于生活困难的社员，生产队应该在家庭副业方面，例如养猪、编织等，注意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增加收入。 四十三 、人民公社各级组织、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 和国家指定的国营企业，可以根据社员自愿和公私两利的原则， 分别采取加工、定货、代购原料、代销产品、

　　收购产品和公有私养等适当的方式，帮助社员家庭副业生产的发展，并且使家庭副业和集体经济或者国营经济联系起来。

　　我亲眼目睹了这些政策的认真贯彻和执行：社员们家家户户都养有成群的鸡鸭鹅，用它们下的蛋换油盐；每家都养有一二头猪，除了完成国家的派购任务外每家都要留一头杀年猪，腌腊肉；社员可以养母猪，而且主要是社员养，其次生产队也可以养；生产队在塘湖堰坝放养鱼虾，年根前捕捞上来分配给各家各户；社员房前屋后都栽有自留树，有乘阴树、香椿树、果树，果树多为又大又甜的磨盘柿子树；每个公社都设有集市和庙会，逢单日或双日上午开集，每年一次庙会，社员们赶集是互通有无，卖出买进，主要是售出自己的产品增加收入，社直机关的干部职工也需要赶集买菜。庙会就是物资交流大会。《老农民》污蔑这些全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都在共产党领导下，同是文革期间，为何竟是两重天呢?分明是胡扯嘛。

　　我说割资本主义尾巴是胡扯还有一个根据，就是这些编造的剧情都犯了常识性错误。如：

　　麦香岭大队捕黄河的鱼卖被当做投机倒把处理，这是不可能的。所谓投机倒把是指倒买倒卖，而麦香岭大队的捕鱼是黄河沿岸社员的“渔猎”行为，出售是自产(捕)自销，与投机倒把不沾边，县、公社执法人员难道连这个界限也分不清?抓投机倒把也不是警察局，应该是市管会，那时候也不叫警察，县里叫公安，公社叫特派员。

　　种黄烟卖也算不上投机倒把，我们公社就种过黄烟。与麦香岭相反，社员们都不愿种，公社为增加社员经济作物的收入，力推种植。结果丰收了，但供销社嫌品质差卖不上好价钱，第二年就不再种了。黄烟的加工分两类。一是旱烟，旱烟是晒出来的，只适合社员自己吸食，种量很小，就在田边地头即可。二是烟草，烟草需装在炕楼用火烤出来，可以大量出售给供销社。七十年代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不吸旱烟，吸盒装的香烟，当时大众化的就是“公字牌”、“先锋牌”，《老农民》的自晒旱烟能卖给谁呢?卖旱烟不行只能卖烟草，烟草要用烟炕，烟炕楼像当年日本鬼子建的炮楼，而且还冒烟，这样的家伙能瞒过韩美丽和公社干部吗?

　　养鸡的剧情就更荒唐了，见过栓羊栓狗养的，没见过栓鸡养的，更没见过把鸡栓在荒山野岭养的。栓养的鸡能下蛋吗?不仅不会下蛋连命都保不住，早该被野兽吃掉了。

　　《老农民》的编剧高满堂其实对农村是个外行，他既不懂什么是人民公社也不懂什么是集体和单干。《农村人民公社60条》第二条规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根据各地不同情况，人民公社的组织，可以是两级，即公社和生产队，也可以是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河南省就是三级制。而《老农民》则不伦不类，是公社和生产大队两级，牛大胆这个大队长之下没有小队长，这是根本不存在的体制，因为这种体制缺少了生产队这个基础，是无法生产和生活的。剧中的“借地”实际是单干的代名词，本应谁开荒，谁种麦，谁收获才对。可是社员们仍是集体开荒，集体种麦，集体收割，集体分配，然后个人负责交粮。除了交粮由集体变成个人外，其余环节和过去一摸一样，这样的“借地”与集体没有实质的区别，并不是单干。那么请问这偷偷摸摸的“借地”有何必要呢？又凭什么一个吃不饱一个就吃得饱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样的“借地”用的着立“生死状”吗？

