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其它国家，亚、欧、拉美国家的共产党一向亲苏，在美苏的和平共存政策之下，美国又对拉美提出「进步联盟」来拉拢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使得当地左派产生思想混淆，一度失去了革命方向。 在毛展开中苏论战、批评苏修之后，各国具反省力的革命力量开始脱党，成立新的马列党或革命共产党。「文革」的发动又给了他们最大的鼓励，让他们可以坚定自己的路线和进行群众组织。 至今全世界活跃的革命的左翼政党都受到文化大革命正面的影响而更加坚定，譬如：德国的马列党就是在文革中发展起来的，而亲苏的修正共产党则已经解体，马列党还接收了他们的出版设备。欧洲方面，土耳其的政党还在发展，希腊的共产组织也在扩大中，期望不久可以成立共产党。亚洲方面，菲律宾旧的共产党十分腐败堕落，革命派于是脱党成立新的共产党组织，他们和他们所带领的群众运动，是目前菲律宾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放眼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修正党全部破产，而脱离旧共产党的新的革命力量，现在则有能力批评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就像当年中国有能力批评苏联一样。 杜：除了宝瑜提到的那些国家，亚洲方面，尼泊尔的毛派在当地也很活跃。除了政治运动方面，「文革」在1960年代对全世界的学生运动──尤其是法国的学运，有非常大的影响。法国当时最有名气的理论家阿图塞，在他的著作中，就特别突出毛泽东的《矛盾论》在哲学中的地位。加上他对中国革命的肯定，透过他的思想和理论，相当程度地影响了西欧左派，特别是在知识分子方面。早期的傅柯也一度向往「文革」，在接受法国毛派的访问中，他就提到「文革」及毛泽东思想对他的启发和影响。他的反叛性格、对权威的质疑，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文革」反抗权威的影响。总之，整个「文革」对全世界的政治思想、革命斗争、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它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或是潜在的影响，都会随着今后形势变化而有新的发展。 对「文革」挫败的感受 主持人：关于「文革」挫败，不知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 前田：日本共产党跟着苏联走修，它之所以还能存在跟它的中产阶级基础很有关系，党内大部分成员是由公务员、官僚、专业人士组成。回顾起来，当时日本国内同情「文革」者确实还不少，但是缺乏坚固的政治组织和政党来维系和巩固这些力量。另外，支持「文革」的党派虽然也不少，但是由于内部的权力斗争，很快的就分裂涣散了。就像樱井先生说的，当时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局限在道德层面，没有思想理论的深化，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今后运动的一大挑战。毛泽东曾经说过他死后会被批判，「文革」也会被否定，这些走修的预言现在都实现了。为了对抗修正主义，今后我们的运动得重新去寻找革命的初衷和理想，而中国革命的小区服务（如：医疗、教育等）、群众路线、武装斗争等都是值得我们深思和支持的。 丸川：对我来讲，一开始接触毛泽东思想，就碰触到赤柬的暴力问题，对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来说，得思考如何去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除了刚刚大家提到的苏联的修正主义，在欧洲方面，也出现了历史修正主义。以法国来讲，主要内容就是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说法，一些研究以人口学统计来主张革命并未发生。像这些以实证研究来批判否定革命理想的做法是我们这个世代的课题，我们要思考如何去克服这种历史转向的思想。 另外，许多否定革命的讲法是以「人权」做为修辞的，像他们会批评柬埔寨的波布红色政权如何残杀无辜人民，以此来质疑和否定革命的必要和理想。樱井提到战后日本对军国主义的反省，但是随着战后世代的产生，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没有战争的记忆，之前基于道德的反省，又缺少思想化内容，所以，这个世代的课题是要如何重新找回战争记忆，并且能够深化思想内容，而其中必须处理的课题就是革命跟暴力的问题。 许多人以实证主义的伪科学来反对革命中的暴力，革命俨然和人权对立了起来。要如何去处理这些以「人权」为借口来反对革命的讲法，是我这个世代要处理的重大课题。这其中又牵涉到人口学的统计问题，在我研究战后台湾历史时，就遇到这个问题。以「二二八」事件来说，台湾政府依照人口统计学，得出的受害人口在一万八千人至二万八千人之间。但实际上呢？受害人数到底如何计算？ 杜：所谓的科学论证，很多都是庸俗的实证主义，即使以科学证据的观点来看，这些数字的来源都是有问题的，必须要重新受检验。以「二二八」来讲，台独派与官方的说法，其前提已经肯定了这些户口统计的正确无误。但是如果我们不只看到表面的、看似客观的数字，就必须去考察实际的社会背景。以「二二八」受害人数来说，它的反证可以从申请补偿并通过审查的数字来看，这也是所谓实证的方法。从这个不同的方法得出的人数就减少到一千人左右。 实质的举证和户口统计之间存在这么大的差距，一个是活人的举证，一个是死的数字。从科学角度来看，哪一个更可靠？当然是活的。受害者家属当然有积极意愿出来举证，所以，这个数字应该是更接近事实的。这个悬殊差距显示了从不同年代的户口数字来看问题是不可靠的。 主持人：我想丸川的意思不是说他相信这些统计数字，而是在面对现实里充斥的伪科学，我们要如何从思想上去突破。 杜：我知道丸川的意思，我想强调的是要能够从哲学思想和历史研究方法上去揭穿实证主义的伪科学。