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托洛茨基、托派与第四国际的争论

回应"右边的基路伯（江津的梅菲斯特）先生“就托洛茨基、托派、托派观点理论发言

（基路伯文章，见本文第三页）

基路伯先生在知乎上洋洋洒洒写了很多字， 讲了自己对托洛茨基、托派、托派观点的见解，我纳闷的是为什么他只推荐曾淼的书，而不曾推荐老托或其他托派的文章（这样不根据文本），这样的推荐让人难以 让人信服，由曾淼教授观点出发而非立足托派理论文章的批判更难让人信服，况且曾教授明确提到“不断革命论”是托派理论的基石，基路伯先生攻讦了半天，连核 心内容都没有涉及。

一、基路伯先生的发言是建立在没有弄清列宁党组织原则、无产阶级跟工人政党的关系上的
基路伯先生说：”的确， ‘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是第三国际口头上所尊奉的原则。但要命的是，这仅仅是口头上尊奉。第三国际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工人阶级自发运动的产物，但实际上却 是先锋队自觉作用的体现。列宁在党内搞民主集中制，不仅西欧的卢森堡、而且托洛茨基一开始也是反对的，但恰恰是这种不民主的、‘官僚包办‘的搞法才得以让 革命成功。“
列宁在世时候的第三国际不是把自己打扮成自发运动的产物，而是当时国际的纲领、列宁、托洛茨基的政治文章与发言都能辨证看待自发性与 自觉性的产物。这里不作赘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阅读列宁在1902年所写的《怎么办？》，这本小册子反映了列宁当时的主张：他认为需要有明确纲领的政治 组织，借助阶级先锋队涵养工人运动（实践/意识）中的精华，这个先锋队是长期存在的一个战略组织，立足于改良斗争但却不会在“日常”秩序下白白耗散，党在 这里是工人阶级革命传统的提炼，它与一般的改良主义工人政党不同之处在于，革命的先锋党不仅支持日常的工联斗争，而且鼓舞所有群众的革命行动，以及所有颠 覆资本主义统治的挑战，他的纲领是立足于支持社会变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为了让革命的纲领找到其通往群众的道路，必须要有骨子分子的存在，通过日复一 日的鲜活的阶级斗争建立其力量关系，列宁从来就不是一个组织拜物教狂人，无产阶级的意识始终是变化发展的，落后的阶层被吸引至先进的阶层，阶级的自信随着 其力量的强大而增强，党在这里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另外读者可以结合俄国工人运动史进行阅读，我们可以了解到，正是由于俄国革命社会主义者十年来耐心地去 “自发”的工人斗争中做工作，才形成了后来的布尔什维克党，而布尔什维克党的支柱就是一大批觉悟的帝俄工人，除了英雄主义，这些革命者还具备强烈的阶级直 觉和对无产者历史利益——而非后来被极度抽象化的‘党’——的无限忠诚，这些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远不是刘少奇们设想的“驯服的螺丝钉”。至于俄国革命另 一位领袖托洛茨基，我们翻开他的《俄国革命史》序言，文中写道“只有根据着对于群众本身中所发生的政治过程的研究，我们才能理解政党与领袖的作用，我们对 于领袖的作用是比谁都更不愿加以忽视的。领袖们在革命过程中，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没有一个领导组织，那末群众的力量将和不导入活塞箱 去的蒸汽一样地消散。然而把事变向前推进的却毕竟不是活塞或箱子而是蒸汽。”在《十月的教训里》，托洛茨基论述道：“然而实际上，如果没有一个能够领导无 产阶级革命的党，这种革命本身就将成为不可能。无产阶级不能用自发的起义取得政权：甚至在工业和文化高度发展的德国，劳动者自发的起义(一九一八年十一 月)实际上也只能把政权转移到资产阶级手里。有产阶级能够依靠自己的财富、自己的“教养”、自己同旧的国家机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来掌握从其它有产阶级手 里夺来的政权。至于无产阶级，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代替他们的党。”由此可见，列宁以及老托从来没有迷恋自发性，但他们能洞察到自发性背后阶级斗争发展 的逻辑。