　　俗话说：“砍的没有旋的圆。”只要编瞎话就不能自圆其说，甚至还会闹出笑话。

　　二、农民总是吃不饱是真的吗？

　　农民总是吃不饱饭是贯穿《老农民》的主题，目的是为改革找理由。为此编剧不惜泼墨，极力渲染，并将一个叫马有粮的人取个绰号叫“吃不饱”，故意寒碜共产党。毋庸讳言，解放后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民确有吃不饱的情况，甚至还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这是由于生产条件落后，自然灾害频仍，党的工作失误造成的。到了《农村人民公社60条》下达后，农村各项工作得以规范，这个问题得到很大的改善，到了七十年代“吃不饱”就基本解决了。不过“吃得好”还谈不上。平时社员们三五天才能吃上一顿肉，但有三种情况可以例外，一是春节，二是建房，三是栽秧，可以天天吃肉。像《老农民》演的社员连一顿肉馅饺子都很难吃上并且上级不准吃，纯粹是胡说八道。

　　有一种情况叫“度春荒”往往被人与“吃不饱”相提并论，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人民公社实行统购统销政策，难免有时候征了过头粮，这时候有的社员粮食就不够吃，往往在来年青黄不接的5月份断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就需要将一部分粮食返销给社员，同时也发放救济款，叫做“钱跟粮走”。由于返销的粮食是按口粮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大米(记不太准)，对于农村人来说标准稍低，再加上计算缺粮的时间也不精准，所以个别粮食缺口大的家庭就发生了不够吃的问题，于是有吃稀，吃两顿的现象。发生春荒暂时困难的生产队也不是“等靠要”，他们在公社、大队的领导下积极组织社员生产自救，种植经济作物，饲养家禽家畜，发展“三坊四匠”，外出搞副业等来弥补。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之后，对不征过头粮要求的越来越严，搞不好干部会受处分，所以再没有吃不饱的现象。

　　应该指出的是，缺粮不是生产不出来，不是生产出来的粮食就不够吃，是政策没有执行好，征了过头粮。不像小岗村，是因为好吃懒做。《老农民》许多剧情都是小岗村的拓版，不过我觉得小岗村的事迹并不光彩。包括小岗村人在内的凤阳人历来好吃懒做，有“凤阳花鼓”歌词为证，至少从明朝开始，他们都是“背着花鼓走四方”的，不事生产，专以卖唱讨饭过日子。遇到一点困难就逃避，所以才会有不组织生产自救却开证明“逃春荒”的怪事。几百年来他们总是怨天尤人骂皇帝，从来不反省自己，封建社会搞不好，资本主义社会搞不好，社会主义社会也搞不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搞不好。按照他们自己的反省：“一夜越过温饱线，30年未入富裕门”，只好又跑到南街村取经，只因村领导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思想作怪，经也没念好。小岗村的懒惰让人不可思议，年年粮食亩产平均只有17斤，连种子都找不回，这在全世界也是奇迹，难找第二个，真是懒得抽筋。

　　我们信阳地区改革开放前就号称鱼米之乡，这里的人民勤劳善良，并且具有丰富的饮食文化，善于烹调技艺，有四大名菜佐证：香椿炒鸡蛋，泥鳅拱大蒜，腊肉煮黄鳝，老鳖下卤罐。老百姓热情好客，我下乡和驻队时常受到他们的盛情款待，品尝这些美味佳肴。特别是春节期间，他们把来家中的公社干部当亲戚一样接待，所到之处家家户户都要给你献上一碗好吃的食物，叫做过响午、过晚上，就是半上午、半下午让你吃点东西，有糖水荷包蛋，甜酒糍粑，腊肉挂面，肉馅水饺等。每家都有一碗，主人说不吃不行，不吃完也不行，如果你不懂风俗，信了主人好客的说辞，就会被撑得肚儿滚圆，涨得难受。改革开放后有很多烹调手艺较好的人到外地开餐馆，餐馆的名字都要注明“信阳”二字，一般生意都不错。还有开起高档大酒店的，名叫“南湾湖大酒店”，并且已全国连锁，菜谱主打就是四大名菜，原料都从信阳运去。并新增了一道名菜“南湾胖头鱼”，取材于南湾水库的胖头鲢鱼和水。南湾水库建成于1955年，总库容16.3亿立方米，是信阳的一大风景区。现在信阳人烹调技艺享誉河南，名扬全国，信阳的老百姓也被公认为“吃家”。

　　我说这些，是想告诉大家，信阳地区虽然是个工业落后的革命老区，但当年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像《老农民》描写的那么痛苦，那么凄惨。七十年代他们已经解决了温饱，并且在尽情的享受生活。《老农民》对人民公社的攻击和污蔑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一位姓曾的大队老支书对我说：“《老农民》演的太假了，纯粹是给共产党毛主席抹黑，我只看了一集就不看了。”