假人道主义者或胡涂人道主义者，总认为不能死人，和平是绝对的，战争必然是罪恶的，这种思维和道德观实在很有问题。这种论调等于说，你面对坏蛋杀人不能反击，否则你也犯了杀人罪，成为暴力者。这根本是没有是非，天真地认为人类的冲突可以光靠和平说理、毫无伤害的方式来解决，这是行不通的。这种希望可以不付任何代价就得到正面的社会进步和谐的看法，在现实上是非常荒谬、有害的。 金：这种倾向在美国特别明显。美国把任何可能反对它的力量和组织都定义成恐怖主义，只有美国能攻击别人、杀害别人，别人都不能反击。所以，即使像菲律宾共产党这样的人民解放力量，对它来讲，都是不可忍受的「恐怖主义」。刚刚大家谈到台湾的二二八的受害人数的争议，其实大陆「大跃进」的人口统计也是很有问题。「大跃进」期间，有几年出生率较低，那些反对「大跃进」的人，就按正常出生率来推算，然后，把这些实际上并没有出生的人，当成被「大跃进」害死的人数来计算。所以对于「大跃进」期间的人口死亡数字便从几百万一路上升到三千多万，创造出了一个虚拟的惊人死亡人数。 杜：这是科学研究的问题，人口统计的根据从何而来？究竟是全面确凿的统计，还是粗略推估？这是很不一样的。这些否定「大跃进」的说法是以生命预期值来看，以正常出生率和死亡率去推算，不符合生命预期值的部份，就被当成是给「大跃进」搞死的。这就是伪科学的、可疑的说法。 人口调查的数字本身也会因调查方法、技术和其它因素而有很大的差距。以美国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来看，死亡人数就相差了一千万人。姑且不去质疑这种人口统计的方法，他们运用相同的数据来推算还是产生了这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在运用证据进行推论时，一定要考察数据来源的可靠性以及取得的方法；在做结论时，也要指出限定条件，以及指出可能的不足和错误。像「文革」和「大跃进」这种政治涵义很强的事件，就更可能在运用和解释数据时受到立场的影响，这是做历史研究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如果方法不正确和思想不够深刻的话，就很可能被误导，做出错误的判断。 「文革」挫败的原因 主持人：我们大致谈了「文革」发生的原因和内容，现在是否就「文革」挫败的原因和影响来谈谈？ 杜：曾经轰轰烈烈、震动全中国和世界的「文革」后来为何遭到挫败，我想，可以从主客观因素来看。 首先，中国是个有浓厚封建传统的社会，中国革命不可能摆脱这个客观物质条件和历史传统的影响。当年跟着革命的干部，很多成分上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封建传统的影响，在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的压迫时，他们跟着走，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反压迫。特别是在日本侵华之后，大量知识分子受到爱国主义号召加入共产党；在农村，有很多人则因为破产或不堪国民党欺压而加入革命队伍，也就是说他们加入革命主要是基于反帝和反封建，对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信念相对之下是不足的。当革命成功，三座大山被推掉，他们认为任务达成了，革命动力也开始削弱了。共产党的革命理想是要建立社会主义，但这是个更为高远的理想，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对于这些因为现实里受到压迫而跟随革命的人，在他们的现实压迫去除之后，就出现怠惰和安于现实的心态。有些干部在执政后不免出现自认革命有功，可以「坐江山」、「分权力」的传统功臣心态和保守性。毛为了防止这类干部蜕化变质为新的统治集团，而批判官僚主义，力求创造没有特权的社会，势必挑战到他们的既得利益，甚至造成冲突。这些保守的党政官僚集团自然也会抵制继续革命。这是从官僚集团和中共内部的问题来看。 其次，要在一个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是无前例可循的。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只能从苏联取经，按照苏联模式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毛就发现，苏联的经验不能照搬，而且从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论来讲，普遍真理和具体情况必须结合起来，所以，不能完全照搬苏联经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毛就体察到不但经济建设不能照搬，有鉴于苏共出现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政治上更要防止出现修正主义。 在缺乏发展经验的情况下，中共干部对中国具体现实的评估也不尽相同，干部与社会也还存在各种关系，并影响他们的思维、观点。譬如当时农业部部长邓子恢回到老家，听了富农的申诉，就认为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不好，还以此做为反对人民公社政策的依据。因为中国社会依然存在着阶级分化和利益集团，干部跟哪些集团有实际上的连带，就会在党内反映和代表他们的利益。总之，干部一方面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差距，另方面对现实的阶级利益的看法也不同，于是就产生了党内的路线争议。毛在文革后期就感慨，党内许多老同志，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是很坚定的，但是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就开始抵触。这批人在中国社会里有相当大的基础，他们同时也掌握了权力，具备了知识和统治的经验和能力，所以，他们占有优势的力量。 毛发现到这个现实问题，于是希望透过发动群众运动来冲破，问题是群众是散漫无组织的。