再说到列宁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跟后来托派批判的“官僚包办”在基路伯先生看来是一回事情吗？“民主集中制”的基础是“民 主”：在达成决议之前，必须经过自由、批判性的讨论；决议必须用民主的方式达成；领袖是由选举产生，并且对全体成员负责的；在执行决议中，地区性的组织拥 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决议在执行后，经过适当的时间，必须批判的、民主的检讨成败。但党不是松散的俱乐部，所以需要集中的纪律：决议一旦达成，就必须执行 （讨论要服从行动）；在讨论过程中不同意此决议者，不得阻挡或暗中破坏决议的执行；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领袖，他的权威必须被尊重；组织在执行决议中彼此协 调；整个组织共同决定决议的优先级，并且协助做成未来的决议。在布尔什维克的刊物上，各种观点可以互相辩论，即使是列宁，党内同志也可以公开质疑他，但这 并没有阻止布党引领俄国无产者取得革命的胜利。工人革命胜利后，由于内战、饥荒、产业工人人数锐减（从300万到100万），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悬空的专 政，苏维埃俄国先是确立了工人代表机构（苏维埃）里的一党制，又禁止了执政党内的派别自由（这个决策窒息了苏维埃和党内的民主氛围，且列托对此亦负有一定 的责任），不过即使如此，20年代，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还是有好几场争论（此处不做展开），掌权的斯大林集团在开除了一个接一个反对派之后，终于确 立了他“无可争议”的权威，此之谓“官僚集中制”，与之前列宁严肃采纳的“民主集中制”已然是南辕北辙了。

二、流亡的托洛茨基对苏联，联共以及共产国际的态度
苏 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面临帝国主义国家的围殴及其仆从的骚扰（如中国、波兰），“保卫工人国家”是流亡的老托以及他的同志们的态度，正因为如此，苏 联托派自称“左翼反对派”，中国托派自称“中国共产党左翼反对派”，托以及其他托派认为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单一的一个工人阶级先锋党，因此，始终是在党内斗 争的层面上考虑和掌权的斯大林官僚集团的路线之争。当然，共产国际和各国中央对托洛茨基的支持们的态度是一律开除。即使这样，托还是以献计献策的态度向共 产国际进言。三十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像是个火药桶，一点就燃，中国、德国、西班牙，然而，此时的共产国际已经是逆向淘汰了，不少坐在党的领导层上的人 都是只会搞宫斗、不会搞工斗的党棍（比如中国的王明，读者可以自行搜索“东方饭店事件”），这些机关干部长于献媚莫斯科官僚，与此同时对本国的群众运动却 是“睁眼瞎”。不过，十月革命的吸引力和苏俄巨大的物质进步毕竟还吸引着各国众多阶级战士，所以此时，第三国际党的特点是基层老黄牛、中央多混帐，这些混 帐领袖只有抬轿子、吹喇叭的本事，而无力真的赢得群众的信任。
三十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德国，　这个国家被经济危机撕裂，革命的 无产阶级聚集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反动的小资产阶级也向法西斯主义寻找宿主，当时，斯大林和他的小伙伴们抛出“第三时期”理论：莫斯科党官僚们把1917年 以后的世界革命形势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17年至1923年，是革命的高潮时期；第二时期从1923年至1927年，是资本主义稳定时期；第三时 期从1928年开始，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期。在上一个第二时期中，共产国际叫中国共产党服膺于国民党的领导，蒋介石甚至被选入国际的名誉执 委，“4.12"之后，莫斯科又叫中共参加武汉的汪精卫政府，之后是马日事变和“7.15"事变。不过，如同老托讽刺的，斯大林们是“在葬礼上大笑、在婚 礼上哭泣”的蠢人伊万，眼见着东方与欧洲的觉悟工人被这样整得筋疲力尽，共产国际又转入新的胜利进军阶段，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即将到来，各国共产 主义者要执行如下任务：一是要发动工人进行总罢工，二是占领街道，三是“不能与改良主义者进行任何形式的联合”（不知道谁“唯我独革”）。由此理论出发， 在德国，共产国际断言，社会民主主义者（改良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者都是资产阶级的管家，需要同时反对，完全无视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有众多守纪律的对资 本主义有疑虑且已经在所谓的日常斗争里开始觉醒的工人这一事实。而流亡的托洛茨基则相反，即使共产国际与下属支部的机关报对他破口大骂，他依然要求结成自 下而上的共产党工人同社会民主党工人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法西斯，因为他认为无产阶级各部分走向革命的道路不是步调一致的，靠最后通牒的排场要求受改良主 义、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斗争工人预先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极其不明智，共产党人需要向社会民主党的基层群众声明：我们反对你们的党纲，不信任你们的领袖，但在对 付法西斯分子的战斗中，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与此同时，他认为不能只从议会斗争以及选票角度考虑问题， “我们所用的力量对比是在议会剖面上的。但这是一面哈哈镜。被压迫阶级的议会代表极大地它的实际力量，相反：资产阶级的代表、甚至在它垮台的一天前，都仍 是它的虚构力量的假面舞会”（《德国革命与斯大林官僚集团》），他认为德国工人阶级在几十年日常斗争里形成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民主萌芽：工会、党、工人俱乐 部、合作社，但只有通过革命途径，工人才能走向政权，法西斯分子的上台意味着若干年来工人斗争的改良成果付之一炬，但褐色灾难不是历史的必然性，只要工人 阶级果敢地反击反革命分子（议会斗争只是辅助手段），就可以阻止希特勒的上台。不过，共产国际依旧重复着官样空话咒骂着托派、社会民主党人、资产阶级自由 派，当然还有法西斯分子。1933年，希特勒上台，先是炮制“国会大厦纵火案”打压共产党，接着禁止了社会民主党，查封德国的改良主义工会。在《德国无产 阶级的悲剧——德国工人必将重新崛起，斯大林主义将万劫不复》中，托洛茨基写道：“不平衡发展的规律也将在斯大林主义的命运中体现出来。在各个国家中，它 处于不同的瓦解阶段。未来将表明，德国悲惨的经验将在何等程度上失去共产国际其他支部的复苏。至少在德国，斯大林官僚的不祥的曲子已经唱完了。德国无产阶 级将重新崛起，斯大林主义万劫不复。在敌人的可怕的打击之下，德国进步工人面临着筹建新党。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将为这一工作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 量。”，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托洛茨基认为党内斗争之路已绝，斯大林党无法承担起领导工人革命的任务，需要将建立新的无产阶级先锋党的任务提上日程。这就 有了后来筹备第四国际的事情。