　　三、“大包干”成功了是真的吗？

　　1979年我们县进行农村改革，全部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分田单干，美其名曰“联产承包责任制”，也称“大包干”。人民公社到底该不该解散?我的看法是，它既有缺点也有优点，对不成功的人民公社应该解散，成功的则应该保留，不能一刀切。我认为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大队是可以继续办下去的，这些大队都是先进大队，生产条件好，社员觉悟高，集体观念强。对解散了的大队也不应该搞分田单干，可以退回到合作社，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改为社员家庭，真正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生产模式。如果说办人民公社的时候犯了一刀切的毛病，“大包干”的时候又犯了同样的毛病。据“三农”专家李昌平调查，全国农村从1988年后统统都成了分田单干，尽管官方一直忌讳这个词汇，但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违反宪法的。

　　《老农民》描写农民分田单干后，农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获得了极大地成功。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不可否认，分田单干与小农意识相结合，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田间管理更加精细化，的确能够促进增产。但这离不开人民公社打下的基础，如水利建设，化肥农药，杂交水稻和小麦、玉米、油菜、棉花等种子改良，不应该贪天之功为己有。粮食增产并不意味农民增收，当时农民增收主要得益于国家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而为了保证改革成功，国家连续多年提高粮食收购价，这的确让老百姓的荷包鼓起来，许多农民家庭翻修或新建住房。但同时也让国家财政发生了严重危机，导致了中国首轮通货膨胀。

　　当时流传一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不过实践证明田野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大的希望，九十年代开始，我们镇农民负担人均高达500多元，全国也大同小异，沉重的提成摊派让农民活不下去，于是，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大城市打工找生活。人民公社可以养活社员，分田单干反而养活不了农民，这个事实让力推农村改革的人非常尴尬。有人说：正是改革解放了生产力，让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可以外出打工。这是搂草抓兔子——意外收获，并不是农村改革的初衷。再说，人民公社难道就不能输出劳务?当年不也派社员外出搞副业嘛。之所以没有改革后的规模，是因为当时国家没有搞经济特区，如果有，集体外出打工照样可行，甚至更好。分田单干后假如没有经济特区，农民不能外出打工，从而缓解了矛盾，农村的“三农”问题必将更加严重，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一幕就可能重新上演。

　　有人可能会用“粮食十一年增”来证明分田单干的效率，但我认为这个统计是可疑的，弄不好农业部和《老农民》有共同造假的嗜好。说这话我是有根据的，根据一，我看到农村有大量的撂荒田地，我分别询问过农民、村干部和乡政府干部，得出的结论是撂荒面积占比在20%——30%。一叶落知天下秋，估计全国大同小异，这么大的了撂荒面积能不减产吗?何况城镇化让中国的耕地面积在以每年40万公顷的速度减少，哪来的增产呢?根据二，我国原来是粮食净出口国，现在变成了粮食第一进口大国，2013年进口比上年增长了1300万吨计8300万吨。估计占粮食产量的13%左右，进口年年加码，由100多万吨增长到2013年的8300万吨。中国人口增长维持在700万人，新增城市人口1000万人，新增口粮只需200亿斤。这说明什么?说明粮食减产而且幅度很大。吹嘘粮食十一连增恐怕是政治上的需要。

　　对照制度的优劣，不能光看经济指标，还要看政治、社会、治安、精神、道德、风尚、环境等综合指标。当年人民公社，干部廉洁，民风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社会风清气正;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绿色食品，人民身体健康。分田单干后这些方面无一不倒退，有的方面变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特别危险的是，农村社会稳定基石的作用丧失殆尽，许多地方黑社会已经取代了村支部，宗教势力、宗派门头控制了广大农民群众，共产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今天“三农”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城市化掩盖不了分田单干的失败和为资本下乡腾空的真相，城市可能就是农民未来的贫民窟;“三权分置”为土地兼并创造了条件，“土地确权”最终也阻挡不了土地私有化的步伐。

　　总之，《老农民》是对当年几亿贫下中农的丑化，是对几百万农村基层干部的污蔑，是一部罔顾事实，搬弄是非，弄虚作假的垃圾剧，是一株反党，反毛，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也是对习近平“两个互不否定”指示的公然挑战。对这样的电视剧必须进行彻底的揭露与批判，对编剧、导演和批准上演的广电总局应追究政治责任。至于那几个主要演员，为了几个臭钱，抛弃艺德，丧失良知，有奶是娘，一副十足的“戏子”嘴脸，只会遭到广大观众的蔑视与唾弃。

　　2015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