一般来讲，群众的政治斗经验争、知识、能力无法与党官僚集团对抗，他们也缺少组织性。相形之下，群众方面就显出派性和散乱问题。另方面，由于急于发动群众，因此在思想准备上显得不足，只能以通俗化的方式──譬如：小红书──来表达基本观点和立场，但是对于体大思精的马克思主义并无深刻的认识与系统论述的能力，也因此，容易变成激发道德、情感，流于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情绪发泄和道德控诉。毛从1950年代就感慨党内真懂马列主义的实在不多，因此，几次发起干部读书运动。中共在武装斗争期间，曾发起学习、整风运动，但是兵荒马乱时期，学习的时间是被压缩的，因此，对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的认识基础是很不够的。由于这些缺陷，整个运动是政治性高于思想性。不论是党内干部或群众方面，对于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的了解是很不足的。由于一大批参与几十年革命的老将抵抗文革，毛不得不起用新人，只是新人在能力和经验上都不足，在党政军领域的斗争和群众的掌握上都无法与老当权派抗衡。文革派由于急于夺权，手段上又不免过激急躁，这又进一步激化矛盾，引起了不必要的不满与反扑。 另外，由于毛发动文革，并不是像外界讲的是要斗倒、消灭这批老干部，而是要提醒他们避免腐化、变质，走错误的资本主义道路，所以，是以改造为目的，希望透过群众的鞭策让老干部跟着他走社会主义道路。以邓小平为例，他被解职后，给毛写检讨报告，承认错误，毛就重新重用。毛认为只要犯错承认，就应该给机会继续为党为人民服务。在以改造为主，所谓「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政策之下，这批老干部不可能被打倒消灭，他们的影响力和权力一直存在着深厚的基础。文革派只是靠着毛的权威而暂时得到保障，所以，毛在世时，他们还能发挥作用，一旦毛过世，这批接班人根本无法与老当权派对抗，承担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因此，邓小平很快就得以联合华国锋把四人帮整倒，而毛的路线也被终止了，四人帮在文革期间一些过激的做法就被拿来做为否定「文革」的口实。 金：关于文革失败的原因，我虽然同意继平所说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解释还不够充份。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经济基础上有很多矛盾。这些矛盾中的一部分是与低的生产力发展有关，像两种所有制并存的问题，毛泽东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提到，毛认为两种所有制不能长久的并存。但是因为农业的生产力尚低，所以要提高生产的核算单位（从生产队提高到生产大队）都有问题。还有其它的矛盾，在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这个阶段，按照马克斯所讲的商品生产要逐渐减少到消灭。但是在低生产力的国家内，在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生产实际上还在发展，因此也是一个矛盾。还有别的经济基础上的矛盾，有待再进一步继续研究和讨论。 樱井：「文革」能说是一场革命吗？或只能说是一场运动？我个人觉得它只能算是一场运动。又既然名为「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看它在文化上的影响？ 杜：从破四旧、打破传统思维观念和官僚专政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它是场革命。 樱井：如果要谈「文革」的挫败，首先得澄清何时结束。我认为「文革」从1966年8月开始，虽然一般说到1976年结束，但是政治上来讲，1967年就已经挫败了。 杜：我想从毛泽东过世，坚持文革的路线无以为继，才能算是「文革」的终点。毛当初计划以三年时间来进行「文革」，希望透过「斗、批、改」，让原先抵制文革路线的干部能够改正，也就是透过「团结─批评─团结」的辩证过程，希望以三年时间让党内不同路线可以重新统一起来。但是发动之后，出现新的状况和矛盾，三年时间是不足够的，所以才又持续下去。 金：我赞成杜继平的观点。文革不只是一场运动，而是一场革命。因为文革决定了无产阶级可以继续专政，直到毛过世，才发生政变，被走资派夺了权，继而转向进行全面的改革开放。文革中的新生事物一直维持到70年代末。如果没有文革，刘邓的资本主义改革早从六十年代末就开始，而不会是七十年代末才开始。 樱井：我想当时很多年轻人其实只是造反心态，为反抗而反抗，不见得有什么深刻的觉悟和认识。同时，我也认为「文革」文化上是一场运动，政治上则是一场暴乱。 杜：我想不能这么说。毛在总结「文革」时，认为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而所谓的三分错误，主要是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毛一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客观情势的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还是造成不少无原则的派性武斗，也整错了不少人，留下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当时，毛一方面希望透过共产党执政来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国际上又面对着美、苏帝国主义的威胁，所以，毛希望「文革」能斗而不乱，因为如果陷入内战的无政府状态，中国首先就要亡国。所以，对外要维持中国的独立自主，内部又要形成压力来迫使官僚集团走上建立真正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在这样困难的局面下，要尽量平衡各方面问题、进行左右调整，这是很大的挑战。 