然而，即使觉得斯大林和他的跟班们再混蛋，托洛茨基也清醒地意识到苏联毕竟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基于公有 制上计划经济给工人生活带来的巨大进步是显著的，他代表了《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国际工人运动的阶段性成果，所以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们在对苏联的态度上是 号召无条件保卫的，也就是基路伯的“保皇说”的立足点，但他们对斯大林官僚集团却是毫不信任的，为了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必须清除斯大林官僚集团这一工人 国家的肿瘤。

三、关于苏联（包括后来中国、东欧）性质的争论

如果我们阅读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就会发现他提到的共 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具有如下特征：商品和货币经济的消亡，基本需要免费供应，同时按照个人的社会劳动量进行分配。列宁也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阶级 的消亡，所以并不是全社会单一的所有制就意味着实现了社会主义。《哥达纲领批判》里还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 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所以，托派一向认为苏联、东欧、中国并没有实现 社会主义。而托派中的多数认为这属于一个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是畸形的，因为有一个不受劳动群众监督的职业官员群体依附在国有 财产上，必须依靠政治革命使得劳动群众（而非什么“好人”托派）重新跃升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同时这个过渡社会带有二重特性，一方面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具有社 会主义性质，另一方面孤立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因此它的生产形式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它要暂时适应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至于托派内 部的分歧，有自己的政治判断很正常，本人虽然赞成畸形工人国家的判断，认为其他一些把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定性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托派前辈们（所谓的 非正统托派）的观点并不科学，但这个属于理论争论范畴。不过，既然提到类似的观点，说下不对在哪里吧。读者有兴趣也可以看看这位老先生的论文齐觅《国家资 本主义论初探》国家资本主义论初探（齐觅，1980年6月27日）， 作者批驳了类似的观点 ：“私有制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在于一间工厂是由一个资本家拥有还是由该厂合股经营的狭义的“拥有权”，而是在于生产的投资和运行，是由“私人”的不同决定中心依照市场规律来决定；所谓“国有财产制”，意味着国家有权调配任何资源进行某类生产，不受到个别生产资料拥有者的阻碍或限制。在私有财 产制的基础上，投资和生产是由利润率决定；没有利润（即不会令资本增殖）就没有人会投资，生产也就停顿；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于是会出现投资饱和，即无利润可 图时资本家就拒绝投资，因此就造成经济衰退；反观在国有财产制的基础上，投资和生产是看产品是否有使用价值，因此，即使“亏本”的部门也会有资金投入去， 可吸收投资的生产领域不会竭尽，因此也不会产生“衰退”的情形，只会有“资金不足”的情形。资本货物生产部门（一般称为生产第一部门）和消费品生产部门 （一般称为生产第二部门）的吸收投资情形，可说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制度间的分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第一部门的投资需要竭尽时，就会产生经济停滞， 资金不会转入第二部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第一部门的扩大再生产的需求趋向终结时，资源就会转入第二部门，不会发生“衰退”，即是说，工业化过程的终 结，不会带来不断的萧条期，而会带来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这就是两个制度的经济运转目的上的基本分歧：资本主义投资追求资本增殖，社会主义投资追求产品 的社会使用价值，满足社会的真正要求；因此，前者的经济运转是无政府状态的，同时含有内在的危机和矛盾，后者则是有计划的。