樱井先生提到年轻人的造反心态，我想，「文革」高举造反批判精神，引起年轻人的共鸣。不过，我认为这只是要达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手段而已，决不是为造反而造反、为批判而批判，否则，就变成虚无主义，反抗一切权威，就像有些人讲的「我在反叛中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这种虚无式的不满不是毛发动「文革」的目的和想法。 我认为「文革」是场革命，因为它的目标和理想是要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主要体现为取消三大差别，也就是城乡差别、体力脑力劳动差别，以及工农的差别，也就是建立一个共同劳动、共享成果、人人平等的社会。 前田：「文革」对全世界的年轻人产生很大影响，许多人因为受到文革号召而投入社会改革，未来还有更多的年轻人会受到「文革」精神的感召而献身，从这点来看，我认为「文革」不能说是挫败，它其实是一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革命实践。 杜：以毛泽东的讲法，发动「文革」是打预防针，是为了反修防修，他知道中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成社会主义，他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建设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他看到国内及国际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机，所以，要在全党全国造成警惕，预先演练，打下反修防修的政治基础。这个效果在今天可以看得出来，今天在中国大陆反对走资路线的人，就是重提毛在「文革」中的警告。反修的旗帜重新被树立起来，用来纠正走资路线的错误，这是「文革」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并没有预期在他有生之年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成，在他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里，就提到以后右派会利用他的话得势于一时，但是右派不可能永远得逞，左派也会利用他的话组织起来，把右派打倒。这是在「文革」发动初期，毛就预见到的。 「文革」挫败的影响 主持人：大家谈了不少「文革」挫败的原因，现在是否谈谈造成的影响。 杜：「文革」挫败的影响，首先就国内来看，是邓小平路线的崛起。今天有很多人支持以改革开放来发展生产力，主要是建立在对文革的否定上。我们看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在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调，就是全面彻底的否定文革。我们先不论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看，「全面否定」的讲法已经违背唯物辩证法，就政治、思想上来看，它造成极为恶劣深重的影响。由于文革标举的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原则，邓派为了消除文革派的影响，全面否定文革路线，连带地也就把社会主义的正当性和理想性一并给否定掉了，这是相当糟糕的。于是，到了1980年代才会产生所谓的「社会主义无望论」、「共产主义渺茫论」，把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起家的本钱都一并否定掉了。这是邓派没有预想到的结果。也因此才有1980年代通过知识分子和思想、文化界而泛滥起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这首先最严重影响到的是学生，所以，有1986年的学潮出现。这个学潮暂时压下去之后，随着经改过程产生的官倒、贪污、腐败和通货膨胀问题，又有1989年的民运。不少党内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幻灭，中共政权也就面临严重的正当性危机。全面否定文革，固然有利于邓派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但是如此一来，除了造成党的正当性危机之外，连带着中国革命的精神面貌和崇高价值也大量的消失。在崇高的信念被摧残之后，人心从文革强调的「破私立公」，恶化为如今的一心为私，甚至是寡廉鲜耻，廉耻道丧，史所罕见，也造成社会高度的两极分化。彻底否定文革的结果，不但在社会经济上，在人心道德上，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都非常巨大。 邓派为了确立经改路线的正当性，全面否定文革，故意夸大文革的灾难性和负面性。透过伤痕文学以及对文革派人身及政策的丑化，一方面固然为他们的经改扫清道路，另方面却对党、对中国社会，都产生极大的破坏。我个人在大陆读书时有很深刻的亲身经验。当时知识分子中，普遍有种论调，认为仅就东亚地区来看，中国两岸和南北韩的经济对比，显示搞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才是正确的发展方向，这种浅薄的论调真是不可思议。1989年民运时，人民大学还公开贴出「中国私有化宣言」的大字报。这是文革挫败，邓派全面加以否定之后必然的结果。中共表面上还讲社会主义，但是内在的精神和价值观已经跟马克思主义完全脱节了。 金：可是现在的政权没有办法不去否定文革，因为以改革派的阶级性来看，他们势必要对文革加以否定才行，因此连带的它也不可能继承共产党以前的革命功绩。 主持人：因为时间关系，座谈会必须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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