在中苏等国，官僚的存在基础是 国有财产制；正因为财产不属于私人所有，所以政治权力变得那么可贵，官僚一旦掌握了政治权力也就牢牢不肯放。官僚对支配权的垄断，与他们存在的基础——国 有财产制——是尖锐冲突的，因此中苏等国才呈现今日如此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极度的扭曲的社会形态；官僚需要诉诸高压独裁统治，反映了他们地位的不稳固 （如果官僚是新阶级，它们应该像一般新生制度的统治阶级一样，在初期享有相对的稳定和繁荣。事实却并非如此。）要解决这个社会矛盾，人民就需要从官僚手中 夺回政治权力；我们不能以官僚对生产方式和产品分配的垄断操纵，来否定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转的基础是国有财产制和计划经济（尽管计划充满了浮夸或胆怯的弱点 及种种错误）。”　也就是说，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生产是为了利润和资本积累，而在苏东中国家，生产是为了产品的使用价值或者人的需要，但同时官僚层 寄生于国有财产上，特权、批条子工程、浪费又极大地损害了计划经济在世界劳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其他部门发展比例失调的问题也不少。同 时，知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读者都明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过剩”，而这一问题在畸形工人国家是不存在的（当然因为中央计划的拍脑袋决定，时常 用社会消费品短缺的现象存在）。行文向下，齐觅又说：“美国和苏联同样有从事商品生产，但在美国，商品生产的利目的只求取得利润，不理会产品是否社会所 需。或是否能够最好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商品生产占据了整个国民经济领域，连劳动力也成为一个自由买卖的商品；在苏联，商品生产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供国内 流通，主要是消费品的生产；很大部分供本国使用的生产（如资本货物和不少生活必需品）都丧失了商品的属性，而且生产的目的是取得其使用价值而不是求取资本 增殖；另一类商品生产是为国外市场的需要而进行的，这类生产要看市场规律，目的是赚取外汇，亦即求取资本的增殖；可是，由这类商品取得的“资本”，最终也 是服务于本国的使用需要，求取一些使用价值（如用外汇换取外国的产品或购买外国技术）；在比例上，这类商品生产也只占国民经济的很小部分。可以说，美国的 商品生产最终是追求资本的积累，苏联的商品生产最终是追求使用价值的积累。/此外，两国的企业都有谈利润。但苏联的利润不是生产的最终和唯一目的，而在很 大程度上是一个计算指标；利润在美国是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收入形式，是统治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在苏联则不然。价格在两国的经济中存在，但在苏联， 原料或消费品的价格是由政府订定。货币也存在于苏联，但它已不用来进行投资、自由购买生产资料或是在生产过程中起作用。它只可用来购买一定的消费品，而且 不是所有消费品都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市场经济在苏联经济中也起作用，不过它的作用是补助和反映计划的不足，而非决定所有生产活动的关键性因素。”苏联的利 润仅仅是计划经济的基础，名义上归全社会所有，是制定计划的一个数据指标，而在美国，利润是统治阶级的收入来源，所以，中苏绝非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 这一术语，如果严肃追究，是为了跟英美那种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相对应的现代剥削阶级国家，资本家在国家主导模式下赚取利润，压制劳工权益，比如战前的日本， 就具有类似的特征，特别是后进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国家订单、税收以及反劳工法律出台，资产阶级能成长得更快。

那么，苏联、中国、东欧的职业官员是否意味着一个新阶级（比如“官僚阶级”）呢？如果是，他们的收入来源是什么，工资、利润亦或是特权？托洛茨基在世的时候，曾明确反对说苏俄党政军干部是取代资本家的下一个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说法。这样说有点绕哦，不过可以看看托当时的一些文本，在《战争中的苏联：苏德条约与苏联的阶级性质》，他写道：“简 约地说，各种统治阶级的历史存在价值，在于它所代表、引领的压迫体系使生产力升高了一个台阶。毋庸置疑，苏联现体制给经济带来强劲动力。但这一动力源自生 产资料国有化与经济计划，而非干部篡夺经济指挥权的功劳。相反，现有官僚系统成了技术、文化进步的主要制动阀。不过，这个基本事实长期躲在时代的幕布后 面：近20年苏联忙于借鉴、消化先进资本主义的技术与生产组织的最新成果。这个模仿、引进的阶段，以各种方式与官僚的刻板气质——对基层创意与倡议的窒息 倾向——共存并彼此结合。/经济发展的层次越高，它的社会要求越复杂，官僚独断衍生的阻碍越不可忍受。两者的经常摩擦会导致政治运转的痉挛现象，迫使暴力 机器有系统清除各生产部门最具创造性的人为因素。天长日久，老爷们彻底变身「统治阶级」之前，便与社会发展处于针尖对麦芒的敌视状态。一切紊乱在于今日的 苏联官僚并不代表与自身有机相连、彼此亲密无间的新经济系统，而是工人国家的寄生者。”在《再谈苏联的阶级性质》，他提到说：“目前有关苏联社会性质的论 战中，部分同志很喜欢「术语行刺」俄国官僚；可惜从打击效果的角度说，称呼官僚为「阶级」并无用处。假如波拿巴独裁的混账们等于独立阶级，就意味着苏俄的 现状绝非阶级斗争进程的偶然事故，而是有长久生命力的历史产物；假如克里姆林宫的趁火打劫和政治寄生行为等于科学意义的「剥削」，就意味着官僚层——作为 必要的统治阶级——在经济系统内有独立的历史未来。客观上说，由于烦躁情绪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思想纪律的某些同志，正滑向上述凄惨的逻辑推论。”托 洛茨基明确反对苏联党政干部是新阶级的说法。苏俄立国到解体一共74年，中国从49年建国到1992年南巡讲话一共43年，如果斯大林毛泽东是新阶级的代 表，那请问历史上哪个生产关系稳定成型的阶级社会只存在100年时间的？所以，苏中官僚只是社会肌体的临时肿瘤，而进化成具有历史必要性的新器官。
至 于因为苏联性质争论引发出来分裂，当时，托洛茨基和沙赫特曼、伯纳姆们的争论是公开为世人知晓的，而不是像1927年斯大林－布哈林用欺瞒手段不让各国共 产主义者了解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托洛茨基的看法。争论之后，第四国际多数包括美国托派承认苏联是工人国家，这个决议是投票决定的，按照列宁党的原则，此时就 是公开辩论之后宣传上服从决议了。不过，少数派自己选择了分离，沙赫特曼以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离世，伯纳姆更是在二战时期成为“反共狂人”。之后，笔者还会 回应基路伯先生关于“阿米巴虫式的分裂”的高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